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从来没有想到，还会听到安姆尔这个地名。1947年秋，约翰在波士顿的报纸上读到一位记者访问二次世界大战战地的报道。这位记者也到过安姆尔。当地居民说，他们复元的情况良好。报道又说有个人笑着说：“如果借我们的床单的那个美国人能归还床单多好啊！他答应用后就还的。”
约翰写信到报馆去，承认自己就是记者所报道的那个言而无信的罪人。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只有美国人的那种傻劲才会干出来。邮寄包裹开始涌来。其中一个寄自缅因州，里面有一条床单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约翰要遵守诺言，这件东西或许有帮助。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个消息，约翰又收到更多的床单和许多支票。
两个月后，就在1948年2月，约翰履行了诺言，回到安姆尔。正好那一天也是大雪纷飞。加斯巴先生站在他屋前圆石砌的台阶上，把敲钟的绳索递给他，约翰使劲敲钟，村民像1944年那样朝教堂走过来。在那里，约翰终于偿还了安姆尔村民的床单。
相信自己
深窥自己的心，而后发觉一切的奇迹在你自己。
——培根
英格丽·褒曼18岁的时候，梦想在戏剧界成名，可是她的监护人——奥图叔叔却要她当一个售货员或者什么人的秘书。但他知道褒曼非常固执，于是答应给她一次机会，去参加皇家戏剧学院的考试，考不上就必须服从他的安排。
考试的前几个星期，她给皇家剧院寄去一个棕色的信封，如果失败了，棕色的信封就退回来；如果通过了，就给她寄来一个白色信封，告诉她下次考试的日期。
英格丽·褒曼精心准备了一个小品，表演一个快乐的农家少女，逗弄一个农村小伙子。她比他还大胆，她跳过小溪向他走去，手叉着腰，朝着他哈哈大笑。
考试那天，英格丽·褒曼出台了，她跑两步往空中一跳就到了舞台的正中，欢乐地大笑，紧跟着说出了第一句台词。这时，褒曼很快地瞥了评判员一眼，使她惊奇的是评判员正在聊天，他们大声谈论着，并且比划着。英格丽·褒曼见此情景，非常绝望，连台词也忘掉了。她听到评判团主席说：
“停止吧！谢谢你……小姐，下一个，下一个请开始。”
英格丽·褒曼仅在舞台上待了30秒钟就下台了，她什么人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她只知道她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投河自杀。
她来到河边，看着河面，水是暗黑色的，发着油光，肮脏得很。她想，等她死了别人把她拖出来的时候，身上会沾满脏东西，还得吞下那些脏水。“唔！这不行。”她把自杀的念头打消了。
第二天，有人告诉她到办公室去取白信封。
白信封？！她有了白信封？！
她真的拿到了白信封。她考取了。
若干年以后，英格丽·褒曼碰到了那个评判员，便问他：
“请告诉我，为什么在初试时你们对我那么不好？就因为你们那么不喜欢我，我曾经去自杀过。”
那评判员瞪大眼睛望着她：
“不喜欢你？亲爱的姑娘，你真是疯了！就在你从舞台侧翼跳出来，来到舞台上的那瞬间，而且站在那儿向着我们笑，我们就转身彼此互相谈着：‘好了，她被选中了，看看她是多么自信！看看她的台风！我们不需要再浪费一秒钟了，还有十几个人要测试呢！叫下一个吧！’”
英格丽·褒曼差点让一时的消极念头毁了自己的前程！
多疑的布兰克
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卢梭
那天下午，布兰克路过法庭，看见一堆人正往里挤，上前一问，才知道马上有公审。布兰克也挤了进去，在后排的一个旁听席坐下。
被告跟布兰克一样，穿着西装，但没有打领带。被告被指控杀了人。控方的证据是被告具备作案时间，被告辩护的理由是案发当天下午他一直在家。但是，在近两个小时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中，被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案发当天下午他在家，不在案发现场，结果被法官判了死刑，这让布兰克大惊失色，他连忙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
那位先生说：“我叫弗兰德。”布兰克说：“我叫布兰克。我想，你能证明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法庭。”弗兰德先生说：“对不起，我只能证明你现在在法庭，至于你跟我说话前，你是否在法庭，我不能证明。”
