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绪论
1.本书之目的
泛言之，凡过去人类所为、所思、所望者，皆历史也。历史为研究过去人类事业之科学，广大无边，然模糊异常，不易究诘，埃及象形文字之解释，中古寺院制度之叙述，印度蒙古皇帝之缕举，Napoleon战争之记载皆研究历史者所有事也。即如罗马帝国之如何瓦解，一八九八年美国与西班牙之何以战争，Calvin对于Luther之思想如何，十八世纪法国乡农所食者为何物，亦无一非研究历史之材料。历史范围之广，于此可见。
兹所述者为中古欧洲史，为期虽短，然极为重要。本书之目的，在于叙述自蛮族南下以后至近世诸国兴起时止之各种重要变化，以明近世欧洲文明之渊源。然千余年间，民族国家蔚然兴起；伟人英杰，代有其人；加以文物典章，时有变化；研究者不一其人，著作之书，汗牛充栋。兹书所述，仅得数十章之文字，其不能包罗一切可想而知。则抉择材料，约取成书，编者之责，固甚大也。
编史而仅述时与事，读史而仅记时与事，两无裨益。研究历史者，应知过去人类生活之状况如何？其制度如何？职业如何？事业如何？中古时代，既无币制，经商之方法如何？基督教在社会上之势力如何？僧侣之生活如何？有功于人类者何在？凡此诸端，皆吾人应详述者也。故本书之目的，一言以蔽之，在于说明上古之欧洲，如何一变而为近世之欧洲。
吾人既欲撮千余年来人事变化之大纲以便读者，故偶然之事及奇异之迹，不得不略去不提。吾人所注意者，在于过去人类之习惯及制度，凡偶然之事之可以说明此种习惯及制度者，则取以为材料焉。
吾人研究过去之人事，断不可心存藐视，以荒谬目之，须平心静气，具有同情。盖史家之目的，不在批评过去制度之当否，而在说明过去制度之由来及其变化。例如中古时代，凡不信基督教者，则以火焚之。此种习惯，在今日视之，宁非无理？然研究历史者断不可肆口谩骂此种习惯之非是。其责任乃在于研究十三世纪时，何以无论何人，皆赞成此种习惯之存在。故本书所述之中古欧洲史，始终以同情贯彻其间，不作诛心之论，盖过去制度之得以存在，必皆有优点者也。
2.历史之起讫
将人类之过去，分为数期，谓某期终于四七六年，而某期即自此始；某期终于一四五三年，而某期即自此始；此种时代之划分，实不可能。人类之习惯，非一朝一夕所可造成，亦非一朝一夕所可变更。虽有时一战之后，国祚因之而绝，政体因之而变。工商业或因之而盛，或因之而衰，人民之精神及语言或因之而变。然此种变化，其来必渐。战争或革命以后，农民之耕耘也必如故，工人之作业也必如故，商人之贸易也亦必如故。即文人学士之著书，国民家庭之生活，亦皆必如故。故政体变迁之影响于人民习惯上者，进行甚慢，有时且并无影响之可言。
十八世纪末年之法国革命，为历史上变化之最骤者；然稍加研究，则知法国之革命其来甚渐。而且当日革命者，并不能骤改法国之政体，因法国虽于一七九二年建设共和，然为日甚短，不久即有Napoleon之称帝，其专制且较前王为甚。即在今日，法国之政制中，尚留有王政时代之遗迹焉。
人类有保存旧习之倾向，其结果即为历史上所谓“历史之继续”（Unity或Continuity of History）。故人类习惯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此语殆成史学上最重要之原理。
编历史者，若谓其书始于何年终于何日，吾人即可断其忘却史学上之原理。现在编欧洲史者，每有一定之起讫。抑若某名王即位，或某大事发见，而欧洲之状况即为之丕变者然。实则普通之变化，断无一定之时日。故研究历史者，应就事实之实在情形而研究之，不可强限以时代。须知各民族之风俗习惯，新陈代谢，犬牙交错，初无全体一致之迹也。
3.中古时代之意义
故吾人对于欧洲史上之所谓中古时代，不能断其以何事或何年为起点。罗马帝国之西北境外，有所谓蛮族者，未与罗马人接触以前，其事已不可考。他日西部罗马帝国之倾覆，即出诸若辈之手。北方蛮族之为患罗马者，约始于纪元前百年顷，其时曾为罗马名将Marius所败。五十年后，Julius Caesar曾著书述其战败蛮族之陈迹。此后再过五百年，北方蛮族乃有建设王国于罗马帝国境内之举。西部之罗马政府，至是瓦解。而中古时代，于是乎始。
然谓罗马文明至是扫地以尽，亦殊不然。盖罗马之文明，自Augustus在位之黄金时代而后，即日有变迁。日耳曼民族未入侵以前，罗马之文学与美术，早已衰微不振，与中古时代相同。而中古时代之思想及状况，则在罗马帝国时代，已见端倪矣。
故所谓中古时代者，其意义极不明了。本书所指者，约自纪元后五世纪初年起至十四世纪止，前后凡千年之久。
昔日研究中古欧洲史者，以为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以后，数百年间，文化荡然无存，遂名此期为“黑暗时代”（Dark Ages）。以为当时之欧洲，民智闭塞，秩序大紊，与古代希腊罗马之文明既异，与近世之开明亦大不相同。然近来研究中古史者，渐知所谓黑暗时代者，亦未尝无文明之进步及产生。实则当时之活动及发达，与其他各时代等；而近世之文明，亦多渊源于中古。本书之目的，先述蛮族南下之影响，元气之恢复，及当时之制度。自第二十章以后所述者，系中古时代之制度、习惯及思想如何衰败，近世欧洲之文化如何发生。
第二节 蛮族入侵以前之欧洲
1.罗马帝国统一之原因
吾人如欲明了中古欧洲史，不能不先略知罗马帝国史。当五世纪初年，西部欧洲一带，并无独立之国家。今日之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诸国，在当日均系罗马帝国之领土。至于今日之德国，在当日则草莱未辟，蛮族居之。罗马人曾欲力征之而不得，乃沿莱茵及多瑙河两河筑垒驻兵以御之。
罗马帝国之领土，包有欧洲之西南部，亚洲之西部，及非洲之北部。国内人种甚杂，埃及人、亚拉伯人、犹太人、希腊人、日耳曼种人、Gaul种人、Briton种人、Iberian人，无不俯首帖耳，臣服于罗马。
领土既广，人种又杂，各人种之文明程度，又复各不相同，而罗马帝国竟能统一而维持之，达五百年之久，殊非吾人意料所及。然稍加研究，即可知罗马帝国之能维持如此之久者，其故厥有数端：（一）罗马帝国之政治组织，完备异常。中央之于地方，如臂使指。（二）罗马人民之尊崇皇帝，几同神圣。（三）罗马法律，通行全国而无阻。（四）罗马国道，四通八达；币制划一，商旅均便。（五）罗马政府常遣教师并建设驻防地于国之四境，故罗马之思想及文化，得以弥漫国中，无远弗届。
兹先述罗马之政府及皇帝。皇帝命令，颁行全国而无阻，所谓“君意即法律”，为《罗马法》中精理之一。国内城市，虽有自由，然帝国官吏，监视甚密。罗马政府除维持秩序，管理司法，防守边疆外，尚有管理民食之责任。有时且迫国民之子继其父之业，不得见异而思迁。贫民之饮食，由政府供给之，故无蠢动之患。此外并费巨款举行赛车格斗诸戏以娱国民。总之，罗马政府之组织，固然完备异常，即其保育人民之周至，亦复世间罕有。
凡罗马人均有崇拜皇帝之义，人民虽有信教之自由，而崇拜帝像之事，则全国一致。故罗马政府之虐杀基督教徒，不但因信仰不同而已，亦且因基督教徒每有不愿崇拜皇帝之举，并公言罗马帝国之将亡也。
