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草山》中，愤怒、悲凉的余杰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蜕变：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余杰认识到，只有基于爱情，人类才会承担很多。对爱的渴望，如同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怜悯一样，是支持人类生活的动力。自然地余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缔造了一种新时代的爱情神话。相比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大面积解构、颠覆的语境，余杰显然是打捞意义、建构精神的另一种姿态。他在《香草山》中讲述的“不仅是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也不仅是一段纯粹的精神体验，而是我们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朝圣之旅”。他将爱情重新定位于信仰、价值、精神等古典坐标中，延伸人生的种种悲悯与幸福。“无论难易，爱情都是我们的信仰”。
女主人公宁萱，外资公司部门经理，因为王小波的死，也因为生命脆弱而无助的孤独，给男主人公廷生、北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忧愤而感伤的《火》的作者写信，因着“精神意义”上的相通，两人开始了相识、相知、相恋的过程。小说给人最深刻的感受是那种久违了的纯粹和古典的浪漫情怀。余杰让男女主人公各自以书信和日记两种声音，以双重的抒情方式、细致的心理描述、温情曼妙的情话，显出对古典爱情的回溯。书信、日记和情书，在现代社会已属罕物。美国著名学者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就推论和预见：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消亡。虽然有些极端，但新的媒体的确是在改变着哲学、文学的存在方式。但余杰恰恰觉得书信和情书是诗性的，也是最具人情味的，如他所说，书信是生命的安慰、书信是温柔的艺术。余杰的蜕变，由以往的忧愤伤感到这部长篇小说的温情叙爱，其之所以引人注目，我觉得在中国当代文学完成转型的过程中，有一种标志性意义。余杰试图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精神探索的低谷，一反刘震云、王朔、池莉们解构的行为，力图以超越的姿态，引领读者，把读者引向爱情是信仰，爱情是生命的时代。他直言爱情的理想形式：“我要那种能够白头的爱情，在我白发苍苍的时候，能够与爱人一起手挽着手散步。我不能够承受分手的厄运，我不能够直面破碎的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该不是《诗经》上的神话。我要与爱人分享生命的愉悦，乃至分享死亡的宁静”。在宁萱与廷生没有污染、没有世俗、真诚而浪漫的爱情故事中，余杰得益于学业之便穿插了现当代文坛著名作家的爱情，有鲁迅与许广平、郁达夫与王映霞、萧红与萧军、朱生豪与宋清如，沈从文与张兆和、王小波与李银河……有了这些经典爱情的铺垫和辉映，廷生与宁萱的爱情更显出超凡脱俗的魅力。
“爱情”这一文学永恒的主题在过去一向被我们视为对人生困境的解答，但令人困惑的是今天它本身却成了一个问题。它或者演绎为本能泛滥和变态，或者沦为凡庸的正常生活的借口。过去用以引导我们精神向上的经典爱情业已消逝，随着离婚率越来越高，随着爱在文学中越来越沦为陈词滥调，随着性关系愈加开放，这时候所谓爱“即便不完全是一个幻象，至少也似乎是一种玄乎其玄的东西了”。社会的经验却具有讽刺意味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们往往跑得更快。当我们丧失了爱的价值和意义时，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否定爱情、解构了爱情。在今天，一个切身的感受是：爱在过去一向被视为一种原动力，一种我们可以依靠它推动我们走向人生的力量，但在今天，爱情已变得越来越非人化。爱情衍化为简单的本能宣泄，人们企图以此来摆脱人生的困境，实际上反而加强了这种困境。