布兰克急了：“整个下午我都跟你坐在一起，我一步都没有离开这个座位，你怎么不能证明呢？”刚刚走下审判台的法官看见他们俩在纠缠，走了过来。
布兰克说：“我确确实实整个下午都在法庭，我一直坐在他的旁边。”法官说：“你自己说了没用，你得有证人！有人证明你今天下午都在法庭吗？”布兰克望着弗兰德，弗兰德摇摇头。法官说：“幸好还没有人指控你！”布兰克惊出一身大汗。
布兰克出了法庭，挤上公共汽车。布兰克拿着售票员撕给他的票问：“你这票能够证明我今天下午五点左右在你们车上吗？”售票员说：“我们的票只能证明你乘过我们的车，不能证明你在什么时间乘的车，我们是公共汽车。”布兰克小心翼翼地把车票放进内衣口袋。临下车前，他问售票员：“请问小姐芳名？” 售票员说：“我叫玛丽娜。”布兰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
下了公共汽车，布兰克走进一家面包店。他要了一盘沙拉，一块面包。他跟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说：“我们这样的小店没有发票。”布兰克说：“刚才那个被告说他案发那天下午三点曾下楼到面包店吃过点心。那家面包店不肯证明，他又拿不出发票之类的证据，结果被判了死刑。”服务员给他写了张条子。证明他某日某时某刻在他们店用过餐。布兰克临走前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
布兰克刚到家门口，就敲响了邻居的门。他对邻居说：“你看见了，我现在进门了，你能证明我到了家，我在家里。”布兰克关上门，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醒来，一惊，拉开门，敲开邻居的门说：“你看到了，我在家里。”邻居说：“我只能证明你两次敲门的时候你在家里，至于其他时间你是否在家，请谅解，我不能证明。”
布兰克急得在屋里乱转，他看见了床头柜上电话机。他打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证明我在家，万一将来有人指控我，你可以为我证明。”朋友说：“从来电显示看，你是在家。但我只能证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至于不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否在家，对不起，我不能证明。”
就这样，布兰克不断敲邻居的门，不断打朋友的电话。夜深了，他不能再敲邻居的门，不能再打朋友的电话。他仰在床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想到自己无法证明一个人在家睡觉，他恐惧极了。
他下了楼，来到街对面的一个朋友家。他睡在朋友的身边说：“你能证明，我今晚是跟你睡在一起的。”朋友打起了呼噜，他却睡不着觉。想到法庭上那个被判死刑的人，布兰克发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危险。他一直一个人生活，他一直过着没有证人的生活，他甚至刻意追求这样孤独的生活。万一有人指控他，他真的会跟那个被告一样，因为没有证人而被判死刑的。他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那是不可以的，那太危险了。他决定明天就找个证人，一起生活。
诚信的潜力
遵守诺言应像保卫你的荣誉一样。
——巴尔扎克
国际知名的房地产商乔治在叙说他早期的经历时，讲过他开始从事房地产交易时发生过的一件事：有一栋房子由他经手出售，房主曾经告诉过他：这栋房子整个骨架都很好，只是房顶太老了，当年就得翻修。
乔治第一次领去看房的顾客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说准备买房的钱很有限，很怕超支，所以想找一处不需要怎么修理的房子。他们看了之后，一下子就喜欢上那所房子的位置，想要马上搬进去住。这时，乔治对他们讲，这栋房子需要花7000美元重修屋顶。
乔治知道，说出这栋房子屋顶的真相要冒风险，这笔生意有可能因此做不成。果然，他们一听修屋顶要花这么多钱就不肯买了。一个星期之后，乔治得知他们去找另外一家房地产交易所，花较少的钱买了一栋类似的房子。
乔治的老板听说这笔生意被别人抢走了，非常生气。他把乔治叫到办公室，问他是怎样丢掉这笔生意的。
老板对乔治的解释很不满意，也不高兴他为那一对夫妇的经济条件操心。“他们并没有问你屋顶的情况！”他咆哮着说，“你没有责任讲出屋顶要修，主动讲这个情况是愚蠢的！你没有权利讲，结果搞坏了事！”于是，便把乔治解雇了。
