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是如何来评说这种罚金送礼制度的抽象意义和根据是什么，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促使那些有权能够征收罚金而同时自己又要向上级交纳罚金的人，必然时刻谨小慎微地来努力维持安定的社会秩序，尽量不要出什么差错；同时，他在榨取百姓钱财的时候，也一定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激起民愤。如果地方官员能够理解——事实上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的巧取豪夺如若是被捅到了上司那里，那么上司（比如某省的总督或者巡抚）一定会马上下令，要求和他共同“瓜分”所得的钱财。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官便是糊涂了，他还不如普通老百姓更加精明：因为与其榨取某个数额的钱财，然后被迫分给上司一半或者被夺去一大半，倒不如少敲诈一点来全部收入自己的囊中。与此类同的是，官员的任何玩忽职守如果已经是严重到引起民众的抱怨和不满，那么他肯定是要为此而付出代价的，哪怕这种抱怨和不满不足挂齿或者根本就是证据不充分。下面列举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恰好能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我在美国领事馆旁边的一个巡捕局报告了一件偷窃案。大致情况是这样子的，领事馆雇了一个中国人作抄写员，后来一个小偷偷走了这位抄写员的房子里面作为装饰摆设的一些银质器具，总共不超过十二或者十五美元。在听了我的叙述之后，巡捕官拍着胸口指天誓日地对我允诺，一定会将窃贼捉拿归案。但是在过了一个月之后，又有一位不速之客竟然溜进了我的房间，拿了比上次多得多的财物溜之大吉。这次我又找到了那位巡捕，并决定给点压力给他。我警告他，如果再不认真调查此案，我将上报到京城的九门提督那里。这一招还真是奏效。在盗窃案发生一天还没过完的时候，他果真抓获了窃贼，失物也一件不少地物归原主了。又过了几周，那位巡捕要求面见我，我答应了，刚进门他就把上一次小偷在抄写员的房子里偷走的装饰银具放在桌子上。我看了一下，一样不落。惊讶之余，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于是就有了一下的对话：
“为了找回这些东西我费了很大功夫，花了一大笔冤枉钱。如果您在上报到九门提督（军事总督）那里之前就警告我的话，我或许早就替您找回这些东西也不必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
“可是我并未向提督申报此事。”
“您一定对他说起过，因为他非常了解此事。”
“的确是没说过。我在提督面前从未就此事或者其他事情说过您的坏话。我只是警告过您，如果您不尽快缉拿进入我房间的小偷，我将报告九门提督。而您的做法让我非常满意，抄写员房间丢失的也不是什么非常贵重的东西，故而我将不再追究此事了。事实上，我已经是将其忘记了。”
“难道您从未对九门提督提起过您被窃的事吗？”
“我只是间接地提到过。对于您抓获的另外一个小偷，我自然是到提督那里去了多次，是和提督商量怎样来对他进行处罚。谈话中，我向提督赞扬了您那神速而又令人满意的办事效率。坦白来说，我告诉他对此我的确又惊又喜。还告诉他，因为此前有一个很小的案子，我委托您办理的时候，您虽然打下了包票，却根本没有结果。”
“这就是了。有一天提督大人召见我，首先告诉我，您非常满意我办的事；然后语气一变，逼我交代第一个案子是怎么回事，随后罚了我一千两银子。并且警告我，如果在一月之内我未能将前次失窃物找回来还给您，他还要罚我一千两银子，同时还要撤我的职。您现在再无须到处奔走四处抱怨了，以后也不会有贼再来打扰贵领事馆了。”结果还真的如他所说。
就从以上所说内容来看，我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拥有这样完整的一个统治管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防范和限制不公正的压迫、以及各种滥用权力等等的措施都显得相当严密，充满了智慧，的确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有着各种保护百姓不受官府欺凌压榨的法规和章程，巨细靡遗，多如牛毛，面面俱到。在此体系基础上建立的政府应该说是理想的政府。因为各级官员都处在普遍的监督之下，他们要忠实地依照各种规定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任何不接受监督的约束的行为都被看作是无效和非法。除此之外，前文中我们还提到过中国的监察制度。这一制度对公众的利益行使独立的监察权力，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依照规定，监察官们要时时刻刻密切观察每位官员的一举一动，不管他的官衔职位是多么高，都必须这种监督下工作。而且，在这种体系之下，即便是最卑微低贱的人，也可以不受要挟、分文不花地将自己的冤屈达于天听——直接请求皇帝主持正义。
其他诸多任命官员以及规范其行为的规章制度有必要在这里叙述一下。因为不仅我们发现这些规章制度中彰显了睿智，而且清朝中央政府业已发现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对于防止种种社会弊病很有效果。比如，不得在自己出生的省份担任官职，同时自己的任何亲戚不得在其手下担任某一职务，即便是最卑微的一级也不行，不得在自己治下娶妻纳妾。同时，同胞兄弟所生的儿子（堂兄或者表兄弟）也不能在同一个省内任职。一旦有上述情况发生，那么依照这条规定，一般在一年之内便一定将他们调开。
