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成为现代的。对一位哲学家而言，时下什么东西能够比后现代问题更现代呢？正是这个问题，如今引发着激烈的争论和各种各样的解说。无论我们想怎样规避它，每当我们试图确定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时，它便总是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样的确定，终归是任何一位文化历史学家所必须去完成的。这种关联在如今，当人类已面临着共同的大难——核武器的、生态的、人口的大难时，尤为重要。《启示录》所揭示的那个幽灵，已出现在大地之上。
后现代化通常首先被解释为危机的深化，是对危机的过分解读，这毫不奇怪。我不反对这种解释，但我想要对它加以补充。全盘相对论，且首先是价值的相对论，这是时代的特征。德语术语“Beliebigkeit”（一切均可）、英语术语“Anything goes”（诸事随意），均表述出事物的实质；而俄语术语则为“Все дозволено”（百事不禁）。这一表述，众所周知，曾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恐惧。这一表述没有任何新意。总之，如果细细观察充作后现代最新成果而提出的那些口号，便会发现，那里许多东西往往是对过去的重复。虚无主义不是昨天产生的，价值相对论亦然。
现今事物总是会被视为过去曾有事物的损失。只是因为失去的曾被认为较之得到的要少些，进步的思想才得以存续。现如今，失与得的平衡出现了危机，得由盈余转为亏空：人类现在是失多得少。失去的数量之大，竟致意欲超越过去的主张也失去了意义。于是产生了回归昔日的意愿，当然是亦不失去现代的种种正当所得。“后现代化”观念所具有的正是这一意义。“后现代化”观念具有深化文化危机的意向，同时，也表现出针锋相对的战胜灾难的意向。
就这个层面而论，最为重要的是：被认定为现代化的，是与现今精神相符的，是处在某种程度上与老旧的、过时的事物相对立的状态中的事物。
如此一来，人们会将过去作为现代化的前提，作为低级的、“已被撤除的”阶梯来看待。而后现代化，在我看来，与现代化的差异是，不是将过去视为前提，而是视作自身的直接组分。这是现有与曾有的合流。
后现代建筑艺术，运用着所有先前的风格——好还是不好，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重要的是，它是怀着理解之心对待过去的存在，并努力将之纳入自身。今日的哲学，亦是这般操守。今日哲学在明白了不能发明任何新事物之后，便成了后现代哲学。新事物是可以在文化遗产中寻觅、发现的。
我认为，哲学已经达到自己的极限。此论之意不是说哲学今日已是无话可说，它已失去自己的意义。不，它的意义很重大，并且，这一意义正在于对遗产的把握。哲学今日只是作为哲学的历史而存在。哲学——这是对智慧的爱；若是您愿意，它本身就是智慧；而智慧已经被告明，我们的任务便是：要掌握智慧，诠释、传播、实现智慧。古老的智慧今日正在获得新生。
俄罗斯思想的命运，便是此说的鲜明例证。俄罗斯思想如今正经历着重生，正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现实。有些人将俄罗斯思想称为未来的哲学，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对它持否定态度。为了对它做出判定，就让我们对这一事物的实质做一番了解吧！
俄罗斯思想为何物？时而有人会说服道，俄罗斯思想，就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3]。我引用的是亚·雅诺夫[4]1988年在美国问世的那本书（该书的封面上是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东正教圣像的图画：圣者的光环是用苏联国徽剪裁而成；在作者眼中，“俄罗斯思想”就是教会与政府协同一致的扩张纲领）。要想抱定这一观点，不必成为“第三波”移民。在一位昔日的“共产党人”的文章中，我们会读到类似的文字：“‘俄罗斯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家级的帝国思想。”[5]但愿反共产主义者和后共产主义者观点的这种吻合，不会令您感到惊异。我们不会去探寻如此惊人的思想一致所形成的原因。我们总是会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形之下遭遇损毁俄罗斯精神历史名誉的企图。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1992年曾主办过一个主题为“俄罗斯思想与新俄国国家体制”的学术会议。发言者畅所欲言，无所不至，却极少谈论俄罗斯思想。“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思想。”——这是奥·鲁·拉齐斯[6]发出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申明。丹·维·德拉贡斯基[7]则声称：“当人们谈起俄罗斯思想时，便不禁会令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因为，这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帝国的思想，不折不扣，正是如此。”[8]
