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已大致由“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和理论建构的意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等文章所阐明。这里要略加讨论的，是国际关系局部理论对当代史研究的适切性、当代史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意义以及局部理论与当代史研究的融合问题。
一、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及存在问题
这里所说的当代史，有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指1945年以来的历史，二是指国际关系史。从国际关系的演变发展来看，1945年之所以标志着当代史的开始，首先是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系列变化或革命性事件导致了那个始于1815年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土崩瓦解，其次在于这些变化所塑造的国际关系几乎完全不同于先前的那个时代。那么，当代史要研究什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当代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在于阐明近年来历史的显著特征和范围。[181]这一真知灼见同样适用于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在笔者看来，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研究那些影响当代国际关系根本结构变化的重大因素，揭示这种根本结构变化的本质和特征；二是现状研究或案例研究，即研究现时代的重大事件、事态和趋势，包括战争、威慑、危机、外交决策、谈判、国际伦理等问题，这些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182]
对于前者，国际关系研究界根据现有史料对那些重大因素甚至结构变化做出了相当丰富的研究，如关于现代国际体系的变革、冷战的起源、持续和结束、涉及相关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新兴力量的崛起、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成为国际关系史领域中的新经典，如约翰·加迪斯的冷战史系列著作和时殷弘的《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20世纪回顾·国际关系卷》。[183]另一方面，现状研究的成就并不如人意，英国历史学家塞顿·沃森所提到的“大多数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当代史”的说法，[184]在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几乎完全不能得到反映。虽然国际关系现状研究几乎引起全部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兴趣，一些研究者甚至耗费了毕生精力“跟踪国际时事”，但这方面的绝大多数成就，不过是无数的前后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时事综述、分析和杂谈（这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尤为明显），有的甚至沦为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因此，作为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状研究虽然没有迷失应有的方向，即分析那些重大事态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但其缺陷已是非常明显：一是理论方法的缺失，即基本上不能自觉地将适切的理论范式或分析框架贯穿于案例分析；二是历史根本的缺失，即不大明了当代世界的根本变化乃是源于先前那个时代的长期趋势；三是伦理价值判断的缺失，即不太关心本国以外的、涉及全球事务的那些或特殊或普遍的问题，或者说缺少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概言之，在国际关系现状研究领域缺少理论与历史的结合。
举一个新近的例子。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继阿富汗战争后的又一重大的反恐战略举措，但仅仅把它看作美国反恐战略或美国霸权战争的逻辑延伸，虽然是部分合理的，但却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在国际关系的分析视角上，对伊拉克战争的深入而有益的研究，一是要从历史出发，揭示战争背后的深层因素；二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并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重大事件联系起来考察；三是分析战前和战争过程中的决策，从历史细节上把握战争的各种“迷雾”。前两类因素的研究可借助国际关系的总体理论或宏观理论，而后一类因素的分析则可借助国际关系的局部理论或微观理论，它可以在不需要历史学家所特别看重的档案文件的基础上大致合理、精细、准确地展现那些导致战争的各种因素和战争的决策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细分析对于以避免战争为目的的国务活动家和研究者来说，应该特别富有启示意义。
二、国际关系局部理论的性质和利弊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对当代史研究特别是现状研究或案例研究的向导意义，是同局部理论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一般说来，国际关系理论大致可分为总体理论和局部理论。总体理论试图以某一个概念或某一套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全部或部分，如汉斯·摩根索的“权力”、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leski）的“长周期”等，其特点在于命题的简洁性、内容的系统性和统一性、视角的宏伟性以及伦理倾向的明确性。但是，总体理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是片面的，单一概念难以说明多样化的国际关系现象，其理论说明略嫌粗糙空疏，远不够精确明细，缺乏微观预测能力。局部理论则主要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它们着重地精确描述并解释国际关系的特定现象，其方法论特征是实证性的，从某些事实出发提出理论假设，然后运用大量的、经过科学处理的事实或系统数据用来验证假设。因此，局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局部的准确性和较大的预测能力。一些局部理论家认为，国际关系分析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解释，而且是预测，他们认为，只要对相关决策者行为、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假设进行精确的、科学的验证，就能对同类的事件和趋势做出大体可靠的预测。[185]
局部理论是对总体理论的有益补充，它们使得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和议题大大扩展，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大大深入，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如以计算机为工具的数据分析、采访和口述、模拟等，从而促成了许多局部理论的创建，如决策理论、危机理论、军备竞赛理论、谈判理论等等。这些局部理论对于当代史案例研究的巨大促进作用，已由该领域许多杰出范例所证明。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决策的实质》一书，通过分析、归纳与总结，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双方的决策进行了详尽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理性模式”、“组织机构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三种对外决策模式。[186]三十多年来，他的这个理论创建仍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外交决策理论，成为政府决策者和研究人员用来观察、理解和预测各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危机时期外交决策的理论依据。艾利森的决策模式是从某一个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绝佳局部理论，它对当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除决策理论外，另外一些局部理论对国际关系现状研究的适切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其学术贡献即使在中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威慑理论之于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研究，危机管理理论特别是强制外交理论之于朝鲜核危机研究，博弈理论之于安全政策特别是军备控制和裁军政策研究等。在当代国际关系案例研究中，那些得出了具有局部或整体意义的教训或启示的作品，大都是自觉运用了某一个或某几种局部理论，如关于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研究，即朱锋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和吴莼思的《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两项研究，都自觉地运用了威慑理论，提出了分别对整体和局部国际关系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187]
