穆嘉生口中那场箭在弦上的战争，如他所料在1941年的秋天打响了。湘雅医院成立了支援前线的医护小组，我和文安不顾家里的劝阻，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且要求到最前线去救助伤兵。
临行前，我从箱子里翻出顾绍桓送我的那把勃朗宁手枪，分量不轻，乌木的手柄，枪身在月光下泛着冷冷的银色，像一把旋即出鞘的利刃。他说：“没空好好教你练枪，但我听小穆说你打得不错，我把它交给你，希望你没机会用得上。”他推门走出去，月光也像今日这般好，在他身后投下一道颀长的影子：“你和文安在一起共事，她柔弱胆子小，不比你走南闯北野惯了，我把她也交给你。”
若按往常，我听到这番话必要与他辩上几个回合——娶了媳妇忘了妹，如今文安处处都好，而我在他心里沦落成个“野丫头”。可我那时候一颗心明镜似的，不吵也不闹，只点点头对他说：“你放心。”
我将枪掖在包袱的最底层，挎起包袱走出去，转身关上了门。
初秋的清晨露水浓重，万物还未苏醒，街上清清冷冷没几个行人。我拉着文安的手一前一后地走，不过半个时辰就到了医院门口，坐上了特别调拨的军用卡车，一路疾驶向潼溪。车上风大，我给文安披上斗篷，自己也蹲下来，随着车子上下颠簸小鸡啄米似的打着盹。约莫过了三四个小时，车子驶入岳阳境内，老远便听见隆隆的炮声。
车上一众人都清醒过来。卡车停在一片画着十字的简易帐篷前，挡板还未及打开，便有一位衣袍上沾满血迹的男医生跑过来吼道：“快来几个人跟我去前面抬人！”我和文安对视了一眼就往下跳，那男医生扶了我们一把，朝后面招手道：“跟上！”我想起那把枪还在包袱里而包袱在车上没拿，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跟着他没命地往前跑。翻过了一片高地，眼前战火仍未熄，下面横七竖八躺满了日本兵和我们的人。我们从土坡上滑下去，四散开来找寻活着的人，将伤员流血处简单包扎了，尚能走路的搭把手扶回去，重伤昏迷的抬到担架上运回战地医院。
说来也奇怪，未上战场前我设想的反应统统不成立，身临其境时脑中想的只有如何救人，满心满眼都是伤患，对于战场的恐惧与畏怯仿佛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和文安来回跑了两趟足有数十公里，汗水涔涔地淌了满脸，膝盖打软，腿肚子转筋，精神尚可持续战斗，生理上却有点吃不消了。留守的医生护士换下我们，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问文安：“你还好吧？”
文安一张脸跑得红扑扑黑乎乎，微微喘着气对我说：“我还好。”坐在椅子上缓了缓陷入遐思，“也不知道姐夫和绍桓他们现在在哪儿，我姐姐都要担心死了。”
我拉过一张凳子在她身边坐下：“是啊。”
文安蹙起一双纤细的娥眉：“他们走了这么久，一人只寄了一封信回来，还都是三个月以前写的。”
我安慰她：“战时通讯不便，他们随军队辗转数地，没空写也正常；又或是写了寄丢了也未可知。”
“话虽如此，可就这么断了联系，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我愁眉苦脸道：“你和大姐好歹还有一封信，穆嘉生可是一封也没给我写。”
文安从椅子上支起身子，惊讶道：“不会吧？可能是寄丢了？”
我嗤之以鼻，冷哼了一声道：“他大概觉得他和我哥在一起，我又和你在一起，有什么消息一封信足以沟通，不必巴巴地写两份费事。”说着在心里白了他一眼。
文安无奈地苦笑，扶我站起来：“走吧，去换衣服。”
战地医院条件简陋，夜晚我和文安并几十个女医护共睡一张大通铺。月华如水，照得我心里透彻明亮，怎么也睡不着。我一人占据的空间狭小，夜里不便翻身，我怕搅了他人清梦，因此蹑手蹑脚披着外衣下了床，推开门在外面的石阶上坐了下来。月儿皎皎如银盘挂在远空，我望着它，才想起今日是七月十五，传说中的“中元节”，不禁皱了皱眉头。我本是个唯物主义者，然而这些年战事频起，在意的人如今又上了战场，因此也不由得对鬼神之说上了心、有了敬畏。今日是我和文安头次奔赴战场，却赶上这个日子，怎么说都有些不吉利。我望着一轮圆月，聊起衣摆跪下来，朝它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双手合十，心中默默祝祷，一愿我爱之人平安顺遂、无病无灾，二愿华夏土地河清海晏、时和岁丰。
这日是民国三十年九月六日。战争逐渐白热化，湘雅医院从长沙派来增援的医生护士越来越多，有人带来一部收音机，让我们这些身处前线却不知战况的人得以每天聆听战报。10日，日军第6师团第13联队在甘田、团山坡附近同高广川所在的国军第4军第102师陷入苦战；15日大云山战斗结束，而他们18日拂晓方仓促进入新墙河南岸阵地驻守，意图与强渡新墙河的日军决一死战。
“这么说，日军离我们只有几公里了。”不只是谁在背后说了一句。医院中有年轻的看护吓得哭出来，其他人虽默默无言，可是面上少有一丝血色。我站在收音机前，左手紧紧握住文安冰凉的小手；右手伸进护士服口袋里，默默摩挲着那把银色的勃朗宁。
野战医院陡然增加了三倍的伤兵，大大超出了负荷，以至于伤势较轻的患者只能坐在病房地下，连护士站也挤满了伤患。我们把能倚能靠的地方都让给他们，站着扒一口饭就去上手术台——附近村镇的年轻人都跑来帮忙，小伙子负责抬担架，女孩子们则做了看护，为我们省下大把精力专心做手术。消毒、打开、取弹、缝合……我机械般地重复这几个动作，鼻腔内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眼前是大片大片触目惊心的红。文安被换下去巡房，她问遍了所有伤兵的番号，59师、102师、90师、60师……都说没有见过高广川，也没看到他负伤被抬下来。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是好消息。”她一遍一遍地自言自语。我无言以对，只能把手中的热茶推到她面前：“歇歇吧。”她的手像数九寒天里的冰窟窿，只那么一碰，寒意就从毛孔迅速传到血液里。
日军的炮火炸毁了天线，无线电也听不见了，我们这群人像是孤岛上的住民，恐慌和绝望的情绪逐渐蔓延开来。足足等了十日，往返长沙的人才带来消息。
高广川阵亡了。
文安抱着我哭成了泪人。我拼命忍住汹涌澎湃的眼泪，硬生生把它们憋回心里，一下一下像拍小婴儿似的抚着她单薄如纸的后背。我的身子站得麻木，心上一阵阵电流撞击，哽咽得喘不过气来。
我想起三年前在长沙火车站第一次见高广川。那时候他一身半新不旧的咔叽色制服，帽子戴得半歪不正，大剌剌地拨开人群向我走来，大嘴一咧笑得十分舒畅：“姑娘可是顾家二小姐？”盛夏的太阳照在头顶，他高大魁梧的身板沐浴在炽热耀眼的阳光里。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依旧是秦汉时期的明月和边关，守边御敌鏖战万里的征人却再也不会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