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狄克的爸爸注意到了他的困境。于是，便将手往兜里掏了一下，故意带出一张100努扎姆（不丹货币）的票子，让它掉在地上却假装不知道。其中一个孩子看到掉在地上的钱，急忙捡起交给他的爸爸。那位爸爸便用这钱买了马戏票。但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是狄克的爸爸在有意成全他们。他非常感激地朝他的爸爸笑了笑。
但当时狄克的爸爸身上只有那100努扎姆，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只好回家。狄克失望透了，很想大哭，可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他不能这样。
就在他们要动身回家时，那位爸爸眼含热泪和感激突然走近狄克的爸爸。他一再感谢狄克的爸爸挽救了他5个孩子的幸福。
那天夜里，狄克什么也没吃就上床睡觉了。看到他生气和沮丧的样子，爸爸答应明年一定带他去看马戏团表演。可他很长时间不理解爸爸的所作所为。今天，狄克终于认识到爸爸的善举是多么的伟大。尽管他没有看成马戏表演，可他一个人的牺牲却成全了5个孩子的幸福。
帮助别人，不仅使对方感到快乐，而且我们自己也会愉悦，当我们感到很多人都需要你时，这种感情就会使你有旺盛的精力，也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
善有善报
以德报德是恩惠所固有的特点。不但他人的恩惠要回报，而且自己也要开始施惠于人。
--亚里士多德
大家叫他傻子、白痴。他的真名叫安托希·苏钦斯基，是个乌克兰农民。因为他对有生命的万物都敬之惜之，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打死。所以，住在波兰与乌克兰边境上的扎布罗夫村的人都嘲笑他。
1941年，希特勒的军队攻入该村，把村子里的犹太人一车一车地运到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去。傻子苏钦斯基这时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他仅凭两只手，在自己的农舍下面掘了个地洞，在地洞里把一家人掩藏了两年。这家人姓蔡格，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儿子。
一次，苏钦斯基听说纳粹分子将要带接受过寻人训练的狗到农庄搜查，他便整夜不睡，把户外厕所的粪便铺在地上，又撒上胡椒，使狗嗅不出人的气息。德国人来了，但他们没有找到蔡格一家。
1944，蔡格一家人得到解放后，在德国的失所人士居留营住了3年，然后移民到了美国。
此后多年，蔡格家经常给在苏联的苏钦斯基寄去食物及衣服。苏钦斯基既不识字，更不会写字，只好画朵花请邻居寄给蔡格家，表示东西收到，他很感谢。但是到50年代末，就不再有这些表示感谢的信息了。蔡格家去打听，苏联官员告诉他们，扎布罗夫村没有安托希·苏钦斯基这个人。
直到1987年初，已成为新泽西成功商人的蔡格的儿子雪莱，才获悉苏钦斯基与他家联系中断的原因。原来苏钦斯基得了一场大病，患病时搬到了邻镇，由镇上一个侄儿照应。他恢复健康后才回到扎布罗夫。
一位苏联音乐家，因为雪莱·蔡格帮他解决了访问美国的签证，答应回国后打听苏钦斯基的下落。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依旧音信全无。
到了1987年年底，雪莱·蔡格因为工作去了莫斯科。那位音乐家拿出一张近照给他看，照片是他与一位85岁的老人站在一所破旧不堪的农舍前的合影，那老人就是苏钦斯基。
“我一下子愣住了，”雪莱·蔡格回忆说，“我当时不知如何才能向那些舍己救人的人表达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心意。”
他寄了一张短笺给苏钦斯基，苏钦斯基通过朋友复了信，仅仅一行字：“你无法想象我多么渴望见到你。”
雪莱·蔡格回到美国后，打电话给母亲和弟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接着便着手策划了一次欢愉的团聚。
去年6月，蔡格一家人44年来第一次回到扎布罗夫。全村的人手持鲜花在街上列队欢迎。他们由镇长带领，驱车前往他们当年靠甜菜和一点点面包活了两年的那个地洞。
苏钦斯基手捧着一条面包，上面覆盖着一块传统的乌克兰布，迎接蔡格一家人。雪莱·蔡格遵照风俗习惯亲吻了面包。村民们齐声欢呼，场面热闹非凡。
“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雪莱·蔡格回忆道，“安托希·苏钦斯基，曾经这个傻瓜，村里的白痴，现在已是公认的英雄人物了。因为在这些人当中，是他做了应该做的事。”
蔡格一家离开扎布罗夫前，给苏钦斯基买了一台电视机，这在小村子里是件宝物。他们还满足了他唯一的要求：给他一本《圣经》和一本英文词典。
蔡格一家继续按月寄生活津贴给他，苏钦斯基许愿，他们一家下次探访他时，他会用英语迎接他们。