罗马帝国既有统一之政府，故有全国一致之法律。各地习俗，纵有不同，而公平原理，不分畛域。罗马帝国之法律，欧洲至今受其赐。人道精神，始终贯彻其间，为古代各种法典所不及。凡为妻为母为子者，无不受法律之保护，不若昔日受家长之压制，并主张与其加罪于无罪之人，不若罪人脱逃之为愈。又以为所谓人类者，非此界彼疆，各族分居之谓，乃属于一国及一法之人民之谓。
罗马国内之大道，四通八达，邮传军队，朝发夕至。商民行旅，来往无虞。全国之币制及量衡，又复一致。驻防之地遍布国中，至今Treves，Cologne，Bath，Salzburg诸地，犹有罗马桥梁建筑之遗迹，当日文化之弥漫，可想而知。
罗马政府之提倡教育，尤为尽力，凡巨城中，至少必有政府所派之教师三人，负教授修词学及闳辩术等学科之责。罗马人天性不喜文学及美术，故其文化多仿自希腊。由政府教师播之于国中，使全国之文化，现相同之象。故罗马人仅知其为帝国之公民，初无地域之观念也。
自Augustus以来至蛮族入侵时，先后凡四百年，吾人绝未闻罗马人有叛乱之举，或独立之心。时人以为罗马帝国，必能维持永久而不蔽。
2.罗马帝国衰替之原因
罗马帝国之组织完备及统一精神，既如上述，何以一旦蛮族入侵，骤形瓦解？欲求其故，殊不易易。大抵罗马帝国时代之人民，已渐失其有为之志与自信之心。所以如是，殆有四端：（一）税制不良，民力日疲。（二）奴制风行，工人无业。（三）人口减少，国力遂微。（四）蛮族入居境内，伏他日西部帝国瓦解之基。
罗马之皇室及官吏，人数甚多，费用浩大，而贫民“面包与马戏”（Bread and Circuses）之供给，所费尤为不资。不得已唯有重征于民之一法。地税为国家最巨之收入，其率本高；再加以官吏之中饱，人民之负担因之益重。国内各地之地税，由各地少数富民征收之，只求收足应征之数，不问其来源之如何。地主因之而倾家荡产者，不一其人，故政府至有地主不得离其土地以逃避重税之令。此种重税，唯少数之富民能担负之。至于中流社会，境遇日恶，贫困不堪，帝国社会之中坚，为之丧亡殆尽矣。
至于工人之地位，尤为恶劣，而奴制之存在，实为主因。盖罗马自征服各国以来，国内之奴隶，有增无减。五百年间，城乡各种工作，无一不入于奴隶之手。奴隶之数以百万计，一地主每有奴隶数百人，多或数千人，唯极贫苦者，家中方无奴隶。
地税虽重，而罗马帝国时代之人民，仍以土地之多寡为贫富之标准。无广大田地者，即无充当缙绅或官吏之望。故国内土地，渐入于少数富民之手，而中人之家，日渐消灭。富民之田产曰Villas者，遍布于意大利，Gaul及Britain诸地。为奴隶者，不但负管理及耕耘之责，即地主家庭中之一切日用，亦由若辈供给之。凡制造器具及衣服、烹饪食物、侍候主人及记室之役，均由奴隶任之。另命奴隶一人负管理全地之责。田产既广，有同村落，而直辖于地主之一人。
各种工作，既皆任奴隶为之，自由民遂多不愿工作者，以为此乃奴隶之责任。哲学家Seneca常谓工艺之为物，绝非哲学家所发明，实系“下流奴隶所想出者”。
奴隶制度，既使工作有堕落之虞，而国内市场，亦复为奴制所垄断。盖巨族大家之日用品，皆由本家奴隶供给之，而且蓄奴之主，往往使奴隶出为人佣，自由民工作之机会，因之剥削殆尽。
当蛮族入侵以前数百年间，奴隶景况，亦颇有改良之处。昔日奴主每有深夜监禁奴隶于地牢之习，至是革除。政府亦有种种保护奴隶之法律，其最要者，莫如禁止奴主之不得擅杀奴隶。蛮族将入侵之际，奴隶之数，日形减少，一因罗马已无远征他国扩充领土之事，二因奴主每有释放奴隶之举也。
被释放而自由之奴隶日“被放之人”（Freedmen），其地位不若自由民之高尚。虽不至再为奴主之牛马，然每年仍有为主人服役之义，并须纳其收入之一部分于主人。婚姻之事，亦须得主人之允许，方得实行。
奴隶虽被释放，而自由民之状况，益趋恶劣。城市之中，自由民工作之时，每与奴隶或被放之人同流合污。至于乡间之自由农民，亦一变而为介于奴隶与自由民间之“自由佃奴”（Coloni）。其身体始终附于某地，随土地而易其主人。唯年能纳其收入之一部分于地主，且为地主服役若干日者，地主不得任意剥夺其种地，此则与中古时代之“佃奴”（Serf）同。因此为乡民者永无自立之望，生生世世为佃奴矣。此种自由佃奴渐与奴隶合而为一。因法律规定某种乡间奴隶永不得离其种地，须随土地而易其主人也。
而且罗马大地主，每有许多之贫弱地主附属之。盖地主之贫弱者，为逃避重税及获得保护计，每愿将其田产让诸强有力之地主；唯大地主须保护之，并允其终身仍得耕种其土地。贫弱之地主既死，其子孙即流为自由之佃奴。此即他日封建制度之起源也。
凡国家隆盛者，其人口必日有增加。至于罗马帝国，则自Augustus以来，人口即渐形减少，国家精力，随之日疲。战争也，疫疠也，奴制也，重税也，凡此种种，皆足以促人口之日减者也。盖人民生活，既甚困难，则婚姻之事，每因之而被阻。大家巨族，遂不可多见云。
政府为增加人口计，每允日耳曼蛮族入居国中为自由之佃奴。相传皇帝Constantine曾召蛮族三十万人入境。其时并募蛮族人入罗马军队中为抵御蛮族之用，开其端者为Julius Caesar。此种政策渐成习惯，至帝国末年，甚至全军兵士，纯属蛮人。日耳曼种人有为军官者，亦有高据政府中之要津者。故蛮族未入侵以前，帝国中之蛮人，已遍地皆是。罗马人与蛮族之畛域，渐不分明。他日帝国西部之瓦解，如此之速，盖非无因。蛮人对于罗马帝国，虽甚尊重，然其个人自由之精神，则可断其必不放弃也。
3.罗马文化之衰替及基督教之传入
罗马帝国之国力既衰，蛮族之人民又遍布全国，文学美术亦随之而衰替，远不若黄金时代之盛极一时。Constantine时代之雕刻，远不若Trajan时代之宏壮。Cicero之文体，美丽可观，至四五两世纪时，已不可再得，而绮靡之闳辩，遂起而代之矣。Tacitus殆为罗马著作家中最后之一人。自彼于一二〇年死后，文学家无继起者。二世纪初年以后之著作，已无一顾之价值矣。
蛮族入侵以前三百年间，凡文人学士之攻习古人名著者，每不读其原本，而唯“名著选要”或“菁华录”一类之书是赖。至于科学，亦端恃“大纲”而已。此种肤浅求学之方法，传至中古，至十四世纪时Petrarch出世，方有精究古籍之精神发见也。
罗马帝国之文化，日就衰微，已如上述。其进步者，厥有一端。当一二两世纪时，罗马人之宗教热诚忽现中兴之象，为他日基督教传人之先驱。其时哲学家，已不信多神之说，而渐有崇奉一神之趋向。一世纪末年罗马哲学家Epictetus曾言曰：“吾人之义务，在于追随一神……与彼同其心，尽力实行其命令。”皇帝Marcus Aurelius于所著《静思录》（Meditations）中，亦有此意。盖其时巨城中人民之生活，荒淫无度，见者无不触目而伤心，思有以挽狂澜于既倒。其时人民心目之中，尚以为死者灵魂，居于黄泉（Hades）之下，至于来生则绝无乐趣之可言也。
自基督教传入以后，人民有自新之望，罪过有忏悔之机。而且基督教主张凡为善之人，死者必居乐土。罗马人无论男女，闻之莫不色喜。以为此生虽苦，来生或有快乐之一日。
基督教自小亚西亚传入欧洲以后，渐受异端思想之影响。基督教会之神父，极言基督教之教义与异端之精理，初无不合。基督教之仪式，亦多适用昔日异端之习惯。教会之组织，初本简单，不久则教士阶级，复杂异常。基督教与异端，因此渐形混合。故基督教与异端，虽有类于两军之对垒，而同时亦有类于两河之合流。立于两河交叉之处者，有Boethius其人（死于五二四年），为罗马末造之名著作者。著有《哲学之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一书，风行于中古时代，盖时人以为彼固基督教徒也。实则书中所述者，类皆异端之精义，至今尚有人疑其非信基督教之人。
