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成化元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北司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以及对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高度要求。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适逢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
锦衣卫另一项着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来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既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也出过马顺，纪纲一类的走狗，酷吏。既有过对万历中日战争中出色的情报战，及其对蒙古贵族策反等表现，也有过依附东厂，妄杀忠臣的卑劣行径。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皇帝监视，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阶层的腐败行为和预防可能的叛乱，同时负担相当部分国防及情报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监督士大夫阶层，文武官员的犯罪行径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也使得不法之人及文官集团更加忌惮。有明一代的锦衣卫，基本是文官，宦官两大同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工具，主要作用总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尽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相当的负面影响。
明代的锦衣卫设立之初，乃是着名的酷政。《明史？刑法志》明确说，近于汉武帝时之诏狱。所谓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多年，将国家拖入了战时体制，多用法家酷吏，严刑峻法，《史记？酷吏列传》等篇说，汉武帝晚年，诏狱多达二十六所，关押有郡守、九卿一级高官前后达百余人，牵连对象至十余万人。不过，在汉代，这类酷政依然只是汉武帝晚年阶段较短时期的现象。了解了诏狱的性质，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设置锦衣卫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太祖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
这样来看锦衣卫，性质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说明其特务机构性质。汉武帝时的诏狱，仍是由朝官办案，只是严刑峻法的政策失误；明太祖的锦衣卫，则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维护皇权，铲除腐败之心过关切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类酷政不可以为常，所以，在蓝玉案以后、也即是功臣都已杀得差不多后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他就下“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不过，始作俑时心术已坏而造成的弊政，是难以断根的，到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借着京城文武功臣已经杀光、大伤元气的特殊机遇，起兵夺了明太祖嫡孙建文帝的帝位，是为明成祖，不免又要大杀忠于建文帝的正直官僚，这却又需要特务机构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锦衣卫重又灿烂辉煌。明初两代重用锦衣卫，其后，有明一代，此弊终难去矣。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着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现在，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既然崂山四鬼跟锦衣卫有了勾结，这事还真不好处理了，总不能将来人全部都灭了吧？估计真要这样做的话，女娲的后人会以破坏世俗界的罪名直接将自己给放逐了，看来这事还真得让吴猛德出面解决才成了，不管怎么说，现在东厂死死的压着锦衣卫，相信锦衣卫的人见有东厂的人出面插手，会退缩的，想不到大都一行还真是收获颇丰啊！想到怀里那块令牌，李玉龙的脸上就笑开了花，东厂也罢！锦衣卫也罢！只要别惹他，大家和平相处，谁也不犯谁，真要是惹火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不改变世俗界的历史发展这规矩自己这样做不算是破坏吧！自己又没有亲自动手，相信女娲后人就算知道了，也不能给自己安个“莫须有”的罪名吧！李玉龙倒是想亲手灭了崂山四鬼，替自己的二哥报仇，可一旦动手，很有可能会引起东厂和锦衣卫之间存在已久的矛盾爆发，到时候可能就真的改变了历史的发展了。
达到自然之道大成境界以后约束太多了，总让李玉龙感觉到有种束手束脚的样子，在世俗界，现在他也只能当着威胁别人的筹码来使用了，空有一身武功却不能跟人动手，光是想想就觉得郁闷之极，原本还想找以前那些追着他打的江湖正义人士的麻烦，现在看来，也只能在心里想想罢了，根本就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