不足为怪，亦时常有一些来自境外的对我们的呼吁，号召我们忘却俄罗斯思想，拒绝它，把它作为曾在各族人民之间制造纷争的陈腐主张而加以摈弃。1993年3月曾举办了一场涉及俄罗斯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美国斯拉夫学学者约翰·斯堪兰建议我们摆脱那种似乎令我们深受其害的“唯我独尊的精神病态”。为此，依他所见，到了应把俄罗斯思想送去档案馆的时候了。它现在只会在俄罗斯与文明世界之间设置障碍。著名的波兰籍（而现在是美籍）19世纪俄国政治史专家安德烈·瓦利茨基对斯堪兰的观点表示赞同：“没有必要将自己隔绝在什么俄罗斯思想的框子里。”[9]
我们要更为精确地说明，“俄罗斯思想”诞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他在征订1861年《时光》杂志的布告上写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被中国的长城与人类隔绝。我们正预感到，我们未来行动的性质，应当是最高级别的、全人类性的；俄罗斯思想可能将成为所有那些正在被欧洲于其各自的民族中以如此顽强、如此勇敢的精神加以培养着的思想的合成。”[10]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回归到这一思想。
1888年，索洛维约夫在维特根施泰因公爵夫人的巴黎沙龙上发表演讲，呼吁基督教诸教派联合。演讲稿曾以“俄罗斯思想”作为标题而发表（先是用法文发表）。索洛维约夫写道，俄罗斯思想“不含有任何特殊的、分立主义的东西；它仅是基督教思想本身的一个新视角；为了实现这个民族使命，我们不需要与其他民族反向而动，而是要与它们同行和为它们而行动”[11]。
那本名为《俄罗斯思想》的图书，亦归于尼·亚·别尔嘉耶夫的笔下。俄罗斯思想的含义——“诸民族的兄弟般情谊、寻求普世的救赎”——在别尔嘉耶夫那里，是对俄罗斯思想更为言简意赅的表述：“人人有责为人人。”[12]显然，应当相信的，是这些俄罗斯思想的缔造者与体现者，而不是对这一思想存有偏见的那些诠释者们。
俄罗斯思想的重要体现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他们的先驱是卡拉姆津、霍米亚科夫；他们的追随者，则是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洛斯基、卡尔萨文、伊利因、维舍斯拉夫采夫、弗洛连斯基、洛谢夫。我这里只是罗列出将成为我接下来要仔细研究的那些人物的名字。
卡拉姆津——对俄罗斯哲学史学家而言，是个新鲜的名字。通常，人们认定俄罗斯哲学史的发端，是始于霍米亚科夫；因为，正是他将聚合性概念引入哲学的。但是，依我之见，《俄罗斯国家史》的这位作者、这位精确地感悟到时代的驱使并以精确的方式表述出俄罗斯历史自觉的现代俄语缔造者，在俄罗斯思想的酝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亚于东正教理论家霍米亚科夫。俄罗斯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源自卡拉姆津。历史学，在卡拉姆津看来，就是对民众实行道德教育的训练，是“先辈对后人的遗训”，是对现今的补充和阐释，是未来之鉴。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卡拉姆津之上成长起来的。时至今日，《俄罗斯国家史》依然没有失去其意义；难怪在苏联时期它没有得到出版，且遭到诋毁。而流亡海外的伊·伊利因，却在他那本名为《俄罗斯文化的本质与特征》的书中，将其置于推荐书目之首。
俄罗斯文化，借用伊利因的话来说，是重大历史灾难之子。战事，且远非总是胜利之战，不断地降临到俄罗斯头上。莫斯科曾遭受过鞑靼人、波兰人、法国人的焚毁。但俄罗斯如同一只浴火凤凰，每每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并再度繁荣兴盛起来。普世救赎的俄罗斯思想，正是从国家罹患大难的往昔岁月中诞生。如今，整个世界，尽管有表面的安宁，却正在坠入灾难。因此，俄罗斯战胜灾难的经验，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更确切地说，是对那些预感到这一灾难并确信可以摆脱的人们而言，是重要的。而对于那些以为现今生产还在增长、警局还在顺利运作、任何不祥之事均不会发生的人来说，俄罗斯思想并不存在。
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其历史生活的组成部分。曾有人以某一些人民的名义自称他们是生存于“没有空间”的状态下。而在俄罗斯则恰恰相反：存在着没有人烟的空间，存在着大片大片广袤的、需要人们去开发的草原与森林。独特的、开辟“远方之远方”的空间绝对命令，曾起过作用。费奥多罗夫认为，俄罗斯土地之辽阔，孕育出具有进取之心的、注定在地理和宇宙方面成就功业的性格。《圣约翰启示录》中预言的“新的天空和新的土地”，不会令人恐惧，更确切地说，是令人向往。《启示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的读物；世界末日论的紧张感，是整个俄罗斯哲学所特有的。
俄罗斯——这是诸民族的聚集体。即便是今日被官方称作俄罗斯的那部分，即大俄罗斯（除了它，还有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红罗斯），即便俄罗斯的这一部分，亦是一个联邦国家，是一个曾经和睦相处的各民族之异族联盟。布尔什维克党人曾说服人们相信“俄罗斯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他们曾努力（且不无成效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而革命前的表述是另样的：“俄罗斯是各民族人民之家”（弗·索洛维约夫语）。今日，整个世界都是具有同一命运的各民族人民之家，因而，已成为俄罗斯思想构成的旧俄罗斯经验，是可资借鉴的。