4.纪元初年之基督教会
据St.Paul书札中之言论，谓当日之基督教徒，颇感有组织之必要。故选出主教（Bishop）及牧师（Priest）等以管理教务，唯彼绝未提及此种官吏之职务如何。此外并有所谓助祭者（Deacons）负抚恤贫民之责。最初之基督教徒，以为耶稣不久即出而救世，故教徒之组织无复杂之必要。然日久教徒之数大增，良莠混杂，故组织宗教政府以管理而监督之。
主教Cyprian（死于二五八年）所著之书名《教会之统一者》（The Unity of Church），吾人读之，颇得以窥见基督教未定为罗马国教以前之教会情形。其时教徒中颇主张建设“大一统”之教会（Universal或Catholic）以统驭各地之信徒。
其时教会中之官吏与普通人民，已显分畛域，前者曰“教士”（Clergy），后者曰“俗人”（Laity）。凡管理教务，及教训教徒之责，均由教士负之。罗马帝国之内，每城必有主教一人，每乡必有牧师一人，再下有助祭，有副助祭（Subdeacon），再下有侍僧（Acolyte）、驱魔者（Exorcist）、读经者（Reader）及守门者（Doorkeeper）。凡牧师皆受主教之节制，故巨城中之主教，势力尤大，渐改称为大主教（Archbishop），有召集省中各城主教开“宗教大会”（Council）议决要事之权。
当三一一年罗马皇帝Galerius下令使基督教在法律上与异端同等。皇帝Constantine为罗马皇帝之最先信基督教者，颇能实行前令。三二五年，彼并召集第一次基督教大会于Nicaea地方。据召集大会命令中之言，则知当日教会之组织，已与今日无异，不过罗马城之主教尚未为教皇耳。至于罗马城之主教何以雄长欧洲之故，后再详述，兹不先赘。罗马城主教之第一有势者，当推Leo the Great其人，其就任之期，则在四四〇年也。
皇帝Constantine以后诸帝，多禁异端而崇奉基督教。Theodosius法典最后一册中，凡历代皇帝所颁关于基督教会及教士之命令，搜罗甚富。据其所述，则教士已享有免除徭役及纳税之特权，并得受收遗产。皇帝之以财产赐予教会者，颇不乏人。中古时代之君主及富民，亦莫不仿而踵行之，故教会财产之富，收入之巨，远驾欧洲诸国政府之上。教士并有开庭审案之权，而教士之犯法者，亦归教会法庭审理之。此种法典之最后册，先说明“三位一体”原理（Trinity）之意义，再详述不信教者之种类及其刑罚。观于Theodosius法典中之条文，即可知中古教会之起源，已端倪于此。罗马帝国西部之政府，虽为蛮族所倾覆，而蛮族卒为基督教会所征服。当罗马官吏逃亡之日，正基督教士折服蛮族之时，昔日之文明及秩序，全赖教士之维持。拉丁文之不绝，教会之力也；教育之不尽亡，亦教士之力也。
5.东部罗马帝国
蛮族未入侵以前，罗马帝国之政府、法律及文化，虽全国具一统之观，然帝国东西两部，亦早现分离之象。皇帝Constantine以武力入承大统，思再建第二帝都于东部以统制东方一带之地以固国基。故于三三〇年建都于欧亚两洲之交点，名之曰Constantinople。然彼初无分裂帝国之心，即皇帝Theodosius于三九五年有命其二子分治东西两部之举，亦未尝心存分裂。嗣后罗马帝国之中，虽有两帝并治之迹，然帝国之一统，一如昔日，而两帝亦绝无畛域之见存。凡国中法律，仍必得二帝之同意而后颁发。当时之著作家，凡提罗马必曰帝国。一若国中仅有一君者然。实则统一思想，直贯彻于中古时代人民之心目中也。
蛮族之入居罗马帝国中者，虽始于东部；然西部瓦解之后，东部诸帝尚能守护其领土至千年之久。他日帝国东部，不亡于日耳曼种人，实亡于土耳其人。
罗马帝国东部之历史，虽不可不知，然此书不能尽情详述。其言语、文字及文明，多仍希腊之旧，且颇受东方诸国之影响，故与西部欧洲之文明绝异。而文学与美术，在东部颇能继续罔替，在西部则荡然无存。
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以后，东都遂为欧洲最巨最富之城，典章文物，灿然可观。建筑之宏丽，街市之清洁，西部欧洲人见之，莫不惊异。他日十字军兴时代，西部欧洲兵士之道经其地者，颇受其激动云。
第三节 日耳曼种人之入侵及罗马帝国之瓦解
1.西Goth王国与Vandal王国之建设及匈奴之入侵
三七五年以前，日耳曼种人亦曾屡有侵入罗马帝国之举。求其原因，殆出于冒险精神，羡慕文化，或人口增加不得不求新地于外国。同时罗马人亦练精兵，筑长城以御之，使不得逞。不意忽有匈奴人迫日耳曼蛮族迁入衰微之罗马帝国中。匈奴本黄种，世居亚洲之中部。西向入欧洲，横扫居于Danube河流域之日耳曼种曰Goth者。Goth种人一部分遂渡河而南，入居罗马帝国中。不久与帝国官吏冲突，于三七八年大战于Adrianople，罗马军大败，皇帝Valens阵亡。至是日耳曼种人方知罗马兵力之不足惧。故Adrianople之役，实为罗马帝国西部瓦解之先声。自是而后，西Goth种人允罗马官吏之要求，相安无事，亦有愿为罗马兵士者。
不久蛮族酋长名Alaric者，颇不满于罗马人之待遇。遂募集军队，以西Goth种人为中坚，向意大利而进，四一〇年攻陷罗马城，大肆劫掠。Alaric目睹罗马之文明，殆颇惊奇钦羡，故不毁其城。城中损失亦甚少。并下令不得损害教会及其财产。
唯Alaric虽不损坏罗马城，而罗马城陷落之一事，在当时当然视为大祸。当时罗马之异端，均以为此事之所以发生，殆因罗马人改信基督教触怒旧日鬼神之故。唯有名之教会神父St.Augustine曾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书，力言罗马昔日之鬼神未尝有阻止灾患之能力，而当日之种种困难，亦非基督教之责任云。
不久Alaric死，西Goth种人遂散入Gaul，再入西班牙，逐其地之蛮族——Vandal种人及Suevi种人——而出之。此二种蛮族于Alaric攻陷罗马城前四年渡Rhine河而南入Gaul，大肆蹂躏者前后凡三年，乃越Pyrenees山而入居西班牙。西Goth种人既抵其地，遂与罗马政府言和。一面与Vandal种人战，所向成功，罗马皇帝遂于四一九年给以Gaul南部之地，即他日之西Goth王国也。十年之后，Vandal种人南下渡海而迁入非洲，建设王国，其势力殆及地中海之西部。西Goth种人既占西班牙，当其王Euric（四六六年至四八四年）在位时，征服半岛之大部，其王国之境，北达Loire河，南抵Gibraltar海峡。
五世纪中蛮族往来迁徙之情形，可不多述。总之西部欧洲一带，无不被其蹂躏殆遍。即Britain岛亦为日耳曼族Anglo种及Saxon种所征服。
蛮族迁徙无定，欧洲本已大乱，同时忽又有匈奴人之侵入，欧洲人益惶惧。匈奴王Attila，罗马人称之为“上帝之鞭”（The Scourage of God），率其族西向而进。罗马人与日耳曼种人合力御之，于四五一年败之于Chalons。匈奴人乃转而南入意大利，拟进攻罗马城。罗马教皇Leo the Great驰往劝阻之。不期年Attila死，匈奴势遂不复振，自后不再为欧洲患。匈奴人入侵意大利之结果，仅有一端：即北部意大利诸城之难民，多逃入Adriatic海滨之小岛中，他日美丽富庶之Venice城，实肇基于此。
2.东Goth王国之建设
