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基本上是晚商的体制，除了铭文以外，整体面貌改变不多。到了穆王时代，青铜器各个方面出现了急速的变化，和西周早期形成了明显的分界。有的著作中将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划入西周前期，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而原有的传统式样也顽强地保留着。这一时期产生了形制很新颖的青铜器，也出现了传统的老样子或其残留。在穆王、恭王二世，这个过渡的特点，尤其明显。懿王、孝王以后青铜器的传统式样虽然渐渐地淡化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一些旧时的痕迹。可以确定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很多。但各家对于王世的推断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件器，有的置于恭王，有的置于懿王。而许多器的铭文中有关的人名都是彼此有联系的，虽然部分青铜器推定的世次不同，但主要是在中期的范围之内，作为这-时期的一般特征，是很明确的。穆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长由盉、刺鼎、斑簋、静簋、丰尊、丰卣等等。恭王、懿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墙盘、九年乖伯簋、十二年永盂、廿年休盘、效卣、元年师虎簋、二年王臣簋、二祀吴方彝、望簋、史免器群等等。孝王、夷王时有：师晨簋、师兑簋、师俞簋、五年刺簋、大克鼎、小克鼎、克盨等等。墓葬的发掘资料，扶风庄白出有伯冬戈诸器的墓、长安普渡村出有长由盉的墓，是穆王时期或穆王之后的墓。宝鸡茹家庄弓鱼伯墓，也属于这一时期，青铜器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然西周中期的墓葬发掘有一定数量，但是陪葬青铜器中型以上的墓则很少发现。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大量发现主要来自当时的窖藏，所埋藏的青铜器群有时是同一世家祖孙几代人的器物，因而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断代和分期研究很有价值。重要的有扶风强家出土的即簋、师臾钟等器的窑藏，歧山董家出土有裘卫器群的窖藏，扶风庄白出土有微氏世家103件青铜器群的大窖藏。这些窖藏青铜器的时代经过分析，绝大部分是西周中期器，少数的也可能略晚。规模较小的窖藏时有发现，其时代也不一定相同。如齐家村东发现出有日已方彝和日己觥的窖藏中，也有几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鼎类器的器形出较复杂，存在着新旧两种形制。如恭王时代的两具曹鼎，其中铭十五年的是器腹低垂的柱足鼎，这种鼎西周前期常见，昭王时代的师旅鼎，就是这一形式；铭七年的是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则是新的形式。此时柱足或兽蹄足的垂腹鼎，无论是大器或小器，和西周早期相比，体宽而器腹较浅，这种情形大约是昭穆之际出现的，而以后成为盛行的式样，宝鸡茹家庄2号墓所出的井姬鼎是合口鼓腹，有盖附耳和短柱足，儿鼎是扁圆腹合口立耳短足，都是常见的式样。还有一种鼎腹扁圆臌出，上段收束成一道宽的器壁，有柱足和兽蹄足，也是前所未见的。又如方鼎，穆王时吕方鼎是西周早期方鼎的典型式样，而冬戈鼎两器深垂腹短足圆角，一为立耳有盖，一附耳无盖，是为这时新的形制。至于那种形如锅状大敞口圜底兽蹄足鼎，特称为盂鼎，是这时期较晚才出现的。簋类器中，迢簋作合口扁圆体、环耳、圈足下又有三柱状足，全器作平行横条纹，是新式样。合口平行沟条纹的环耳簋，此后就相当流行，如乖伯簋、豆闭簋和师虎簋等器体。都由迢簋这个基本形状发展而来。伯冬戈器群的簋，一种是西周前期的双耳簋，一种是敛口簋，盖的周缘和器口有纹饰，而盖的内圈和器腹，亦为凹凸的同心圆和凹凸的横道沟纹，即所谓瓦纹。这类器以前都断得很晚，而冬戈簋的出土，证明它出现于穆王时代。又如师簋和辅师簋是同-人所作之器。师簋是西周早期双耳垂珥簋格式，辅师簋敛口有盖，下承三短足的凹凸横道沟纹格，是典型的西周中期式样。其他如仲竞簋、师旅簋等等，都是各种变异的式样。茹家庄弓鱼伯墓的簋敛口狭唇环耳，圈足上有三兽形足，更为前所未见，长方形圆角新的食器盨，首次在西周中期发现。兴盨是盨类中较早的形式，山东曲阜鲁城西周中期墓发现盨簠用组合，故簠这类器也是西周中期出现的。同时出现的还有莆，字也作铺，这是一种大高圈足的豆形器，西周中期簋的形制显示了新旧交替，新的式样最终完全取代传统式样的过程。酒器中筒形长颈兽头环耳的大腹壶，是懿、孝时期出现的，十三年兴壶和三年兴壶都是这类器形，现存这类中最早的式样设计已非常成熟，它的出现也许有略为提早一点的可能。按这类圆壶基本形体设计的方壶，也在此时出现。这两类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一直保持盛行。另有一种宽颈、垂腹的圆角方壶也偶有发现。方彝类在穆、恭、懿时期仍然行用，日己方彝、师遂方彝、吴方彝盖都属于这一时期。日己方彝直壁、师遂方彝皆曲壁。