为什么俄罗斯曾经能够成为各民族人民之家？这个已经成为连接欧亚的独特桥梁的国家，其地理位置并不是发挥着最后的作用。这些渗入亚洲的俄罗斯人、欧洲人和落居欧洲的亚洲人，都是怎样的一些人？他们无论是谁，都是“欧亚人”。
“欧亚主义”——一种在十月革命之后形成于俄罗斯侨民圈内的思潮，曾有此称谓。对欧亚人而言，俄罗斯既是西方，也是东方；“是后者占有优势的两方的合成”[13]。欧洲文明与亚洲独特性——这便是我们的命定之数。俄罗斯人素有的天性是：开放性地对待其他文明，有容忍之心，渴望理解和接纳不同思想或不同信仰的人，渴望与其和睦共处。两个文明区域的共生、一国范围内两种文明间的长期对话，决定了我国文明的面貌。
由此便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查明的那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普世回应性”（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即有能力对他人的灾难做出反应，能对他人的灾难感同身受，能给予援助，能乐他人之乐，能接纳他人，能重塑自我。“俄罗斯人的心灵……俄罗斯民族独有的天分，也许是所有民族中最有能力将全人类统一和兄弟式的友爱，将宽恕敌对、辨识与谅解异己、消解矛盾的清醒观念之思想，集纳于自身的。”[14]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别尔嘉耶夫的观念则是：“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就是尘世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在俄罗斯的心灵中，总在进行着两源——东方之源与西方之源——之争。”[15]我们得细细地去研究西方，首先是德国对俄罗斯思想的影响。并且这里恰好有一个精确的日期，标明德国人是在何时向俄罗斯人开启了智慧的宝库，那正是法国大革命那年。1789年春，尼古拉·卡拉姆津于哥尼斯堡拜访了伊曼努尔·康德，并留下了一份记录他们此次会晤的详细笔录。从那时起，康德便成了俄罗斯人的导师。人们开始阅读他的著述，与他争论；另有一些人拒绝他，有时还会诅咒他；但想绕开他，是不可能的。尤为重要的是《判断力批判》那部著作和第一个《批判》之作（指《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译注）中论及辩证法的那部分。康德谈到的是思维的辩证法，俄罗斯人，同康德的德国追随者们一样，则将辩证法归入存在本身。康德所论及的，是实践理性的运用，但留下一个发端于理论哲学的体系。索洛维约夫运用伦理学开辟出一个自己的体系，并仰赖着康德和叔本华来构建这个体系。矛盾是真理的征兆。黑格尔博士学位论文的这一命题，对卡尔萨文、维舍斯拉夫采夫、弗兰克、弗洛连斯基来说，是一个定理。谢林的影响亦是巨大的，他的积极哲学的种种主张，已成为对俄罗斯人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
实践哲学所关注的最为重要的课题，就是祖国的命运。俄罗斯应当走西方进步之路，还是寻找自己的路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俄罗斯知识界分化为两大阵营——亲斯拉夫派与亲西欧派。别尔嘉耶夫对他们曾有过精妙的评论：“无论他们分属何派，都热爱俄罗斯；亲斯拉夫派爱之如母，亲西欧派爱之如子。”[16]母亲享受着保护，儿子领受着教诲。这又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亲西欧派的继承者们——虚无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革命者诉诸武力的教育作用。这其中，许多东西源自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东西是按着俄罗斯的方式被搞得过了火。20世纪时，他们获得了胜利，开始将国家导入死胡同，而现在他们正走向灭亡。因此，俄罗斯人才摈弃了对“俄罗斯思想”的这种扭曲。
亲斯拉夫派的全套思想体系，却是另样的——爱俄罗斯如爱母亲。我斗胆断言：这个纯粹的俄罗斯问题，是绕不开德国的影响的。俄罗斯人曾经顶住了拿破仑，并击败了他。而德国人则曾为吾师：克劳塞维茨[17]育成了一些将军，费希特育成了一些思想家。他那篇号召为民族自觉而斗争的《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词》，曾不仅在柏林，亦在圣彼得堡被人们阅读着。而俄罗斯思想的产生，则是对亲西欧派和亲斯拉夫派片面性的克服，是将这两种观念合成于世界文明的统一理论之中。