四七六年之一年，普通以为西部罗马帝国“亡国”（fall）之日，亦即中古时代开端之时。此年所有事迹，约略如下：自三九五年皇帝Theodosius the Great令其二子分治帝国东西二部后，西部皇帝每系庸懦无能之辈。蛮族在国内来往自如，皇帝不敢禁止也。不久蛮族军官，渐有随意废立皇帝之事。当四七六年日耳曼种人之在罗马军中者，要求皇帝予以意大利土地三分之一，皇帝不允。其领袖军官名Odoacer者，遂逐皇帝Romulus Augustulus，使之入居于Naples。一面将帝国之徽帜送往东罗马皇帝，请允其代东帝统治意大利。罗马帝国西部之帝祚，至是乃绝。
然不久东Goth王Theodoric逐Odoacer而代之。Theodoric幼时，曾居于Constantinople者十年，故对于罗马人之生活，知之甚审。既而返居蛮族中。东帝殊惶恐。彼率东Goth种人蹂躏帝国之东部，甚至东都几有不守之势。东帝屡赏以爵，给以地以羁縻之。嗣闻彼有西入意大利以驱逐Odoacer之意，东帝窃喜。Theodoric曾向东帝言曰：“如吾而失败也，则汝以后不再有浪费及骚扰之友矣；如天许吾之成功，则吾愿以汝之名，为汝之荣，统治吾力救出之上议院及帝国之西部。”
Theodoric与Odoacer争持至数年之久，Odoacer卒被困于Ravenna，至四九三年而降，不数日仍为Theodoric所手刃而死。
东Goth种人既占有意大利，其对于罗马文化之态度，殊可注意。Theodoric铸造钱币，仍刻东帝之名于其上，凡事必尽力以得东帝之允许。唯同时甚欲东帝承认其势力，盖彼固非愿居人下之人也。
东Goth种人并割意大利土地三分之一据为己有，唯处置审慎，绝无扰乱之迹，Theodoric并能维持罗马之法律及制度。官制及称号，概仍昔日之旧。蛮族与罗马人，概受一种法律之制裁。维持秩序，提倡学问，迁都于Ravenna，建筑宏丽，其遗迹至今犹有存者。
五二六年Theodoric死，遗一极有组织之国家于身后，然有一弱点焉。Goth种人虽系基督教徒，然自意大利基督教徒之目中观之，则以为非基督教之正宗。盖若辈之入教也，原由东部欧洲教士传授之，系Arius派。Arius（三三六年卒）本Alexandria之长老，其主张为三二五年Nicaea宗教大会所反对。盖其对于基督之观念，及三位之关系，与罗马方面之主张绝异也。故在意大利人之心目中，彼东Goth种人不特为异种之蛮族，亦且属异端之信徒。虽Theodoric在当时为主张信教自由者，其言曰：“宗教之事吾人不能强人之所不愿。”然此种精神，实与当日罗马帝国及教会之习惯不合。
3.罗马文学之衰替
当Theodoric统治意大利之日，正Frank种人占据今日法国之时，其有功于造成近世之欧洲，实为蛮族之冠。此外西Goth种人建王国于西班牙，Burgundian种人建王国于Rhone河流域，Vandal种人建王国于北部非洲。各王国间，尝有联盟之举，欧洲列国分疆而治之局，此为初次。抑若罗马人与日耳曼种人之融合，可以进行无阻。
然时运尚未至此也，实则欧洲之扰乱，方以此为始。在政局纠纷之中，科学、美术及文学等，断无存在或发达之余地。Boethius者于五二四年（或云五二五年）因泄漏机密为Theodoric所杀，实罗马最后之著作家。彼系学者，长于吟诗，著有论理学及音乐，为后人所传诵。
罗马人Cassiodorus（五七五年卒）为Theodoric之顾问，所遗书札，为吾人研究当时历史之资料。暮年专心于著述艺术及科学之大纲——如文法、算学、论理学、几何学、修辞学、音乐及天文学。其著作原所以备未受教育之教士诵习之用，为他日研究《圣经》及教会原理之备。其学问之肤浅，与其著作之简陋，足见六世纪时意大利方面文化程度之低下。然在中古之欧洲，则知识之源，实不外此类书籍也。
自此以后，西部欧洲之文化，黯淡异常。自Theodoric在位时代至Charlemagne在位时代，前后凡三百年间，竟无一人能用拉丁文将当时事实为文以述之者。盖其时事事均足以摧残教育而有余。所有巨城——罗马，Carthage，Alexandria，Milan——或为蛮族所蹂躏，或为亚拉伯人所占据。古代图书之藏于神庙中者，基督教徒每设法毁灭之以为快。Theodoric死后不久，东罗马皇帝不再供给各城之教师，并废Athens之学校。六世纪之历史家，唯有Tours主教名Gregory者其人，文词鄙俚，足征当日文化之衰替。彼尝曰：“吾人之时代，诚为不幸，盖文学之研究，已无其人也。”
4.东帝Justinian之武功及Lombard种人之入侵
Theodoric死后之一年，为东部罗马有名之皇帝Justinian（五二七年至五六九年）即位之日，颇尽力于恢北部非洲及意大利诸地之旧壤。其名将Belisarius于五三四年灭北部非洲之Vandal王国。至于意大利之Goth种人，虽善于自守，然有五五三年之战，力不支而遁。究竟何往，已不可考。盖其人数甚少，本不易统驭多数之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又恶其为异端，故极愿东帝军队之入境也。
Goth王国之覆亡，实为意大利之不幸。盖东帝Justinian既死，即又有日耳曼种人曰Lombard者侵入意大利而占据之。此辈本极野之蛮族，大部分非基督教徒，其信基督教者，亦均系Arius派，其痛恶罗马教会也，与不信基督教者等。先占Po河以北之地，故此地至今名Lombardy。再南向而扩充其领土，横行于意大利半岛之中，蹂躏虏掠，无所不至，与Goth种人之治国有方者大异。意大利人多逃入海岛中。然Lombard种人终不能征服半岛之全部。罗马城，Ravenna，及南部意大利诸地，仍为东部罗马皇帝所领有。日久Lombard种人渐失其野蛮之性质，信奉基督教之正宗，遂与意大利人同化。其王国国祚，先后凡二百余年，为Charlemagne所灭。
5.Frank王国之建设
上述之蛮族，无一能建设永久之王国者，有之自Frank种人始。昔日蛮族之王国，或亡于蛮族，或亡于东帝，或亡于教徒。至于Frank种人不特征服大部分之蛮族，其领土并东向而入于Slav种人之境。Frank种人，始居于Rhine河下流，自Cologne以至于北海。其得地方法，与昔日之Goth种人、Lombard种人及Vandal种人绝不相同。其他诸蛮族，多深入罗马国境，远离故土，有如岛在海中。至于Frank种人，则以其故土为根据，先征服其附近之地。领土虽广，终不远离其故居，故方新之气，源源而来，绝不受罗马衰颓气象之影响。
当五世纪初年，若辈已占有今日之比利时及其东部附近之地。至四八六年，Frank种人有名王曰Clovis者（他日渐变形而为Louis）大败罗马人。其领土南入Gaul至Loire河为止，而与西Goth王国接壤。Clovis再东向而征服居于黑林（Black Forest）之Alemanni族。
Clovis武功甚盛，而以四九六年与Alemanni族之战为最有关系。彼虽异端，而其后已改信罗马正宗之基督教。当战事方殷之际，彼忽见前敌之兵士，势不能支，乃求祐于基督，并谓如能克敌，定受浸礼而为基督教徒。战后乃与其兵士三千人同受浸礼。彼之改信基督教，在欧洲史上有绝大之关系。盖罗马帝国中之蛮族王国，虽皆信奉基督教，然均属Arius派；在正宗教徒视之，其邪僻有甚于异端。因之日耳曼种人及罗马人不能有通婚之举，而两族之同化，遂生障碍。独Clovis所信奉者，为罗马之正宗，罗马主教颇与之周旋而不以异族视之。吾人研究Clovis及其继起者之史料，大都得诸Tours主教Gregory之著作。据其所著《Frank人史》之所述，隐然以Clovis为上帝所命之人，为扩张基督教之武器。Clovis亦渐与罗马教会相结纳，他日影响于欧洲史上者甚巨。