“他的恩情我们是永远报答不完的。”雪莱·蔡格说。他已经采取行动，把苏钦斯基的名字放在以色列的600万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碑上--把他列为曾冒生命危险救过犹太人的一个正义的异教徒。
“不过最重要的是，”雪莱·蔡格说，“这些事给世人以启示，就是善有善报，为善者将使人永志不忘。”
撒下爱的种子，必然得到爱的回报；播下恶的种子，必然得到恶的果实。这不是一种宿命，而是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偶然性里所蕴含的必然性。
天知地知
人在智慧上应当是明豁的，道德上应该是清白的，身体上应该是清洁的。
--契诃夫
11岁的詹姆斯·兰费蒂斯，一有机会就会去湖中小岛上那个属于他家的小木屋旁钓鱼。
一天，詹姆斯·兰费蒂斯跟父亲在薄暮时去垂钓，他在鱼钩上挂上鱼饵，用卷轴钓鱼竿放钓。鱼饵划破水面，在夕阳照射下，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随着月亮在湖面升起，涟漪化作银光粼粼。
鱼竿弯折成弧形时，詹姆斯·兰费蒂斯知道一定是有大家伙上钩了。他父亲投以赞赏的目光，看着儿子戏弄那条鱼。
终于，詹姆斯·兰费蒂斯小心翼翼地把那条精疲力竭的鱼拖出水面。那是条他从未见过的大鲈鱼！
趁着月色，父子俩望着那条煞是神气漂亮的大鱼。它的腮不断地张合。父亲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10点钟--离钓鲈鱼季节的时间还有两小时。
“孩子，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他说。
“为什么？”詹姆斯·兰费蒂斯很不情愿地大声嚷起来。
“还会有别的鱼的。”父亲说。
“但不会有这么大。”詹姆斯·兰费蒂斯又嚷道。
詹姆斯·兰费蒂斯朝湖的四周看看，月光下没有渔舟，也没有钓客。他再望望父亲。
虽然没有人看到他们，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条鱼是什么时候钓到的，但詹姆斯·兰费蒂斯从父亲斩钉截铁的口气中知道，这个决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只好慢吞吞地从大鲈鱼的唇上取出鱼钩，把鱼放进水中。
那鱼摆动着强劲有力的身子没入水里。詹姆斯·兰费蒂斯心想：我这辈子休想再见到这么大的鱼了。
这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今天，詹姆斯·兰费蒂斯已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建筑师。他父亲依然在湖心小岛的小木屋生活，而他带着自己的儿女仍在那个地方垂钓。
果然不出所料，那次以后，詹姆斯·兰费蒂斯再也没有钓到过像他几十年前那个晚上钓到的那么棒的大鱼了。可是，这条大鱼一直在他的眼前闪现--每当他遇到道德课题的时候，就会看见这条鱼。
因为父亲教诲他，道德说起来只不过是对与不对的很简单的事，可是要身体力行却不容易。
把鱼放回水中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却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次择善而从，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永远地留下清香。
生命的平分
人间的真情是融化一切困难的烈焰，面对真情谁也无法抗拒。
--亨利
男孩迪克与他的妹妹琼相依为命。父母早逝，琼是迪克唯一的亲人。所以迪克爱琼胜过爱自己。
然而灾难再一次降临在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身上。妹妹染上了重病，需要输血。但医院的血液太昂贵，迪克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尽管医院已免去了手术费。但不输血妹妹就会死去。
作为妹妹唯一的亲人，迪克的血型与妹妹相符。医生问迪克是否勇敢，是否有勇气承受抽血时的疼痛。迪克开始犹豫，10岁的他经过一番思考，终于点了点头。
抽血时，迪克安静地不发出一丝声响，只是向着邻床上的妹妹微笑。
手术完毕后，迪克声音颤抖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少时间？”
医生正想笑迪克的无知，但转念间又被迪克的勇敢震撼了：在迪克大脑中，他认为输血会失去生命。但他仍然肯输血给妹妹，在那一瞬间，迪克所作出的决定是付出一生的勇敢并下定了死亡的决心。
医生的手心渗出了汗，他握紧了迪克的手说：“放心吧，你不会死的。输血不会丢掉生命。”
迪克眼中放出了光彩：“真的？那我还能活多少年？”
医生微笑着，充满爱心地说：“你能活到100岁，小伙子，你很健康！”