东正教是俄罗斯思想最为重要的源泉。虔信宗教与无神论，曾在俄罗斯共存同处。关于上帝的争论，在知识界持续了整个19世纪。人们热烈地争论着，不论春夏秋冬，不计日落夜深。人们现在还在述说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就在这样久拖未决的争论的当口，有人提议去吃点晚饭。别林斯基对此愤然喝道：“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您却想到了吃。”[18]我不知道当时那些饥肠辘辘的争论参与者们是否留了下来；但在后来，俄罗斯人民有时更倾向于关心的，不是不可或缺的面包，而是要弄明白自己应对上帝所持有的态度。革命后，曾有成千上万的神甫被处决（基本上没有经过法院审判）；数万座修道院和教堂被捣毁。即便如此，俄罗斯人依然是信奉宗教之民。那个被蒙难光环所环绕着的、被视作道德纯洁的承载者的教会，很快重建起自己的地位。曾于1917年被预言的那件事，正在变成现实：是年，在保加利亚一个名叫法吉姆的村庄，圣母在一群孩子面前显灵，并预言俄罗斯近期将会大难临头；此后，这个国家将会发生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拯救意义的宗教复兴。
康德及其追随者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自由。《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撰写，是为了解决自由的二律背反。康德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经验世界没有自由，自由只存在于本体世界。道德操行要求在经验环境中本体化地行动。东正教能立刻使信教者进入本体世界状态，召唤信教者逆经验而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未曾刊布的一个章节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对话。斯塔夫罗金询问主教吉洪是否可以用自己的信念移动一座大山。主教的回答是：如果上帝吩咐了，我就能做到。斯塔夫罗金反驳道：若是上帝自己做这件事，那倒是有可能。主教不同意他的说法：不，这要由您自己来完成，但信念必是无量的。
我不是宗教理论家，不是东正教的狂热信徒，但从我们的哲学文献中了解到，东正教较之基督教的西方各支系，会更多地赋予人们自由意志。如果一个人动了移山的念头，那他就会因寄期望于上帝而能移动大山。重要的不是这件事将会发生与否，而是这个人对此事的坚信不疑。由此一来，在伊利因和别尔嘉耶夫那里，便有了如下的表述：“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相信自由意志和自由信仰。”[19]“与西方那些较为自由和较有知识的人民相比，俄罗斯人民内心深处，具有更为巨大的精神自由……这一自由之巨大，是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南北两极之一端；而‘俄罗斯思想’正是与这一自由之巨大紧密相关。”[20]
因此，如今一些幼稚的呼吁和时下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才会招来世人一笑。他们称：请给予我们新教信仰与个人主义和命定论吧，否则我们将会消亡！В．霍罗斯期冀“在俄罗斯东正教内部将会产生一些有能力发挥类似欧洲新教功能的改革派系”[21]。此类功能我们需要吗？世间万物，各有其道！
我不想说我们的宗教事务处于理想状态。俄罗斯人性格中有着与个人自由直接对立的特点。托尔斯泰将其称作“蜂群原则”（роевое начало），它要求你像蜜蜂依附蜂群一样地依附群体。毫无疑问，俄罗斯人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俄罗斯、对自己的出生之地、对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同胞的依恋。因此，你若是失去了祖国，甚至仅是短暂的时日，也会患上思乡病，因乡愁而苦恼。身处境外——很有趣，但不自在；尽管日常生活很便利，却老是想着要回家，想着要回到已经习惯于固守的家园。想要与亲近之人（哪怕是第一次相见）交往的渴望，无法遏制。那不是要交流信息，而是渴望吐露心声，做一番信任的交谈。那时，只需只言片语，你就会被理解，也会理解对方；其实，完全不必言语：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种面部表情，足矣，因为这样就已是一切了然，尽管交谈可以无尽无休。这种渴望成为整体之一分子、成为整体命运之一部分的情感，托尔斯泰将其表现在农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个文学形象（《战争与和平》）身上。向俄罗斯历史发起挑战的贵族恰达耶夫，比其他人都更精确地表述出俄罗斯人的这一信条：支配着我们的，首先是我们与祖国、家庭、思想氛围的关联感。人类并没有其他的使命，除了消除个性存在这项工作，并用社会的、完全没有个性的存在取而代之。由此而来的，便是在共同创举之中的忘我精神。首先是军人的勇武忘我精神。
蜂群原则是获胜的保证。但它也是灾难的征兆。这种灾难，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了。他那部《大法官传奇》，不是出自大脑的想象，而是源自俄罗斯人的心灵深处。在那里，他看到了俄罗斯人赞同甚至渴望拒绝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情愿将个人责任委于任一他人，信任并服从于他，且“一定是全体一致地”信任与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了斯大林的出现——不是这个人，而是这种现象。