Clovis之领土，屡有扩充。南与信奉Arius派之西Goth种人接壤，东南与异端之Burgundian种人接壤。据Tours之Gregory所述，谓Clovis尝言曰：“吾不愿信Arius派者之占有Gaul之一部分。吾人应以上帝之力征服之；征服之后，乃将其国土入于吾人势力之下。”不久Clovis果征服西Goth种人之领土以达于Pyrences山。Burgundian种人亦一变而为附庸，终为Clovis所征服。未几Clovis并用阴谋将国内Frank民族之一部分臣服于一己。
6.Frank王国之政情
五一一年Clovis卒于巴黎，其子四人遂分据其领土。此后百余年间，萧墙之祸，无日无之。然国君虽昏暴，而民族之发达，未尝中止。一因四邻无强国，无强邻入侵之虞，一因Frank种人领土中，颇能维持一统之局。
当日Frank王势力之所及，包有今日之法国、比利时、荷兰及德国之西部。至五五五年Bavaria入附，Frank王之领土，遂西达Biscay湾，东抵Salzburg以外。昔日罗马人所屡征而不得者，至是竟为Frank种人所克服。
Clovis死后五十年，Frank种人之领土，遂分为三。在西部者曰Neustria，以巴黎或Soissons为中心，其居民多受昔日罗马文明之陶铸。在东部者曰Autrasia，以Metz与Aix-La-Chapelle为中心，其居民纯属日耳曼种。此二国即他日法国与德国之雏形。在其中者，即昔日之Burgundian王国也。Merovingian朝最后之君主名Dagobert（六三八年卒），再起而统一诸地焉。
然至是Frank王国之统一，有一新生之危险，即国内贵族之跋扈是也。盖日耳曼民族中，在昔已有世家望族，势驾平民之上。日后军事倥偬，战绩较著者，每握军国之大权。跋扈之象，遂在所不免。
国中要津，以近王者为最重。近王之要职，则又以王宫执政（Major Domus）为最有势力，其地位与今日之国务总理相似。Dagobert死后，Frank王多高拱无为，故国人称之为“无事王”（Rois Faincants），政治大权，皆操诸王宫执政之手。Austrasia之王宫执政，名Pippin of Heristal者，即他日Charlemagne之曾祖父，其实权并及于Neustria及Burgundy两地，声望益著。七一四年卒，其子Charles Martel继起，武功尤著。
7.蛮族与罗马文化之融合
当吾人研究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史时，颇欲了然于蛮族与罗马人之关系如何？蛮族醉心于罗马文明之程度如何？蛮族之旧习，保存者有几？然此种问题不易解答。盖关于两族融和之迹，已无可考也。
吾人能可考而知者，厥有数端：第一，读史者断不可误以蛮族之为数甚多。据当时人之所述，则西Goth种人初入罗马帝国时，男女老幼，共约四五十万人。此为蛮族南下各支中之最大者，然日后流离数十年方迁入西班牙及Gaul之南部，则人数之有减无增，可想而知。Burgundian种人初渡Rhine河时，人数不过八千众。当Clovis与其军队受浸礼时，相传亦不过三千余人。
上述人数，当然模糊不甚可信。然观于日耳曼蛮族之急于模仿罗马之语言文字及习惯，颇足以证明其人数之不多。蛮族之入居罗马帝国中者，先后已近五百年，故五世纪之变化，在罗马人民性质上，必无甚影响。
日耳曼民族入罗马境后，不久多操拉丁语。唯当日之拉丁语，较拉丁文为简单而易习。各地方言，渐趋渐异，卒发达而成近世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诸国之语文。然此种变化，并非缘于蛮族之入侵。而日耳曼语言文字之影响于拉丁文字上者，亦甚微也。
北部之Frank种人及居于德国与Scandinavia之日耳曼民族当然保存其原有之语言，在Britain岛中之Anglo及Saxon种人亦然。此种日耳曼语言，日后渐成为荷兰、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诸国之语言文字。关于此点，后再详述。
日耳曼种人与罗马人之感情，亦无不甚融洽之迹。除信奉Arius派基督教之蛮族外，其余蛮族自始即与罗马人自由通婚。Frank种人之君主，尝命罗马人任文武要职，正与昔日罗马政府之重用蛮族无异。两人种间仅有不同之点一，即各有法律是也。
蛮族中之有成文法，殆始于Euric在位时代之西Goth种人，其文则适用拉丁。踵而仿行者，有Frank种人、Burgundian种人及Lombard种人等蛮族。各种法典合成所谓《蛮族之法律》（The Laws of the Barbarians）。吾人研究五世纪时日耳曼民族之习惯及思想，实唯此种法律之是赖。自五世纪以后，日耳曼民族之各支，殆皆受各支法律之制裁。至于罗马人则仍适用罗马法。南部欧洲一带蛮族人数较少之地，终中古之世，多沿用《罗马法》。至于其他各处，则沿用日耳曼法至十三、十四两世纪时止。其例之最著者，莫过于中古时代之神诉（Ordeal）。
日耳曼法律上，无审判之规定。无所谓证据，更无所谓判决。盖蛮族思想简单，此种方法，非所知也。故两方欲证明其控诉之正确与否，唯有应用下述之方法：（一）诉讼者先宣誓其言之真确，并请同阶级中人宣誓以证明诉讼者之言之真确，其人数多寡，由法庭定之，此之谓宣誓保证法（Compurgation）。其意以为誓不由衷者，神必罚之也。（二）诉讼者两方面，或请人代表，可举行格斗，视其胜负而定其曲直。其意以为直者必蒙天祐。可操必胜之券也。此之谓赌力法（Wager of Battle）。（三）第三法谓之神诉法：诉讼者或手浸于沸水之中，或手提或足蹈赤热之铁块以走。如三日之后，手足无伤痕者则为直，否则曲。此种审判方法，颇足以证明当日蛮族文明程度之低下。
8.中古时代之事业
观于上文所述罗马帝国之状况，及蛮族入侵之情形，即可知中古时代问题之困难及其责任之重大。日耳曼民族各支之精神与习惯，虽不相同，而其不识罗马文学、美术及科学之为何物，则殊一致。盖蛮族之性质，愚朴而强悍，除战争及饮食外，别无嗜好。欧洲之秩序，因之大乱，而罗马帝国之文化，几乎荡然无余。美术建筑诸品，有破坏而无建设。西部欧洲状况，一返罗马未兴以前之旧。
所幸古代文明之损失，暂而不久。蛮族对于古代之文化，亦并不使之扫地而无余。而且就文明故土之中，经营新社会之建设。罗马人之农业方法，蛮族仿而行之。凡蛮族所不知者，无不以罗马之方法为模范。总之，自古代东方诸国传来之文化，并未因蛮族南下而衰亡殆尽也。
蛮族之受教育，先后凡需千年之久。而欧洲卒有古化复兴之一日。当十四、十五两世纪时代，先有意大利，继之以西部欧洲诸国，对于古代文学及美术之真与美，幡然觉悟，如醉之初醒。蛮族之教育，至是告终。然中古时代，并非毫无进步之时代。其有功于欧洲文明上者，亦正不少。盖近世欧洲之文明，乃二质混合而成。所谓二质者，即上古之文明，及中古日耳曼民族之精神及思想是也。
第四节 罗马教皇之兴起
1.基督教会得势之原因
