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青铜器是指用青铜制成的器物。青铜是纯铜与锡的合金，其中还含有少量的铅。它作为一种合金，与纯铜相比有几大优点。一是熔点低，易于铸造；二是硬度大，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或减少锡与铅的比量，以达到不同的硬度；三是溶液在浇铸时气泡少，在范（模子）内无孔不入，这就容易铸造出锐利的锋刃和细密的花纹，而器物本身的气孔大为减少。青铜的发明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我国古文献中常提到的“吉金”就是指精纯美好的青铜。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商周时期，考古学上将青铜器的发明到铁器的普遍使用以前这段时间称为“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辉煌的青铜冶铸成就是其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当然，“中华古代青铜器”这一名称，也可泛指商周及商周以后的各种青铜制品。
一、夏代青铜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据碳14测定，整个二里头文化期大约为公元前1900一前1600年，属于夏代历史的范围。夏人能铸造铜器，史有明载。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的青铜文化。但是，对于二里头的四个文化期，考古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都属于夏代的遗存。第二种意见认为一、二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于商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具代表性的意见是以上三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析，歧异益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见解比较合乎史实。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二、商代青铜
（一）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至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二）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至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他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四）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他的说法。《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他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200年或不足200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殷墟时期前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