因预感到这一灾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运用自己的全部创作，竭力去唤醒和强化俄罗斯人心灵所固有的那种个体原则。就这个意义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托尔斯泰的对映体。托尔斯泰在蜂群原则中看到的只是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为深入于事物的本质，亦即深入到俄罗斯人的心灵。个体原则自古以来便为俄罗斯文明所拥有。有时会读到这样的文字，说是个体问题在俄罗斯的出现，不过是资产阶级关系确立时期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始于普希金时代。这是不准确的。自由个体的基督教思想，从一开始便为东正教所接受。每个心灵都将会自行“听从上帝”，自行采取决定和为这一决定承担责任。请去通读一番圣徒传，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一种个性，更是生活的导师。请去通读一番大祭司阿瓦库姆[22]的著作，他曾谈及末日审判时的个体责任：“那时没有帮手，也没有庇护人；父不助子，母不助女，友人不助友人；没有施援者；每个人都将因所作所为而受到褒奖或谴责。”[23]安德烈·博洛托夫[24]——俄罗斯18世纪启蒙主义者，他的《笔记》是当时最佳的俄罗斯散文——亦是一位在自己的决定中不步“任何人”后尘的个性化人物。而在《俄罗斯国家史》那里，具有独一无二的俄罗斯人性格的人物，被鲜活地、炽爱地塑造出来。
俄罗斯性格的典型人物，不只是有“小人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有“大人物”——那位高傲地宣布“我要向你们开战”的古代公爵[25]、打败马麦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26]、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27]、叶卡捷琳娜大帝、苏沃洛夫[28]。多得真是数不胜数。精打细算的当家人霍尔，也是典型的俄罗斯人。
蜂群原则与个性化是如何并存于俄罗斯人心灵中的呢？它们就是这样并行不悖地共存着。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并存着一些对立物，并且这些对立物在不断地相互转换着。当然，在其他民族那里，也是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对立现象；但是，“正题被反题所扭转”[29]，只见于俄罗斯。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典型的俄罗斯人特点：从暴动到驯服，从消极被动到英雄主义，从创造到捣毁，从节俭到挥霍（从“锱铢必较的商人”到“豪放不羁的莽汉”），或者反之。也可以说俄罗斯性格中存在着极端主义。尼·亚·别尔嘉耶夫曾写道：“俄罗斯人精神气质中，确实存在着追求极端或极限的倾向。”[30]
若是喜爱，必定无所顾忌，
若是威胁，必定不作笑脸，
若是责骂，必定怒发冲冠，
若是砍杀，必定臂膀抡圆。
若是宽恕，必定全心全意。
若是宴客，必定佳肴如山。
关于俄罗斯人性格中的二律背反和极端主义、关于那些极端的对立物的相互转换，是不可忘却的。况且，我们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们，还不时对这二极中的一端给予特别的夸大，同时又做出另一端似乎不存在的样子。他们那是在以曲解冒充真理。
全体和个体的有机统一，在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这一概念中获得了表述。这是俄罗斯思想的内核，是俄罗斯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一个无法移译成其他语言的词语，甚至德语也不成，尽管它在哲学术语学范畴中是最为包罗万象的。
Собор——这就是教堂。大家一同走进上帝的殿堂，遵奉着共同的礼仪，但每个人又都各自不同，向至高无上者颂赞各自的祈祷，在他面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期待着犒赏。Собор的另一个意思是会议、宗教会议；德语中的同义语为das Konzil。据此，谢·弗兰克曾建议将соборный译作Konziliarisch。列·卡尔萨文则提出异议，指出соборный一词并不是“承认教堂为最高权威”之意。卡尔萨文将此词转译为symphonisch［“соборность——这是一种交响，一种和谐的一致（гармоническая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сть），一种全体的一致（всеединство）”］。
尼·洛斯基曾笃信术语的不可译性。他写道：“‘соборность’这个词已经在德语和英美文献中被接受。生活在英国和美国一些大城市的英国基督教徒和东正教信徒联谊会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名为《sobornost》的杂志。”[31]这本杂志20世纪中叶在英国出版发行，现今已停刊。对这一聚合化做出否定性评判，是常见之事。例如，现今居住在英国的伊·戈洛姆什托克[32]便坚称：“聚合化——这是典型的俄罗斯人概念，但是我现在依旧认为，民族特性与此毫不相干。每一个民族都会经过集体自觉的阶段。然后，这种自觉又会瓦解。俄罗斯人的自觉不过是落后于欧洲人的自觉罢了。”[33]另一个类似的观点是：“聚合化是一种独特的、改革前的生存状态。”[34]甚至像格·波梅兰茨那样具有极高修养的作家，亦声称“聚合化是对个性形成不充分的平衡”[35]。