当Frank王国势力扩充之日，正基督教会组织发达之秋，基督教徒团体之如何发达，传道教士人数之如何日增，三世纪后基督教之著作家如Cyprian辈之大一统主义等，吾人已略述于上。罗马皇帝Constantine之定基督教为国教，以后诸帝之援助教徒，Theodosius法典之保护教会及教士，及非正宗之基督教之排斥，吾人亦已略述于上。
兹再述罗马帝国末造及中古时代之教会。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以后，西部欧洲制度之最永久而且最有势力者，莫过于基督教之教会。吾人欲知基督教会之内容，不能不先探其得势之源，及东西两派分裂之故。再研究修道士之发达，及其与教士之关系。再进而研究修道士与教士对待蛮族，感化蛮族，及统治蛮族之陈迹。
中古时代教会之所以得势，其最大原因，即在于当日之教会实能适合当日之环境而应付当日之需要。盖无论何种组织，如不能应付需要，即永无发达之望也。
其次，则因基督教本主灵魂不灭，死后当罚之说，当时人民，莫不闻而生畏。古代希腊人与罗马人之观念，对于死后，不甚注意，即有念及之者，亦每以死后干燥无味，远不若生时之快乐。若辈虽亦有主张恶人死后必入地狱者，然大都以为死后景况，不乐不苦。古代异端，视宗教为今生之业，与来生无关。崇奉神明，无非求今生之快乐。
当时人既深信来生之无望，故均怀行乐及时之想。Horace尝谓人皆有死之一日，而快乐则与死以俱去。唯吾人不宜有逾分之举，恐有害于快乐也。然吾人对于将来，切不可无事而忧，盖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为者也，云云。此种思想，颇足以代表古代异端之心理。
至于基督教之主义，则与此绝异，特重人生之死后。此种人生观念渐代异端之主张而传入于蛮族。因之当时人多舍此生之职业及快乐，专心于来生之预备。闭户自修之不足，并自饿自冻或自笞以冀入道。以为如此或可以免此生或来世之责罚。中古时代之著作家，类皆修道士中人，故当时以修道士之生活为最高尚。
彼朴野之蛮族，深信其一生之命运，端赖教会。而教士亦复以地狱果报之说动世人之心，以为唯有行浸礼者，方有上登天堂之望。然受浸礼时，仅能洗除过去之罪过，而不能洗除未来之罪过。如无教会之救济，则死后灵魂，必入地狱无疑。
其时教会中并有种种神奇之事，人民信之者极众。如医病也，救苦也，罚恶也，无不如响斯应，出人意外。在今日视之，固甚可笑，而在当日，则各种记载之中，无不富有神奇之迹，而当时人亦无怀疑者。
关于最初基督教礼拜堂之建筑，此处不能不略述及之。罗马每有建筑巨厦于市场附近之习惯，以备市民交易，法官审案，及官吏办公之用。此种处所，罗马人名之为“大厅”（Basilicas）。罗马一城之中，即有此种大厅数处。国内各巨城中，至少类有一处。屋顶宏敞，支以长列之柱，有时每边有柱二列而成廊路。自皇帝Constantine崇奉基督教以来，罗马人遂多仿此种建筑式以造宏丽之礼拜堂，且亦以Basilicas名之，故Basilicas一字之意义，至是遂变为“大礼拜堂”。
自Constantine时代以至今日，已一千六百年，当时之礼拜堂，当然已无存者。唯Constantine百年后所造之罗马Santa Maria Maggiore教堂，至今尚存，其廊柱之整齐与嵌饰之美丽，颇可表示最初礼拜堂建筑之一斑。就大体而论，则罗马式之礼拜堂，类皆外朴而内丽。至于罗马式建筑之如何渐变为Goth式建筑，使内外并形美丽之迹，后再详述。
2.中古教会之政权
然中古教会之重要，不在其宗教上之职务，而在其与当日政府之关系。其初教会与帝国政府，颇能互相尊重，互相援助。总之罗马帝国政府存在一日，则教士永无自由专断之一日。盖帝国法律，由皇帝规定之，彼教士绝无置喙之余地也。而且教会亦非有政府之援助不可。因崇奉基督教及摧残异端之二事，非有政府之力不行也。
然自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西部瓦解之后，西部欧洲之教士，多不服各国君主之干涉，渐脱离政府而自立。再进而渐夺政府之大权。五〇二年，罗马宗教大会曾宣言Odoacer之命令为无效，以为俗人无干涉教会事务之主权。罗马主教Gelasius第一（四九六年卒）曾述教会权力之根据如下：“治世界者有二力：即教士与君主是也。唯前者之权实大于后者，盖教士固对于上帝负责者也。”夫人类之永久利害，既较世俗利害为尤重，则万一人类利害有冲突时，教会官吏当然有最后判决之权利云。
然教会要求管理教务之权为一事，而其代行昔日帝国政府之职务又为一事。唯教会之代行政府职权，并非僭夺，因当时实无强有力之政府，足以维持秩序也。盖自罗马帝国瓦解以来，西部欧洲一带，直可谓为无国家。各国君主之权力尚不足以保存本国之秩序。国内之大地主，纷争不已，中央政府，无力干涉。战争之事，为国内贵族之唯一要务，视同娱乐。为君主者，既无维持和平之力，又无保护人民之方。政局既如此之纠纷，政府又如此之无能，则教会之得势，理有固然。凡民间契约、遗嘱及婚姻诸事，莫不受教会之节制。孤儿寡妇之保护，人民教育之维持，均唯教会之是赖。此教会势力之所以日增，而政治大权之所以渐入于教士之手也。
3.罗马教皇得势之原因及其机关之发达
兹再述罗马教皇之由来及其得势之故。在《Nicaea宗教大会议决案》及《Theodosius法典》中，虽无规定罗马城主教为教会领袖之明文，然罗马城之主教自始即隐然为基督教之首领，盖西部欧洲之教会，唯在罗马城中者为基督门徒所始创。
《新约全书》中屡言Paul之在罗马城，Peter亦然。而且父老相传Peter，实为罗马城中之第一主教。此事虽无文献之足征，然自第二世纪中叶以来，世人多信其为确有。总之当时既无相反之传闻，而又得人人之深信。此种深信，即为极重要之一事。Peter本基督之门徒，而亦为门徒中之最贤者。《新约全书》中，基督之言曰：“吾与汝言，汝是Peter，在此石上，吾将建设吾之教会；地狱之门，无能阻吾。而吾且以天国之钥予汝，无论何人汝以为应束之地下者，在天亦如之。汝以为应纵之地下者，在天亦如之。”
故西部欧洲教会之视罗马教会，有同慈母。且以为罗马城主教所持之原理，系嫡派相传，故最为纯正。凡有争执，必就正之。加以罗马城为帝国首都，首都中之主教，其地位当然驾乎其他诸城主教之上。然其他巨城中之主教，日久方承认罗马城之主教为其领袖也。
纪元后三百年间罗马城之主教为谁，其详已不可考。总之至基督教势力极大罗马帝国权力极衰后，罗马城主教方握有政治大权也。
至于四五两世纪中之教会史，材料较富。盖自Nicaea大会之后，教徒中文人蔚起，著作甚丰，直可称为教会文学之黄金时代。此期实为神父讲述神学之时代，后代之神学家，多宗仰之。言其著者：有Athanasius（三七三年卒），相传为规定基督教正宗信条之人，攻击Arius派尤力。有Basil（三七九年卒），为提倡修道事业之人。有Ambrose（三九七年卒），为Milan之主教。有Jerome（四二〇年卒），译《圣经》为拉丁文，而成教会之定本。尤著者，当推Augustine（三五四年至四三〇年），著作之富，影响之大，一时无两。
神父所研究者，多属理论，故对于教会之组织，多不经心。观其论调，亦并无推崇罗马城主教为首领之意。唯Augustine著作中，曾称当日之罗马城主教为“西方教会之首”。自Augustine卒后，继其后者，为一极英明有志之人，他日罗马城主教卒为“王中之王”者固非偶然矣。