但是，将局部理论运用于当代史研究时，要严防它们的一些致命弱点。第一，局部理论只讨论某一个事件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类因素，只探讨某一个或某一类细节/枝节/表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专注边际，忽视根本，看不到事件或问题的本质，或从某一个或某一类因素出发研究多个问题，如以国际危机/危机处理/危机决策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行为分析模式，只重视决策者心理因素，而忽视其他诸如国际体系、国内政治等因素。第二，局部理论脱离复杂的实际经验，强调定量分析，滥用科学方法，注重分析形式，不明白经验事实的极端复杂性，以所谓科学的模型或分析方法去预测一个涉及多种复杂因素的危机/事件/结构变化，从而根本不可能做到科学行为主义者所声称的“科学的”和“准确的”分析。例如，国内外学者用定量分析方法去预测极其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并声称其研究是科学的、准确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局部理论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必要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188]
三、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适切融合
局部理论的上述缺陷表明，生搬硬套或牵强附会地运用局部理论，或把一个个的局部理论堆加起来，将使国际关系无法得到统一而又系统的说明。适当而又成功的运用，除合理借鉴局部理论和总体理论各自的优势以外，还在于合理地借鉴各种局部理论的优点。以国际危机研究为例。关于国际危机的局部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战略分析家为代表的理性分析模式，认为行为者是理性的，危机是战略讨价还价的最高形式，强调通过威慑、强制等手段处理危机，着重探讨怎么应对、怎么处理危机；二是以和平与冲突解决研究人员为代表的心理/行为分析模式，强调冲突中的心理压力、威胁感知和敌对关系。这两种分析模式都是外交决策理论，它们各有特征，但也各有缺陷，如果只以其中一个去研究某个案例，结论和结果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当代危机外交研究的杰出代表詹姆斯·理查森指出，必须避免以某一个模式去解释一个或多个案例，而是要综合各种模式的优点，依靠研究而不是假设去解释历史。[189]
在这里，作为政治学家的理查森提出了如何融合理论与历史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而他本人在1994年出版的《危机外交——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国》一书中所作的努力，则为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的相互融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该书由四个部分组成，即理论简介、案例分析、理论验证和结论。作者提出，危机外交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去分析1815年以来那些性质各不相同的重大外交危机，总结出其主要特征，以此验证当前理论界流行的各种危机理论，从而不仅形成一种综合理论，而且得出关于决策思维的启示。从此出发，理查森分析了1815年以来的六类大国外交危机：1839—1841年东方危机；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危机；1903—1904年日俄战争危机；1938年苏台德危机；1870年普法战争危机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8—1949年柏林危机和1958—1962年柏林危机。然后，作者用他所说的那个共同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上述危机：（1）危机和国际体系，包括体系的地理和政治范围、联盟组合和行为规范；（2）政策目标选择，包括价值、利益和目标；（3）有选择的认识和错觉；（4）危机期间的讨价还价；（5）国内政治；（6）结果和战争危险。从篇章结构上看，案例分析和理论验证两个部分似乎是分立的，但实际上，作者在案例分析中已经贯穿了理论，而在理论验证中则让历史说话。这样，理查森以理论和历史的融合，修正并完善了以往的危机行为理论，形成了分析重大外交危机的综合模式。这项研究为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的结合指明了方向。正如他本人在书中所指出，局部理论与案例研究的结合，必须符合两个标准，一是理论是否适切案例，二是理论是否符合事实；如果某个理论模式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模式就是片面的和误入歧途的；局部理论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多种复杂情况和多个复杂因素，让决策者们更明确他们的政策目标，更了解他们面临的那些制约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处理危机，避免不必要的危机和战争。[190]
实际上，早在理查森做出上述努力以前十年，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戈登·克雷格和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兼战略研究者之一亚历山大·乔治，就已经通过《武力与治国方略》一书为局部理论与当代史研究的融合树立了一个迄今为止公认为最杰出的典范。该书第二部分完全将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不仅自觉地将局部理论运用于当代史研究，而且通过大量简洁而又不失详尽的当代史案例研究来构建、检验并完善局部理论。第二部分开篇即引用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历史的教训不在于使国务家们在下回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他们永远比过去要明智，从而提出其研究主旨是“在一个定义明确、便于系统比较和积累个案研究结果的概念框架内进行某一种特定战略类型的多个历史案例的研究”。为了从这些特定的战略或“武力与外交问题”中得出“历史教训”，作者没有去“挑选”历史案例，也没有去“选择”局部理论，而是让大量的历史案例与适切的局部理论本身互相印证，通过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以及历史与理论的比较研究，使得“历史的各种教训”互不抵触，进而使其成为“把各项错综复杂的活动都包容进去的综合理论和一般知识”。显然，这部分的分析主要出自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局部理论家亚历山大·乔治之手，关于谈判、威慑、强制外交、危机处理、结束战争、缓和等外交问题的局部理论，在他那里得到了如此娴熟的运用，以致迄今为止每一个涉足决策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学生，在日常教学和研究中都要求教于这本杰作。乔治所说的“综合理论和一般知识”，完全不是一般局部理论家或科学行为主义者所强调的从模型或假设出发的，而是从大量当代史案例研究中导出的，它们不仅对当代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甚至如同理查森所声称的那样，对决策思维有着巨大的启示。
《武力与治国方略》和《危机外交》两个范例表明，从当代史研究导出一个涉及多个事件的适切的局部理论，最好的方式是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而运用局部理论去研究当代国际关系史，最佳途径则是综合各家所长，全面地而不是有选择地考虑历史事件或历史事件中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就局部理论和当代史研究而言，如果要使当代史教训成为具有启示或指导意义的“一般知识”，则要做到理论与历史的充分而又适切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