在东正教界，人们依旧秉持着传统的观点，即“聚合化是当代最基本的一种观念，而当代的标志便是两极化对立体系：绝对的个人主义和绝对的集体主义”[36]。
聚合化是个人的与社会的合流。这是一种涵括着丰富多样性之独特与个别于自身的同一（общее）。关于这种同一，黑格尔曾有过描述。这种同一，时常遭遇不被理解，因为它一直处于抽象思维的范畴。是的，正是德国人把非形式化的同一这一问题作为抽象思维的实在而提出来（要知道，这正是聚合化的实质）。在黑格尔之前，这个问题曾一度令谢林感兴趣。范畴体系思想，便归于他的名下：在每个范畴都占据严格的位置且其与整体的关联使得能够定义概念的哲学体系中，概念会变得具体。而开端，像通常那样，始于康德。我所指的是《判断力批判》一书中那个著名的第77节文字，那里谈到了形式逻辑方法的缺陷。运用知性之力是理解不了一个有机整体的。在通常的逻辑中，局部会因一些偶然的特征而有别于整体；而在一个有机体中，这种关联则是必然的。因此，康德曾断言，可以想象到有“另一种知性”，这种知性不是推论性的，而是直觉性的；它必然会导向各局部的关联。
康德早期的思想便是如此。早在1772年，康德在写给赫尔岑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问世前九年，成为对该部著述的首次披露）中，便已将通常的、推理性的知性与直觉性的、宗教性的知性相比照。这后一种悟性，熟知各种事物的原初形态。“然而，我们的理性及其种种观念，不是除了道德及其种种善良的目的之外的事物之因。”[37]康德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先声明！
俄罗斯思想曾将话语转移到伦理学和宗教领域，把聚合作为许多世纪以来东正教在人民心中培植出来的、直觉上系了然无疑之事而提出。霍米亚科夫曾写道：“在信仰问题方面，学者与粗人之间、出家人与在家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国王与臣民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没有区别。何地、何时需要差别，由上帝来裁夺。少年会获得经营的能力，婴儿会被赋予绝顶聪慧的语言，有学识的主教的胡言乱语会被没有文化的牧羊人驳倒，这为的都是使一切均统一于真实信仰的自由统一之中。那统一就是上帝精神的显现。这便是深植于聚合思想深处的宗教信条。”[38]据霍米亚科夫所见，聚合性的统一，就是“一种自由的、有机的统一；其迄今尚存的原则，便是上帝的恩赐——互爱”。我这里是根据C.C.霍鲁日那部杰出的著述《霍米亚科夫和聚合原则》而援引霍米亚科夫的这番话。这部著述我是要执意推荐给读者的[39]。
俄罗斯神学史学家格·弗洛罗夫斯基在承认霍米亚科夫功绩的同时，常常若是不提及霍氏的灵感源泉，那也总是会提及与霍氏精神相符的那位德国作者。这位就是蒂宾根的理论家约翰·亚当·莫勒。让我们打开他那本名为《教会的统一，或天主教的原则》（1825年）的著作，我们会读到：“天主教的原则，是要将所有信者联合为一体；在此种情形之下，这一原则并不会消除独立的个体。因为每一个体都是作为教会团体的一个鲜活成员而继续存在下去。这样的独立生命体，有着各自的、不应消失的个性；若构成整体的诸独立个体的个性消失，整体无疑将会中断存续。正因为有着个体个性的丰富多样，正因为这些个性的自由与自在的发展，才会有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有机体的形成。”[40]
莫勒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弟子，他曾将他们的辩证法运用于批判把信仰的所有事务均诿于个人的新教。东正教的思想家们曾坚信，天主教在批评新教时，抵挡不住对立面的诱惑，会构建起规章制度严格的基督教。别尔嘉耶夫将聚合化作为东正教的美德而表述出这样一种观点：“聚合化，即对立于天主教的权威化，亦对立于新教的个人主义。它意味的是一种不承认凌驾于自身的外在权威，但也不承认个人主义者的隔绝与封闭的共同体化（коммюнитарность）。”[41]在另一处，别尔嘉耶夫曾将聚合化与共产主义的团结一致、集体主义加以对比。在后者那里，个人因损害由外部所强加于他的“共同意志”而受到压制。
聚合化扎根于人们生活的程度如何？诗人、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把聚合化视作一个极其完美的宏大事业：“聚合化——这是一项任务，而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未完全地、牢固地存在过；且如上帝一样，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寻觅到的。”依这位研究聚合化非凡现象的伊万诺夫所见，“现实生活中，既没有与这种非凡现象直接、完全相吻合的典型现象，也没有与之内涵相等同的逻辑概念。聚合化的意义，对理论思维而言，是一种任务；同样，对生活样式的创造而言，聚合化的意义，便是聚合化的实现。”[42]
