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对手不仅仅只是对手，正如矛盾双方可以转化一样，对手也可以变为助手和盟友。有对手才会有竞争，有竞争才会有发展，才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对方的行动有可能使自己受到损失，应在保证基本得益的前提下尽量降低风险，与对方合作。
我们来看一个官差和犯人合作的故事。古时候，一个官差押着一个犯人，犯人脚上带着重重的脚铐，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官差则拎着重重的行李箱。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换左手，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还得时时盯着犯人，以防他逃跑。后来，官差在路边买了根扁担，将行李箱放在扁担中间，让犯人与自己共同抬着行李箱。这样一来，官差轻松了很多，可犯人却苦不堪言，终于累得走不动了。犯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任凭官差怎么打骂，都不肯起来。最后，官差想了个好办法，他打开犯人的脚铐，一边锁犯人的脚，一边锁自己的脚。这样，犯人顿时觉得轻松了很多，两个人共同抬着行李箱，很快到达了目的地。
可见当困境出现时，可以选择与竞争对手组建统一战线，来应付困境。作为图谋大计的人，往往不限于只与一个人或一种势力合作，而是在不同的境遇下选择不同的合作者和不同的合作方式。即使是官差和犯人，也会选择合作，因为合作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武器。
不久前，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在研究了相关历史资料后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战争爆发时，美国曾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审视这两个巨人之间的厮杀。
战争初期，德军快速推进到苏联的纵深地带，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受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巨大损失。当苏联在基辅等地惨败的消息传来时，美国的第一反应是：苏军是否是一支有希望的部队苏军是否还有能力抵挡德军的进攻？美国提供给苏联的援助是否有意义？但是，当苏联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取得胜利后，曾经感到爱莫能助的美国政府，其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1941年秋，美国与苏联达成协议，开始向苏联大量提供武器和食品等作战物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美国认识到，苏联每消灭一个德国人，美国人自己将来面对的敌人就少一个。出于这种自己利益的考虑，美国和苏联结成了共同对抗纳粹的联盟。
毫无疑问，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场战争中，如果没有美英的大西洋之战打通海上航线。为苏联源源不断地运送去军事物资，苏联坚持抵抗就会困难得多；没有北非战役和诺曼底登陆，形成对轴心国的两面夹击，战争就不会这样快地取得胜利。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博弈智慧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的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观念正由“零和博弈”逐渐向“双赢”转变，人们已经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