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群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重要性，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它是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和艺术传入中国后的“第一站”，一方面它带有许多印度佛教石窟原来的特点，如在龟兹石窟形制上，与印度佛教石窟的建制相同，也是一种多僧房的体制；早期壁画人物多有印度风格的影响，画面多以土红色为底色，面部多用凸凹法晕染；早期的造像也有浓厚的印度色彩、人物高鼻通额、薄唇鬈发，脸型接近雅利安人，另一方面佛教一经进入中国，就开始“中国化”，出现了新的景象。在石窟具体形制上有了地方特色，如既有小型的单制僧房窟室，也有中心柱窟、大象窟、方形窟等，其中中心柱窟是新疆地区在印度塔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有龟兹艺术特色的窟形。另外，因龟兹地处沙漠，峡谷临河，石质松软，佛像难以石雕，就采取泥塑的方法制成，石窟四壁也因无法雕刻而采用了整平壁面绘制壁画的方法。这些变化对于佛教及其艺术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嬗变开了先河。第二，龟兹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汇的地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它的传播、发展、演变成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地处西域少数民族地区的龟兹，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具有自己的特点，对佛教的本土化自然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龟兹壁画绘制的僧俗人物，以现实中龟兹人的体形和表情为原型，头形大多为宽扁状，与现实中龟兹人头的宽扁特征相符，脸形圆略带扁平，五官集中，纤长细眉，鼻梁高俊，眼睛呈双鱼形。显然，龟兹佛教艺人在进行创作时，将自己民族特点和性格融入其中。再如，在汉族地区石窟艺术中几乎不见的半裸和全裸人物形象，在龟兹石窟中比比皆是。第三，龟兹石窟艺术，形成浓郁的西域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比如壁画追求线与色的有机结合，在用线上，有匀硬坚挺的粗线，有紧劲坚韧的细线，粗线勾勒外轮廓，细线除用于外形构建外，还勾勒人物五官、身体结构和衣纹。色彩上，运用晕染凸凹技巧，形象饱满，造成深沉的画面和强烈立体感。壁画装饰注重对称平衡，追求均衡美。装饰图案突出民族色彩，既继承印度传统，常用卷草，也有自己民族特点，多用菱形、方形等几何图案以及联珠纹、火焰纹、折线纹等纹饰。这些特点使得龟兹石窟艺术既作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源头，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和民族风格。中国石窟艺术的探讨不能不以龟兹石窟群为起点。
石窟艺术自新疆进入甘肃境内后，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中心。据调查，甘肃省境内的石窟寺，西起敦煌县南湖店石窟，东至陇东子午岭密林深处，南到陇南山区嘉陵江流域，几近百处。开凿最早的为西秦建弘元年（420年），最晚的直到清末，而北朝晚期、隋、唐、宋、元时期是甘肃石窟艺术的主要发展时期。
甘肃河西走廊在佛教传播和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五凉时期的河西走廊，相对于连年战乱的内地，社会秩序安定，经济上也较丰饶，加之地处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以及统治阶级提倡佛教，就逐渐形成以凉州为中心的佛教重镇，成为佛教空前繁荣的地方，出现了继龟兹石窟群之后的凉州石窟模式、它包括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张掖千佛洞、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多处石窟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艺术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有研究说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即神话传说时代，敦煌已有居民，不过这时的先民是被内地流放的犯人，其依据是《尚书》和《后汉书》的记载。而关于敦煌的确凿记载是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中，其中提到敦煌，这说明它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
敦煌闻名于世，“敦煌”一词也气度非凡，而关于它的确切含义则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敦煌”可能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因为历史上敦煌及其周边地区住有许多少数民族）还有人认为，“敦煌”是古代一个民族的译音。而现在人们普遍认同的是东汉史地学家应劭的解释：“敦，大也。煌，盛也。”历史上敦煌确实曾经大而盛，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东来西去的使者、商人、僧人的驻足，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为敦煌不断地注入活力，使其成为闻名的重镇。