Leo the Great（四四〇年至四六一年）之为罗马城主教，实为罗马教会史之开端。罗马帝国西部之皇帝Valentinian第三，因Leo之请求，于四四五年下令宣布罗马城主教为教会之领袖，以为罗马教会为基督弟子Peter所创，且罗马城又为帝国之首都也。又命西部欧洲诸地之主教，均应听罗马城主教之命，凡不应召者，则由帝国官吏督责之。四五一年东部欧洲有Chalcedon宗教大会，议决东都教会之地位与西都教会等。两城之主教共有统驭其他主教之权。唯罗马教会始终不承认此案为正当。东西两派之分离，伏机于此。Leo之主张，虽未能即时实现，而且时来反抗。然其有功于教会之得势，则无可疑也。
罗马教皇之名，英文曰Pope，源出拉丁文中之Papa，其意为“父”，盖对于当日主教之通称。至六世纪时Pope一字，渐限于罗马城中之主教。然至八九世纪时，方显然为罗马城主教所独有。至Gregory the Great为罗马城主教时，方宣言唯罗马城中之主教得称“教皇”云。
Leo卒后不久，Odoacer有废罗马帝国西部皇帝之事。不久又有Theodoric及蛮族Lombard种人先后入侵之迹。国中无主，政局纠纷，不独罗马城中之人民，视罗马城主教为主人，即意大利之居民，亦视罗马城中之主教为共主。盖皇帝远处东都，而帝国官吏之守土于中部意大利及Ravenna诸地者，亦颇愿得罗马城中主教之援助。罗马城中之政权，已入于主教之手。同时主教之领土，满布意大利半岛之中，故主教并负有管理及保护之责。对于日耳曼种人之交涉，亦唯彼一人任之。
4.罗马教皇Gregory the Great
当Gregory the Great（五九〇年至六〇四年）任罗马教皇时代，尤足征教皇势力之宏大。彼本罗马上议院议员之子，曾被任为省长。彼以富贵之地位易使人堕落，其母本笃信基督教者，而Gregory幼时又尝读Augustine，Jerome及Ambrose辈之著作。故其父去世后，遂尽出其家财设立寺院七处。七寺院中，其一即以家屋改建者，Gregory修道其中，修行太苦，身体大伤，几罹伤生之祸。幸其时罗马教皇有命其前赴Constantinople之举，彼之才力，遂大著于世。
五九〇年Gregory被选为罗马教皇，皇帝所居之上古罗马城，遂一变而为教皇所在之中古罗马城。建筑教堂多取材于古代之神庙。基督门徒Peter及Paul之坟墓，渐为教徒顶礼膜拜之中心。当Gregory就任之始，罗马城适大疫。彼乃率教士及教徒游行通衢之上，以求祐于上帝。忽见天使长Michael现身于皇帝Hadrian之墓上，韬其利刃，以示上帝息怒之意。古代罗马史，自Gregory就任时止，而中古史则于是乎始。
Gregory以著述名于中古。彼与Augustine，Ambrose及Jerome为罗马教会中之四大神父。观其著作，颇足见当时文学之衰替。其著述之最有名者为《答问》一书（Dialogues），盖一种神迹神话集也。名家竟有此种著作，此种著作竟备成年人诵习之用，殊出吾人意料之外。在其著作Moralia中，尝谓书中或有文法错误之处，读者不必惊异，盖研究此种高尚之题目，著书者不应拳拳于文法之错谬与否也。
吾人试读Gregory之信札，足见当日教皇中如有杰出之人，则其势力之宏大，几无伦匹。彼虽自称为“上帝之仆中之仆”（此种称谓至今尚然）然其势力极巨。盖是时东帝势力之在西部，已虚名徒拥，罗马城中之实权均在Gregory之手也。同时并能阻止Lombard种人，使之不得入侵意大利之中部。凡此种种职务，均系政治性质。Gregory一旦执行之，教皇政权，遂于是乎始。
Gregory于意大利半岛以外，尝与罗马帝国东部皇帝，Austrasia，Neustria及Burgundy诸国之君主，信札往来。彼竭力选派教士中之贤者为主教，而对于各地寺院，亦能悉心管理。然其最大之事业，莫过于传道。他日英国、法国、德国诸国，莫不俯首听令于教皇者，Gregory之力也。
Gregory本系修道士，故其传道之事业，类有赖于修道士。吾人于叙述传道事业之先，不能不先述修道士之由来及其性质。
第五节 修道士及日耳曼种人之入教
1.清修主义及寺院制度
中古欧洲之修道士，其势力之大，与其事业之广，颇难叙述。人才蔚起，史不绝书。有哲学家，有科学家，有历史家，有美术家，有诗人，有政治家；名人如Bede，Boniface，Abelard，Thomas Aquinas，Roger Bacon，Fra Angelico，Savonarola，Luther，Erasmus辈，无一非修道士出身。
寺院制度（Monasticism）之力量，在于足以感化各阶级中人。是时蛮族入侵，人生渐苦。寺院之为物，不特为笃信宗教者藏身之所，即彼思想高尚不愿为兵受苦者，亦多以寺院为尾间之洩。盖寺院生活，神圣而平安。彼蛮族虽悍，对于修道士之生命及财产，每不忍加以残害。同时失志者、受辱者、贫而无告者，亦多遁入寺院以终其身。至于修道士之人数，有增无减。帝王贵族，多布施大地以为容纳修道士之所。其他如深山丛林之中，清净无尘，修道者莫不趋之若鹜焉。
寺院之发达，始于四世纪时之埃及。当蛮族战败罗马人于Adrianople之日，正St.Jerome宣传清修主义之时。迨六世纪时，西部欧洲一带，寺院林立，修道士日增月盛，遂感有规则之必要。唯寺院清规，始于东方，西部欧洲之气候与人民之性质均与东部欧洲异，故东部欧洲之清规，不适于西部欧洲寺院之用。因之St.Benedict于五二六年时，编订规程，以备意大利北部Monte Cassino寺之遵守，盖彼实此寺之首领也。其规程妥善而适用，其他寺院，多仿而行之，遂成西部欧洲一带寺院之清规（Rule）。
St.Benedict清规之重要，与国家之宪法无异。其条文颇自然而圆满。以为俗人不定皆能修道者，故规定凡人寺修道者必先经一修业之期，谓之“徒弟”（Novitiate）。凡寺院之住持（Abbot）由修道士选举之，统辖寺中一切。凡修道士均有服从之义。修道士除祈祷静坐外，均须工作与耕种。并有诵习与教授之义务。凡身弱不能工作者，则令其任轻易之事，如抄书即其一端。
凡修道士均须遵守服从、贫苦及贞洁三种志愿，对于住持有绝对服从之义，凡修道士不得有私有之物。须终身以贫苦自守，所用诸物，均属诸寺院。除服从及贫苦二志愿外，并须有贞洁之志愿，终身不娶。盖当时不但以为单身生活较娶妻者为清高，即许其娶妻，于寺院组织上，亦实有不能相容之势。此外凡修道士之生活，必须自然，不得行过度之断食以伤其身体。盖当日东部欧洲修道士之因苦修过度，卒伤其生者，时有所闻，故St.Benedict特限制之。
Benedict派修道士影响之及于欧洲者甚巨。任教皇者得二十四人，任主教及大主教者得四千六百人。以著述名世者，得一万六千人。当大局扰攘之日，文人学子多入居其寺院之中，潜心著述。至于抄书一事，本系修道士应有之职业。若辈手抄古籍，虽每不经心，而不知其所抄者之为何物，然当时因图书馆之毁坏及藏书家之漠视，古人文稿，丧失垂尽，故抄书之业，实为要图。虽抄本谬误百出，总较不传为胜。拉丁文学之不致失传，盖皆修道士之功也。
昔日奴制盛行时代，常人视工作为贱业。自修道士身任工作之后，工作之事复其常态。寺院附近之土地，由修道士耕种之，草莱遂辟。当日旅舍甚少，往来商旅，多食宿于沿途寺院之中，各地交通，因之日便。Benedict派及其他各派之修道士，莫不热忱以赞助教皇。教皇深知其势力之宏大，故特予以教士所享之特权。因之教士遂有清修教士（Regular Clergy）与世俗教士（Secular Clergy）之别。