可以想见，伊万诺夫并不熟悉谢·特鲁别茨科伊的著作《论人类意识的本质》。在那里，聚合化概念已阐明了被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实质。特鲁别茨科伊的出发点，是那位已经确定认知的诸形式为先验性的康德。他责备康德没有在先验与主观之间做出足够的区分。依特鲁别茨科伊所见，先验的是聚合性的。在理论和伦理性质的所有活动中，我们都在内心维系着与所有人的聚合。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认知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亦不可能是个人独有的，因为，它作为聚合性的，要多于个人的。”[43]
特鲁别茨科伊的责备，是言之有据且公正的——仅对新康德主义而言。康德本人亦知道主观与先验之间的差别；他引入先验的概念，为的是要将认知提升到主观性之上。在认识论层面上，俄罗斯的聚合化与德国的先验性，所意指的为同一物。
但重要的是实践的、社会的层面。谢·弗兰克的著作《社会的精神基础》，包含着在这个层面上对聚合化的分析。我们还将会回到这部著作上来：如今，它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破产后，你时而会听到有人说，任何一种共同体（общность）都不好；它会使人变得畸形，会导致暴力，若非肉体上的暴力，也是精神上的暴力。我将不引用学术论著，而只提及那部闻名的、为青年人拍摄的“教育性”电影《浪》。这不是一部艺术片，也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政论片：在美国的一所学校里，老师主持着一场实验——为学生组建一个名为“浪”的帮会，那里有自己的等级制度、纪律、礼仪。这很令男孩子们喜欢，但老师向他们解释说，这便是走向希特勒之路。该影片的中心思想是：任何一种同一性都会导致极权主义，只有个性才是有自我价值的。
现今在美国，也流行着另一些思想。“时下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评，源自美国，它正使共同体概念回归西欧。自由主义的新的共同体主义的批评，在许多方面较其先前的、针对（美好的）统一与（丑陋的）社会之对立的批评，更有说服力。这一批评的锋芒所向，既反极权主义，亦反自由主义。”[44]前面援引过的那部德语著述，是用于与共同体主义（коммунитаризм），即关于共同性的学说（不要与共产主义混淆）进行论辩的。共同体主义，这可以说是美国社会思想中最新的后现代词语。
后现代性，即向往昔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的回归。我们那些智慧的同胞们，早在20世纪便已得出结论：现在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共同体，有虚假的，但真正的共同体，也是可能存在的。趋同倾向，不是人类喜好合群的本能。人类的未来，将会处于高度同一化的状态，在那里，个人会充分彰显自我。聚合化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宇宙时代的问题。人类始于从众心态，后来，克服了这种心态并生成了更为高级的共同体。个人主义有助于走出从众心态，但它本身并不是文明的最高成果。
至于虚假的共同体，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对人类而言可能是一种危险。归于此类的共同体，有建立在民族特殊性观念（所谓“优等种族”、“特选民族”）之上的各种联合、各种犯罪组织（如黑手党）、持有秘密目的（如共济会的谎言）的各种组织、各种曾难以进入且更难以退出的“新型”政党（如苏联共产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等）。所有这类共同体，均是依据官阶等级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它们往往为“自己人”开放无尽的特权，而对“他人”施以压制。聚合化则以自己的开放性、普及性和人道性而有别于此类共同体。未来属于聚合化。
霍米亚科夫曾经说道：应当拯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类。弗·索洛维约夫曾批驳过个人主义。他将个人拯救的思想称为“中世纪的世界观”，是旧时的作为。拯救应当不是凭借一些人的单独作为去实施，而是应当只依靠人类的共同行动来完成。“共同事业的哲学”——这已是宇宙论者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学说的称谓。在俄罗斯的宇宙论中，聚合思想获得了蓬勃向上的特征。在这里，索洛维约夫提出的那些抽象的向善的呼吁，在一个具体的纲领中体现出来：人类应当联合起来对抗死亡这个宿敌；应当使逝去的一代代先人复生；为了安置和供养他们，应当对宇宙进行开发。
帕维尔·弗洛连斯基在解释聚合思想时，曾举俄罗斯歌曲为例作一比较。此种俄罗斯歌曲是和声唱法，即在保持和声统一的状态之下，允许各声部的完全自由。在这种歌唱中，没有一成不变的音部。在曲调的每次重复中，无论领唱者，还是合唱者，都会有新的唱法。合唱常常不会在前一个加入的那个地方唱起，否则，便不会在领唱时完全不发声了。这一统一的达成，靠的是内部的相互理解。每位歌唱者都或多或少地会即兴发挥，但那不会使整体分化瓦解，反倒会令其联系得更为紧密；因为，共同的事业，是由每位施行者结构起来的，且是经过多次和多样化地结构而成。弗洛连斯基在概括《在思想的分水岭处》一书的一些思想时，曾写道：“我们在一息尚存时自行进行涂敷圣油的仪式，且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我们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机体，由单独的、依据同一性原则而相互排斥的一些元素、小分子、细胞、精神构成物等聚而合一。就如同我们聚合成一个家庭、一个种族、一个民族等一样，我们在生前涂敷圣油并将整个世界纳入人性的一统之中。”[45]聚合化，这是全世界性统一的范畴。关于各民族的聚合化统一，尼古拉·洛斯基也曾有过一番憧憬。