魏晋之际，敦煌已有佛教活动。五凉时期，敦煌佛教已很流行。而着名的莫高窟的创建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具体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在353年，一说在366年。第一个石窟的开凿联系着一个奇异的传说。说是有一个叫乐传的和尚，“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持锡杖云游到三危山，忽然看见金光四射，其形状好像有千佛显形。于是架空凿岩，造窟一龛。后来又有法良禅师前来修行，在第一个石窟旁边营建新窟。从此，开始了莫高窟的建造历史。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石窟开凿于南北长1680米的断崖上，一般高度距地面15米~39米。从第一个洞窟开凿到元代的千余年间，经过世代相承，不断开窟镌造塑绘和修复，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的石窟艺术群。现今保存的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时代的洞窟，共有735个。这些石窟分南北两区。南区492个石窟，是礼佛活动场所也是莫高窟石窟的主体部分。窟内有彩塑2400多尊，壁画45000多平方米，还有唐宋木构窟檐5座。北区200余窟，主要是僧人、画工等居住和葬身之所，只有少数洞窟内有壁画和彩塑。
敦煌莫高窟经历了1000多年漫长的建造过程，但它无法估量的多种价值是近百年来才逐渐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的。因为在元朝之后，由于战争不断，明嘉靖三年（1524年)，嘉峪关闭关，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屡遭破坏，甚至有的窟龛被沙掩埋。莫高窟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100年前，即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太清宫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无意间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也打开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文化宝库。
藏经洞内藏自三国两晋到北宋年间的各种佛教典籍和其他文书5万余件，还有大量器物和纸绢画。据考察，经卷发现是用包袱包着，包袱皮上有编号，注明里面的内容，绘画放在下面，文献放在上面。这说明可能是有计划地堆放在这里的。这些文物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内容丰富，数量巨大，被誉为古代的“百科全书“学术的海洋”。1961年莫高窟即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藏金洞的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然而，也许因为它不是被造诣精深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意发掘的，而是被一个为生存而流浪至此的道士偶然发现的，就注定了它多舛的命运。有记载说，王道士原是湖北麻城人，逃荒流落到酒泉，出家为道士。后来到了莫高窟，修建太清宫而居住下来。他的这种经历和处境，使得他在偶然发现藏经洞后，并不知道他发现了一个无价的文化和艺术宝库，而是感到找到了一个可以换取物质收益的渠道，文物先是被作为交识官吏的赠物，后又与外国“探险家”做起可悲的交易。藏经洞文物被发现后，引来了一批批外国“专家”前来“探宝”，莫高窟因之屡遭浩劫。首先是英国的斯坦因，于1907年骗盗了编号超过10000号的经卷，还有纸绢画500余幅。其次是法国的伯希和，于1908年在藏经洞里挑选了三个星期挑走了最精华的部分，其中汉文卷子有4000多个还有少数民族的卷子，以及纸绢画200余件。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从王道士手中拿走了经卷数百件。接下来的有俄国的奥登堡，采用同样的手段拿走了大量经卷。美国的华尔纳采用了破坏性的手段，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方，盗走彩塑1尊。这些被掠走的文物分散在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丹麦、德国、瑞典、奥地利、土耳其、印度、韩国、曰本等许多国家，有编号的经卷大致有近40000个，还有大量的艺术作品。笔者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展参观时，曾目睹了这些十分精美的艺术珍品，它们无疑是世界佛教艺术中的杰作。藏经洞中剩余的部分经卷在1910年送往北京，经过艰难转折，最后送到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有18箱，编有8697号。经过几代研究者的捜集、整理，现在已超过16000号。
随着藏经洞内大批文物的被发现和研究，莫高窟的艺术价值也同时被认识。它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是在中国汉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艺术营养，创造出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民族民间佛教艺术。