罗马教会，极欲继罗马帝国之后以统驭欧洲。然教会官吏，职务繁杂，断不足以代表基督教之精神。教会仪节及教务之管理，教会财产之保存，皆世俗教士之责任。而清修教士颇足以证明个人笃信及修养之必要。故寺院之制度，无异教会之教师，使教会不至流为仅具形式而无精神之器械，宗教精力，源源而来，无中断之虞。
修道士所居之处曰寺（Monastery或Abbey）。其构造颇合修道士之需要，而且往往建于远离城市之处，盖取其清静也。其建筑类仿自罗马人之别墅，四周为室，其中为院，曰Cloister。院之四周有走廊，以便往来于各室而不受太阳风雨之苦。不但Benedict派之寺院如此，即其他各派之寺院亦莫不皆然。
院之北为礼拜堂，多西向。日后寺产既富，故寺中之礼拜堂，每极其美丽。英国之Westminster寺，即系昔日在伦敦城外某寺之礼拜堂。至今英国寺中礼拜堂之遗址，尚不一而足，备游人凭吊之资。在院西者为储藏食物之室，在院南而与礼拜堂相对者为食堂与坐厅。坐厅在天寒时并有暖炉。在院中而与食堂相近者为盥洗所，为修道士聚餐前洗手之处。在院东者为寝室，寝室离礼拜堂极近，盖修道士每日须礼拜七次，而七次之中，有一次于天未明时举行者也。
据Benedict清规之规定，凡修道士均须借寺产之出产以维持其生活。故寺屋之外，围以花园、菜园、磨坊、鱼池及种谷之地。此外并有医院一，以治病人，又客房一，以便行旅。在较大之寺院中，亦每附有宏丽之居室，以备君主贵族偶然住宿之用。
2.英伦三岛中之传道事业
修道士事业之最巨者，莫若传道。罗马教会势力之日大，缘于传道事业者为多。盖修道士不仅传其道于日耳曼种人而已，而且使日耳曼种人俯首为教皇之臣子也。至于修道士之传道事业，则自传道于Britain岛之日耳曼种人始。
当纪元初年，英伦三岛为Celt种人所居，其习惯与宗教，已不可考。Julius Caesar于纪元前五五年始入征其地，然罗马势力，始终不出自Clyde河至Forth海臂止长城之外。即长城以南诸地，亦不尽为罗马所同化。至今Wales之语言，尚仍Celt种语言之旧，即其明证。
当五世纪初年，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罗马军队之驻在Britain岛者，因之撤归，以厚国防之力。Britain岛遂渐为日耳曼民族所征服。蛮族中尤以居于丹麦之Saxon种人及Anglo种人为多。此后二百年间之事迹，已不可考。Britain岛上之Celt种人究竟何往，亦不可考。旧日史家多以为此种人或被杀而死，或被逐入山。然以与日耳曼种人同化之说较为可信。Saxon种人与Anglo种人之酋长，建设小王国于岛中，当教皇Gregory the Great在位时代，计有七国或八国之多。
当教皇Gregory尚为修道士时，于罗马城中奴市上见有Anglo种人，状貌雄伟，不胜惊异。继悉其为异端之蛮族，心窃悯之。他日Gregory就任教皇，乃遣修道士四十人赴英国传道，而以Augustine为领袖，并以英吉利主教之职予之。Kent国王之后，系Frank王之女，本信基督教，故五九七年罗马修道士登岸时，颇受优待，并以旧日罗马时代所建之Canterbury教堂予之。罗马之修道士遂设寺院于此，为传道事业之机关。Canterbury之地，至今尚为英国宗教之中心。
然英伦三岛中之基督教徒，并不仅限于Augustine及修道士。当Britain岛为罗马行省时代，已改奉基督教。其时并有St.Patrick（约卒于四六九年）传道于爱尔兰之举。日耳曼种人入侵以后，异端复盛，爱尔兰因僻处海中，得免于难。唯爱尔兰教徒不熟谙罗马基督教之习惯，故颇有互异之处。爱尔兰庆祝基督复活节之期，及修道士削发之样式，均与罗马异。当Augustine传道于Britain岛南部之日，正爱尔兰人传道于Britain岛北部之时。
罗马派与爱尔兰派教士之习惯既不相同，故时有冲突之举。爱尔兰之教士，虽尊重教皇而不愿离罗马派而独立，然始终不愿废弃其旧习。同时亦不愿承认Canterbury之大主教为领袖。至于罗马教皇则甚不愿爱尔兰教徒之独树一帜于岛中。两方相持不下，互相仇视者，凡五六十年之久。
然相争之结果，罗马教会终得胜利。六六四年Northumbria王开宗教大会于Whitby，承认罗马基督教为国教。爱尔兰之教士不得已退归。
当Whitby大会开会时，Northumbria王言曰：“同奉一神者，应遵守一致之规则，不应互异，因人人所希望之天国，本属相同。”彼以为僻处欧洲西部海外之一岛，竟与其余基督教国异其习惯，殊属非理。此种教会统一之信仰，实为教会得势之一大原因。他日英国领土日有扩充，忠于教皇者凡千年之久，至十六世纪初年Henry第八在位时，方离罗马教皇而独立。
英岛之宗教，既成一统之局，随发生一种崇拜罗马文化之热诚。Lindisfarne，Wearmouth及其他诸寺院，渐成当日文化之中心，欧洲大陆诸国，殆无能与之相埒者。常与罗马往来，未或中辍。罗马工人多渡海入英国建筑石造之罗马式教堂以代旧日之木造者。青年教士，多习拉丁文，有时并习希腊文。古代书籍，输入国中而重抄之。当七八两世纪之交，有名著作家Baeda其人，通称“可敬之Bede”（The Venerable Bede）（六七三年生七三五年卒），著有当日《英国宗教史》，为吾人研究当日英国宗教最重要之资料。
3.欧洲大陆上之传道事业
不久传道之热诚，又自英国而返诸欧洲大陆。昔日Clovis及Frank民族，虽已改信基督教，然北部欧洲一带，仍未普及。当Augustine入英国之前数年，爱尔兰传教者St.Columban登欧洲大陆之岸而入Gaul。往来各处，建设寺院，苦于修行，善施神术，极为时人所信仰。彼并深入蛮族Alemanni所居之地以达于Constance湖畔。不久为蛮族酋长所逐，遂南下传道于北部意大利之Lombard种人，于六一五年卒于其地。其同志中有名St.Gall者，留居Constance湖畔，弟子日众，遂建寺院，乃以其名名之，为中部欧洲最著寺院之一。其他爱尔兰之教士多深入Thuringia及Bavaria森林中以传其道。唯德国教会，则溯源于英国之传道士也。
St.Columban卒后约一百年，当七一八年时，罗马教皇遣英国修道士名Boniface者入德国传道。凡经营四年而返罗马，教皇任以传道主教之职，誓从教皇之命令。Boniface主张服从教皇甚力。他日罗马教会之独霸西部欧洲，彼盖与有力焉。
Boniface既有Frank王国中王宫执政Charles Martel之保护，尽力于传道之事业。昔日爱尔兰教士所感化之基督教徒，及北部欧洲之异端，无不入附于罗马。七三二年Boniface升任Mayence之大主教。乃着手于建设Salzburg，Regensburg，Würzburg，Erfurt，诸主教教区（Bishoprics），即此可见其传道区域之广，及其传道事业之盛。
Boniface既组织德国之教会，遂着手于Gaul教会之改革。是时Gaul教士多不德之行，而教会之财产亦因时局不宁，日有损失。Boniface得Charles Martel之援助，尽力于改良之事业，Gaul教会，卒入附于罗马。七四八年Gaul诸地之主教集会宣言维持宗教之一统，服从教皇之命令，以冀得为Peter之羊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