在哲学的层面上，聚合化与古代的万物一体辩证范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万物一体便意味着诸个体与整体的相互渗透及共同性。在保持自己的多样性的同时，这些个体相互联合并与自己的整体保持完全一致的统一。这一思想产生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那里，经过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和文艺复兴时的泛神论，又注入德国古典作品之中。谢林曾将自己的学说称为万物一体哲学。弗·索洛维约夫没有援引谢林，而是将（各种不同角度的）万物一体思想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在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们那里，这一思想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世界末日论，这是俄罗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出自福音经书的渊源之外，它还将德国人对这些渊源的解说吸纳进来。康德（在自己的那部微型杰作《整个存在的结局》中），有可能是在放纵自己而嘲弄《启示录》：他认为发展是无限的。但早在谢林那里，历史终结的思想已经获得了更为严格的、“肯定的”的意义：无限的进步是危险的。该是停下来的时候了。俄罗斯的末日论是积极的和乐天的。俄罗斯人在福音书的最后一卷里看到了对人类的警告：大难将至，人们若是不及时对这一大难予以预防，这便是他们最后的力所能及之事了。俄罗斯的末日论，是人道主义的。它所做出的推测，不是人类的灭亡，而是人类的改观。在这里，回忆起尼采的《超人》，倒是很适宜的。对索洛维约夫和费奥多罗夫而言，超人，这就是能战胜自身的那个大难——屈服于死亡并能与上帝站到同一水平之上的未来之人。
未来之“超人”、死亡的战胜者，其面貌会是怎样的？费奥多罗夫道出自己那个冲击想象力的假说：他将未来人类视为“万物一体之存在”，是在个性得到保全状态之下的万物一体的存在！这将是一些能把人们黏合在一起的特殊的蜂胶。费奥多罗夫在三位一体的形象中找到了它们。在那里，上帝是统一的，并以三个位格的形象显现。人类亦是如此，与上帝一样，将成为永生的、统一的、多面的。保留着个性的世界万物一体，这便是费奥多罗夫的宇宙聚合，是他的理想。别尔嘉耶夫赞同这样的说法，即人的宇宙使命在“俄罗斯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让我们重温一下：俄罗斯思想，这是对共同灾难的预感和关涉普世拯救的思想。它诞生于俄罗斯，但曾仰赖西方的、首先是德国的哲学文化的滋养。它的渊源是俄罗斯历史经验、东正教、德国的辩证法。俄罗斯思想的宗旨是：将人类联合成一个高级的共同体，将人类改造成宇宙发展的一个要素。如今，俄罗斯思想（时而会冠以另一些称谓）正在复兴，正在使我们这个黯然失色的汽车—电子化现实生活充满一种特殊的意义。
最后便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统一和拯救人类的思想被称作俄罗斯思想？它恰恰诞生于我们国家，这是一种偶然吗？或是在列举的种种思想的综合与俄罗斯民族生活之间，存在着深深的关联？我们将会努力论证这种关联。不必提醒人们去关注我们的各种疆域、关注俄罗斯民族的种族多样性，还有某种重要的事物存在。对这一重要事物，瓦·瓦·罗扎诺夫在他那篇就我们的话题而言极其重要的文章《“俄罗斯思想”近旁》中曾予以了关注。这便是：俄罗斯生活的普遍困窘状况。生活于恭顺与隐忍之中的人民，不可能不倾心于四海皆兄弟情谊的理想。这就是出于激励“蒙受屈辱的所有人民”[46]去期盼获得不唯是自己的、亦是所有人的最佳命运的动因。罗扎诺夫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主人公之一的话：“真实的、永恒的上帝，选定我们这个赤贫的民族，因为它隐忍、恭顺，因为它貌不惊人、才不出众，让它与自己联手，就是要利用这个民族使整个世界驯服于他的真理……”
因苦难的命运的戏弄，这个承载着四海皆兄弟思想的民族，曾被诱入血腥的激变之中。在那里，没有了人间福地与逃生之路；它陷入被劫掠、被压榨的境地并且被置于灭亡的边缘。今日的俄罗斯思想，首先是对民族复兴的号召和对俄罗斯物质与精神复兴予以保全的呼吁。俄罗斯思想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因为人类（而不仅仅是俄罗斯）已步入灾难的边缘。这正是当今所有企图在各自的思想中将俄罗斯人想象为既是一个奴隶民族，同时亦是一个侵略民族的尝试的极其可恶的原因。
有人可能会对我说，俄罗斯思想没有任何新意，不过是在重复福音书对我们的那番训诫。我同意。但是，我应当再次提醒一下，后现代思维是在更具说服力的层面上使往昔具有现实意义。俄罗斯思想，这是用现代辩证法术语阐释的、全人类基督教思想的组成部分。在它那里，得到表述的是目标，而不是方法；但那是个伟大的目标，这已经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