莫高窟佛教艺术首先要说的是它的建筑，主要是洞窟建筑。从功能的角度来分类，洞窟主要有这样几类：毗诃罗窟，也就是坐禅修行的洞窟，窟室很小，仅容1人坐禅；支提窟，就是塔庙窟，是供僧俗巡礼观像的洞窟；殿堂窟，这是聚集信徒宣讲经义和进行供奉礼佛的洞窟。从洞窟形制来分类，一般分为洞窟前室和洞窟主室。前室与主室的区分，不仅考虑到进行佛事活动时的方便，还特别注意到它对僧俗心理上的影响作用。洞窟前室被认为是从外部空间到洞窟空间的一个过渡，经过前室，便从人的世界到了佛的世界，会促使人产生心理和情绪上的变化。这一点大概与基督教、天主教教堂高耸入云引人仰望天国的作用相类似。莫高窟洞窟的前室有敞开式、封闭式、长甬道式；主室则有中心塔柱式（塔庙窟）、毗诃罗窟式（禅窟）、覆斗式（即窟顶为倒“斗”形的佛殿窟）、大佛窟等。另外，莫高窟还有木构窟檐、殿堂和栈道，这些建筑依山就势，经过整修，檐翼相接，雕梁画柱，独特而壮观。特别是九层楼大佛殿（大云寺），唐初始建为四层，历史上经过五次重修，现为九层，巍蛾壮丽，已成为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
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彩塑。由于洞窟岩壁是粗糙的砾岩，难以石雕佛像，就采用了泥塑然后敷彩的方法，所以莫高窟雕塑实际是彩绘泥塑像。前面提到，莫高窟有雕塑2400余尊，那是截至元代。另据统计，“莫高窟现存自北凉至民国时期近1600年的历代彩塑3390身。其中圆雕塑像2088身，影塑1302身；装饰性的龛楣龙凤等雕塑尚未计算在内”。
莫高窟佛教艺术中最有价值的是壁画，在中国四大石窟甚至所有石窟中，敦煌壁画最为精湛和绚丽。关于莫高窟彩塑和壁画，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敦煌莫高窟具有历经1400多年连绵不断代代开凿的悠久历史，它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佛教史，一本记载着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华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大书；莫高窟是中国和东方的艺术宝库，也是全人类的艺术宝库，她的魅力超越了时代民族的界限，跨越了时空，她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精神还将继续被人们所发现和认识。
炳灵寺与麦积山石窟艺术
佛教石窟艺术东渐过程中，在甘肃中部留下另外两个重要的艺术圣地，一是炳灵寺石窟，一是麦积山石窟。
炳灵寺在甘肃省永靖县城西南小积石山中，位于黄河北岸，刘家峡水库的上游。炳灵寺石窟是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与新疆龟兹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六大石窟。炳灵之名，系藏族“仙巴本郎”之音译，“仙巴”是弥勒佛，“本郎”是十万寺洲的意思，“仙巴本郎”就是十万弥勒佛洲之意，还可以理解为十万个山头十万尊佛的意思。炳灵寺汉语最早称唐述窟，唐代称灵岩寺，宋代称炳灵寺。）河州志》卷四载：“炳灵寺，州北六十里，上倚云表，俯临黄河，琢山石为佛，立者高十余丈，卧者长数丈，上中下各八洞，石成五彩。”石窟开凿分布在上寺、下寺、佛爷沟、洞沟几处。炳灵寺从西秦开始造窟以后，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清各代都有扩建，已有1600年的历史。现存窟龛195个，有雕塑近800尊，壁画近千平方米。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169窟，在崖壁30余米高处，利用天然洞穴，开凿了进深19米，宽27米，高14米的洞窟、窟内有龛像和壁画、留有“建弘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造”等题记。白底上用毛笔墨写，21行，每行22-24字不等，全文约500字，目前能辨识的200余字。题记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造像缘起，中间部分为正文，第三部分为四字一句的颂语。该题记是我国石窟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题记，对考证炳灵寺的建造年代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它对全国其他石窟的断代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由于炳灵寺是中国最早开凿的佛教石窟之一，带有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特征，对研究我国雕塑艺术有特殊意义。如西秦时期的雕塑带有明显的时代审美特征，塑像面形额高鼻直，衣纹贴身，是明显的早期塑像特征。北魏的塑像形象清秀，神情略含笑意，服饰多褒衣博带。北周时期浑圆鼓腹，到盛唐则体态丰满，表情丰富。这些特点对研究石窟艺术的发展演变和中国雕塑艺术的历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西部石窟艺术的另一重地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它是我国着名的早期四大石窟之一，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麦积山，古称“太石崖”，又名麦积崖，位于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南侧30公里的麦积乡境内。是西秦岭的一座孤峰，上部为圆锥形尖顶，中部鼓出，下部凹进，远望如农家麦积之状，故有此名。石窟就开凿于南侧的悬崖峭壁上，自地面至近百米高的崖面，星罗棋布，密如蜂房，错落有致，且有飞栈云梯回环往复，上下相连。山顶矗立舍利塔一座，更显巍峨壮观。
麦积山所在地天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文化通道，从西域东去的僧人巨贾，从中原西去的达官贵人，都在这里驻足，他们对未来充满神秘和期望，却常有前途未卜之感，通过开窟造像，供奉佛陀，一方面做功德，一方面寄托自己对未来的期待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