假若乔治是个失败者的话，他当时会想：“我把实话告诉了那对夫妇，真是做了傻事，我为什么要为别人操心呢？我再也不会像那样多嘴把佣金丢掉了。我可真笨！”
但是，乔治一直受到的教育是要说实话。他的父亲总是对他说：“你同别人一握手，就算是签了合同，你的话就得算数。如果你想长期做生意，就得跟人家讲公道。”所以，乔治最关心的是他的信用，而不是钱。他当时虽然想要把那所房子卖掉，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损毁自己的声誉。即便丢掉了工作，他仍然坚信自己唯一的做事准则就是把所有真相统统讲出来。
乔治向他曾经帮过忙的一位亲戚借了些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房地产交易所。过了几年，他以做生意公道和讲老实话出了名。这样做虽使他丢了不少生意，但是人们都知道了他靠得住。最后，他终于赢得了好名声，生意很兴隆，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营业处。现在，乔治已成为全美第三大房地产公司的总裁。
释放自己
思想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独立。
——费斯克
1842年3月，在百老汇的社会图书馆里，著名作家爱默生的演讲使年轻的惠特曼激动万分：“谁说我们美国没有自己的诗篇呢？我们的诗人文豪就在这儿呢！……”这位大文豪的一席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讲话使台下的惠特曼激动不已，热血在他的胸中沸腾，他浑身升腾起一股力量，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要渗入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种生活方式；他要倾听大地的、人民的、民族的心声，去创作新的不同凡响的诗篇。
1854年，惠特曼的《草叶集》问世了。这本诗集热情奔放，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用新的形式表达了民主思想和对种族、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强烈抗议。它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草叶集》的出版使爱默生激动不已。诞生了！国人期待已久的美国诗人在眼前诞生了，他给予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称这些诗是“属于美国的诗”，“有着无法形容的魔力”，“有可怕的眼睛和水牛的精神”。
《草叶集》受到爱默生这样很有声誉的作家的褒扬，使得一些本来把它评价得一无是处的报刊马上换了口气，温和了起来。但是惠特曼那创新的写法、不押韵的格式、新颖的思想内容，并非那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他的《草叶集》并未因爱默生的赞扬而畅销。然而，惠特曼却从中增添了信心和勇气。1855年底，他印起了第二版，在这版中他又加进了二十首新诗。
1860年，当惠特曼决定印行第三版《草叶集》，并将补进些新作时，爱默生竭力劝阻惠特曼取消其中几首刻画“性”的诗歌，否则第三版将不会畅销。惠特曼却不以为然地对爱默生说：“那么删后还会是这么好的书吗？”爱默生反驳说：“我没说‘还’是本好书，我说删了就是本好书！”执著的惠特曼仍是不肯让步，他对爱默生表示：“在我灵魂深处，我的意念不服从任何的束缚，而是走自己的路。《草叶集》是不会被删改的，任由它自己繁荣和枯萎吧！”他又说：“世上最脏的书就是被删灭过的书，删减意味着道歉、投降……”
第三版《草叶集》出版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它便跨越了国界，传到世界许多地方。
今夜值班
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德国对英国狂轰滥炸的时候，人们很少有可能想起伊万斯，更不会在他那瘦削的胸膛上挂一枚奖章，即使在他死后也不会。他绝不会在一次低沉的鼓声和嘶哑的喇叭声中进行的殡仪中接受人们的致敬。事实上，人们很可能不会为他举行葬礼。
战争打响之前，伊万斯没有做过任何足以使自己为人所知的事情。他在码头上干过活，那里尘土飞扬，对他的肺部很有影响。战争后期，为招募新兵进行的体格检查并不十分严格。尽管如此，由于视力差和其他缺陷，人们拒绝他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