迪克高兴得又蹦又跳。他确认自己真的没事时，就又挽起了胳膊--刚才被抽血的胳膊，昂起头，郑重其事地对医生说：“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给妹妹吧，我们两个每人活50年！”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这不是孩子无心的承诺，这是人类最无私纯真的诺言。同别人平分生命，即使亲如父子，恩爱如夫妻，又有几人能如此快乐、如此坦诚、如此心甘情愿地说出并做到呢？
人最伟大的精神是爱，把爱献给自己最喜欢的人是一种幸福；人最伟大的存在是生命，把生命献给自己最喜欢的人也是一种幸福。
嗜赌的狂热
对于上帝来说，最愉快的娱乐，莫过于看一个男人能否与不幸的命运作斗争。
--塞涅卡
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结为伉俪。同年4月，陀氏夫妇出国旅行。第一站是德累斯顿。这里，嗜赌的狂热攫住了陀氏。他只身前往汉堡“试试运气”。两天后，他就接二连三地给妻子写信，说他赌输了，叫她寄钱。他把钱输了个一干二净，只好典当了手表，才筹够路费回德累斯顿。归来后，陀氏整天唠叨不停，怪自己带的钱不多，很难经得起失败，反输为赢。假如他有一笔可观的款子作后盾，肯定能赢。不久，陀氏收到《俄罗斯信使》编辑部汇来的一笔款。于是，前往日内瓦途中在威斯巴登逗留期间，他又赌了起来，不到一个星期便把现款输得精光。
为了把输掉的钱捞回来，他把妻子的结婚戒指、衣服送进当铺，东西刚刚当完，钱又输光了。有一次陀氏突然时来运转，一下子赢了将近4300个塔列尔（旧时德国一种3马克的银币）。安娜哀求、劝告他不要赌下去。可是陀氏无法摆脱嗜赌的冲动，又走进赌场，两三个小时后，就把那笔钱输掉了，只好再典当衣物。陀氏夫妇付不起房租，只得搬到一所偏僻、简陋的房子。楼下，是一家铁匠铺，从早到晚炉火熊熊，烟雾腾腾，铁锤叮当之声不绝于耳。陀氏夫妇叫苦不迭。无奈，安娜只好向母亲求援。钱汇来了，不出两天又输光了。安娜好不容易才把丈夫弄上开往日内瓦的火车。他们国外生活中这场噩梦始告结束。在日内瓦和再度居留德累斯顿时，陀氏仍忍不住去萨克逊和威斯巴登赌博，同样遭到惨败。
陀氏赢了钱就兴高采烈，输了钱就非常痛苦。从赌场回来，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焦躁不安，有时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甚至精神恍惚。碰到再也拿不出钱去赌，又借贷无门的时候，他便陷于极端绝望和可怕的抑郁之中，跪到妻子脚下放声大哭，谩骂自己是恶棍，祈求饶恕。赌场上的挫折大大破坏了他的情绪，再加上输钱给生活带来的困窘，他坐卧不宁，无法安心从事写作。神经过度紧张常常导致癫痫发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连安娜也感到奇怪，丈夫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勇敢地承受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不幸，如坐牢、上断头台、流放……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让嗜赌的狂热吞没自己的整个身心，以致陷在赌博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这甚至是他的一种耻辱，是他高尚的一种缺陷，对我亲爱的丈夫的这个弱点，我感到痛心和难过。”
1871年4月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赌场惨败后向妻子要钱时，由于内心的自责而感到巨大的痛苦，这痛苦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他保证今后一定痛改前非。果然，后来陀氏再度4次出国，一次也没有去赌博。至此，这位文学巨匠终于摆脱了赌博的沉重锁链。
福柯说过，所谓的“精神病”从来不是自然的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疯狂是一种“虚构”，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物学事变。
探险者的一课
不尊重别人感情的人，最终只会引起别人的讨厌和憎恶。
--戴尔·卡耐基
威拉德的那个不准离开前院的孙子贾森，已跑得无影无踪--10岁的孩子总是这样。威拉德叫了几声，没人回答。威拉德坐到草坪上的折椅里准备读书，突然他发现那架长梯子平躺在车道边的大树下。根本不需要歇洛克·福尔摩斯，贾森肯定是在树上，只是不巧把梯子碰倒了。看来他暂时还不想下来，更不想让威拉德知道他的窘境。威拉德本可以过去把梯子重新摆好，但忽然想起孩提时的一件事。过了50多年，威拉德突然明白了它的含义。
雷蒙德·卡丁在许多人眼里是个可爱的乡下人。威拉德记得他走在佛蒙特州诺斯菲尔的街上的样子：一位满头白发，衣着讲究的绅士。他与威拉德有过一次短暂的交往，那时威拉德正是贾森这般年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