上述几条规定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防止裙带关系所产生的任人唯亲、有失公允的现象。另外一条中国人非常重视的原则就是规定官吏在同一地区的任职必须是三年以内。三年任期届满之后，官员要迁往他处，不得留在原地。依照其上届任职的政绩和表现，他们或者要晋级高升，或者要贬谪留用。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例如是由于百姓的全民挽留，官员才会在原任地连任一届。但是整体看来，三年一届然后再易地为官的规定还是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么做的目的同样也十分明确，就是为了防止和消除官员与某些当地人关系过于密切，或者与他们沆瀣一气、荼毒生灵，以至于使官府丧失了应有的管理职能，从而使政府的形象受到损害。
有关大清帝国的捐官鬻爵、以及官吏们这样步入仕途后种种荒唐离奇的行为，在很多书中已经详尽描述过了。对于这方面内容的非常有趣但未必确切的众多奇闻轶事也在到处流传。我本人相信，那些传说和其中的观点是没有准确的事实依据的。哪些只是由于人们对于清朝泾渭分明迥然不同的两类荣誉的产生混淆之后，所出现的自然避免不了的结论。而那两种荣誉本来都是人们所争先恐后、极力追求的东西。毋庸置疑，在财政比较紧张的非常时期，朝廷会大量出卖一些官方的荣誉，这些头衔的标志是在顶子上佩戴一些珠子。
对于一些相似的荣誉，皇帝还经常授给那些古道热肠、急公好义的个人。比如授予那些捐资筑桥修路、加固堤坝以及在其他方面贡献突出的人。在这类荣誉中虽然含有某些法定的特权，但绝不是表明你就此可以去做官。我认识很多拥有这种官方头衔的中国人，但他们都不是正式的朝廷官员。此外，我在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之后，既没有发现，也没有听说过哪一位拥有这种官方荣誉的中国人，他能因为这个做到了村保以上的官职。在中国，用金钱购买的只能是挂名的头衔和荣誉称号。但是，要想步入官场完全是取决于国家主持和控制的科举考试。可是，如果我们说某人成功地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举之后，金钱没有为他铺平了升迁的道路，那也是不准确的。
公众舆论在规范各级官员行为方面是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任何人如若忽视了这一点，使百姓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或者激起了民愤，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一定要倒霉。清朝的地方官一般有三种职责要履行。他要负责保一方平安，维护社会秩序；还要负责收取或者主持减免朝廷所规定的此地的捐税，此外他还要保证百姓对他没有怨言，彼此相处和睦。如果以上三点都能做到，那么他便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自己的地盘之上，他可以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只要不出差错，不激起百姓的不满，没有虐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对他理民治政的具体方式进行干涉过问。从百姓这里来说，他们对于地方官所应该拥有的职责和权限比我们所预想得还要明了得多。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能够容忍地方官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行事。但是与此同时，当地方官的行为过于过分的时候，他们又会马上作出反应。在某位地方官三年任期届满，面临新的奖惩升降问题之际，如果是政绩不佳的一份档案材料就会让他的前程因此而断送。这样，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就被中国人看作是防范限制地方官滥权和越权的一件法宝。
在大清帝国的各个地方，还存在着一个连外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士大夫乡绅阶层”（literati）。这一阶层的人都是在他们那里受过一定教育的读书人，他们大都读完了读书人所必读的内容，并且已经通过了一两级通向仕途的科举考试。假如将这一类人用西方社会的各阶层来比较的话，他们和我们西方国家不在政府中任职的大学毕业生非常相似。只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西方人读书未必是为了做官，而所有那些东方的莘莘学子们孜孜汲汲，穷经皓首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入仕。他们视做官为朝思暮想的终生职业。在科举制度下，他们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没有步入仕途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将来超群绝伦、直上青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