后二器形体较小，但有很显著的变化，内部有隔分为两室，盖上有相应的两孔，并且两侧各有一象鼻形的耳，这种有耳可执的方彝也是前所未有的，大约也是方彝的最后形式。尊类器的形制基本也是旧式的，敞口深袋腹低圈足的尊，主要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效尊、丰尊、启尊、免尊等都属于这一类形式。日己尊和彖尊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尊，后者如方彝一般，也有双耳。兽类有双耳可能不是始于穆王而稍早，次数出现较多的则是在西周中期。饮酒器中爵的遗存甚少，痪爵和孟爵仍然保持西周早期式样。但是这时出现了三种饮酒器，一是形如无提梁的小卣形器，一是其圆似杯的小觯形器，另一是深垂腹小尊形器，均铭为饮壶。罍没有基本的改变，只是形体略为偏低，不论是方罍或圆罍都如此，如长由墓出土的繁罍、陵罍等。由罍演变的醽，也在此时出现。仲义父醽与克鼎、小克鼎共同出土，说明这种器形初见于西周中期。
水器中的盥器西周早期以盘盉组合。盉大约可水、酒兼用，发现恭王时代始有匜这种水器出现，但铭称“旅盉”，所以有一部分盉的作用同于匜。鲁故城西周中期墓发现有仲齐盘匜组合之例，但另有一梨形大壶，小口有盖，体部上下亦有系，铭曰戎壶，实为汲水的大壶。乐器有很大发展。扶风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三枚甬钟成编，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编钟，西周普渡村出土长由盉墓，同出的亦有编钟三枚，但是懿王和孝王时的几组痪钟，成编者五组，钟数虽不全，其规模可以想像。传世克钟五枚，为甬钟，另一纽钟平口似镈，铭文相同，但只发现一枚。甬钟能产生双音，而平口的纽钟只能奏出单音。春秋时代行用的这两类钟，西周中期已形成制度。经实测，现存的西周钟都没有商音，这是当时音律的特点。西周中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西周早期的纹饰。二，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三，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所行用的纹饰，在西周中期都已出现，区别在于西周中期纹饰带有过渡的特点，是传统纹饰的变化，消失和新纹饰产生的并行时期，西周晚期的纹饰，从整体来看已经没有或甚少有旧的痕迹了。兽面纹逐渐衰退，班簋、廿七年卫簋、日已方彝、师邃方彝、弭伯簋、蔡姬尊和守宫觥等等，都以兽面纹作为主纹，班簋这类兽面纹，虽然已经开始简单化，但基本上仍属于西周早期的式样；卫簋、日己方彝、蔡姬尊等是比较粗疏的和多少有些变形的大卷角兽面纹，这类纹饰多不施雷纹地，师邃方彝和碉生簋属于变形的兽面纹，即除兽目尚可辨别之外，其余部分都以勾曲的粗线条组成，不求形似，兽面纹的进一步变形是更简略的对称构图，这时目纹也已蜕化，可有可无了，如甘七年卫簋、弭伯簋及克鼎等等。
以上的四种兽面纹或其变形是在同一时期内出现的，并不表示演变的过程，但最后一种变形兽面纹流行最广。凤纹是西周中期具有特征性的纹饰，虽然西周早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风纹，但在穆、恭时代似乎达到了高峰。冬戈簋、效卣、丰卣、静簋、孟簋等许多重要青铜器，都是西周中期最为流行的大风纹，通常都呈对称回顾形排列，有长而华丽的冠或分冠，喙大部作卷曲形。此类大凤纹至懿、孝时期的青铜器上，已不易见到。长尾鸟纹也是西周中期鸟纹中较多的一类，鸟尾逶迤的长度常为鸟体的二倍至三倍，而且其延长的部分多与鸟体分离，如、县改簋、录簋等等，都用这种分尾的长尾鸟纹作为母题，而且线条愈益粗犷简单。长冠或花冠的回顾龙纹，也是这时期的主要纹饰之一，这类纹饰较为具体的形象见于西周早期的匽侯盂，兽头有长的花冠、分尾、体似鸟而非鸟。西周中期这类纹饰以甚粗的线条构成，亦为兽头长冠或长花冠，体弯曲成～～形、或<＿＿>形，这～～形与鸟尾的～～形容易相混，故有的竟做成分离形的鸟尾状。这是变形过程中的错位。典型的如师奎父鼎及裘卫簋等。变形是西周中期纹饰发展极主要的特点，一类是波曲纹，一类是～～形和<＿＿>形结构的动物纹，一类是鳞带纹。波曲纹的发展可能在穆王之后，目前发现的恭王后期的埔孟、懿王时代的兴壶和孝王时代的克鼎等，都以大波曲纹作为母题。动物的～～形和<＿＿>形的变形纹饰，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恭王时代，并普遍地作为器物的主题装饰。鳞纹，这类高度象征的纹饰，在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的龙纹体躯，或盘的纹饰中偶一可见，在西周中期发展成为主纹，如师酉簋、师兑簋、大簋等都施有这样的纹饰。西周中期铭文，除穆王时代一些作战纪功的铭文以外，多为册命的记录，具有固定的格式，内容为封官、世袭等事。贵族社会的一些现象，如换田的批准，讼诉的胜利，乃至祖考的追孝等都有反映各种铭辞的形式，也已经有一定规范，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有固定程序，这一时期纪年铭青铜器比西周早期丰富得多。
（三）西周晚期（厉王至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