爱情本是人心中固有的倾向，爱使人向上、使人追求真善美、使人走向更高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罗洛·梅《爱与意志》中将爱情的经典含义表述为：“给生命中纷纭杂多的质素以意义，给我们枯燥散漫的生活以形式，它是整合我们分裂状态的凝聚力。”“它是永恒的拓展、自我的延伸，是不断更新的动力。它推动人们为不断寻找真善美的更高形式而献身。”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中，爱情与革命事业，爱情与个人追求总是在形而上的层面纠结、幻灭和生长。爱情同时意味着生命、价值、精神、信仰、自由、浪漫、诗性等等丰富的内涵，而成为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赖。在新时期文学中，张洁、王安忆、舒婷、铁凝等作家更是深沉地思考爱情、描写爱情，引领人们走出时代与精神的迷途。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作家在贴近人物生存状态时，打破了“五四”以来建构的理想爱情中心，放弃了对爱情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作家或者“不谈爱情”，或者“懒得离婚”，或者“一声叹息”，爱情变得支离破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陷入在爱情和婚姻的尴尬中，作家们不屑提升和引导，甚至过分认同凡庸的价值观念，这样的“爱情”必然丧失精神感召力和永恒的魅力。
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许多作家在作品的精神探索上举步维艰。有王朔的嘲讽式、狂欢式，有池莉、刘震云的解构颠覆式，有张承志、张炜、王安忆的坚守与徘徊。在总体上，只有写实而没有价值支撑，这些作品应和了“一种社会化普泛化生存状态，不能唤起对人性深层的体验，也不能给我们一种超越的美的享受”。一种文学作品，无助于当代精神生活的提升，缺少价值揭示，当然它也就无法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正是在精神建构这一意义上，余杰不像刘小枫那样以基督的爱，以一种超验的、彼岸的东西关注现代人灵魂拯救的问题，而是在现实的层面自觉地回归传统的信仰，引导人在迷茫之后走向理想的价值域。如余杰在文中所写的：“当爱的光辉一再被意识形态的伪善、痞子文化的调侃以及世人的谎言所亵渎、消解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唤起爱的意识和欲望。”因此，《香草山》才显示了它在当代文学转型后独特的标志性意义。
与池莉等作家安于现实和无奈挣扎的精神旨归相比，余杰的《香草山》是挣脱出来的标志。廷生与宁萱之间“严重而真诚”的爱情把读者带向了一个熟悉但又久违了的世界。当那些曾用爱情相聚，又被现代的诱惑涂抹得糟乱的情感已经岌岌可危时，余杰开出了一剂拯救现代人心灵的良药；让爱情的价值和信仰成为生存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恰如一张漫画：咒骂黑暗，不如点上一支蜡烛。余杰让廷生与宁萱共执一支红烛，照亮现代人的内心世界，点燃爱的激情，复活绝望的爱情。
《香草山》是一部爱情的神话，但又不是乌托邦，它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爱情之外，处处有着对人生的悲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针砭。老舍、郭世英、王小波、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对众多人生存的悲悯情怀中，丰富、升华着两个人的爱情，又在对环境污染、农民贫困、打工族受辱、伪学术畅行等等不良现实揭示中显示了对正义和爱的坚守。小说的结尾，廷生与宁萱的辞职更为余杰构筑的爱情做了自由而浪漫的注释。虽不合于世俗社会，“却获得了心灵的澄明和欢乐”。
在《香草山》里，余杰以他古典的浪漫情怀，表现了对爱情的坚守、对精神的坚守，也是对诗性和文字的坚守。日记和书信的抒情方法，在形式上把断裂、消弭的样式嫁接起来，承载着现代人最纯粹的诗性情感。而“文字”沟通的魅力，更加突显在整部小说中。“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对文字的亲和，不是对电子时代的拒绝，而是对文字背后那份人性、诗性的坚守。余杰从头至尾都大量引用《圣经》和诸多中外诗歌，也无疑是一种形式上的溯源和回归，而且也增加了小说抒情的诗性和典雅。余杰一贯隐藏在悲愤与忧思之后的爱的情怀最终得以表达。
但是余杰建构的这一爱情神话，仍需现代人的阐释，他提供了这一有意义的精神向度，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精神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唤起了人们对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重新思考。在纷乱、喧嚣乃至变态、病态、丧失爱与意志的时代里，人们认可这一爱情神话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就不仅仅是余杰个人的力量了。这应该是转折时期以后大多数人必然要经历的“朝圣之旅”，而期间，尤为引人注目的仍将是守护人类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但愿余杰个人蜕变的意义能濡染众生：为了现代人的精神之旅，我们宁愿缔造爱情神话，从中汲取生存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