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清生走马黄河时，写下行走文学作品《黄河弯黄河长》。也许走的路多了，他通晓各地美食，还能动手做上几样。久而久之，竟有人称他是京城美食家。他的美食散文写得非常好，这一点，曾为《南方周末》写了好几年美食专栏的沈宏非恐怕也无法比拟，沈的出名只不过是借助了几家有名的媒体而已，如果脱离了他们的依附，我想，他的那些美食散文还不一定有古的火。这自然不是因为我与老古是大冶老乡而特意吹捧他，有事实为证：2003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那本《左烧烤右煨汤》，可以看出许多篇章是他在路上吃喝的产物；一味辣椒，竟在他的笔下写出了洋洋几十篇辣椒主义的檄文，且占据1/4强的篇幅。有评论家称：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饕餮者积数十载滥情于民间美食的“罪证”。
他这些年早就在美食界写出名来了，央视的美食栏目多次请他作专栏，还多次周游全国各地，尝遍各地的美味佳肴，不但不会让他掏一分钱的腰包，更能报销全程差旅费，我想，在当前中国的流浪作家、自由撰稿人中，能像老古这样活得洒脱的作家还真是凤毛麟角。
老古多次对我说：石野，等你的官司打完后，我们一起去外面行走去，我相信我们两个是最好的“伴侣”，我们只要走出去，肯定是能写出好多好文章来的。他的经验是选定自己的方向，比如一个主题，如他的美食系列，已写五年了，平时一千字一千字地写，现在集成一个集子了，平时发报纸专栏，现在出书都是靠平时集累。
这些年来，老古宝刀依旧，不但在全国多家报刊开了各式各样的专栏，每年都有一两本新书新鲜出笼，这令我这比他小十多岁的同乡惊叹的同时，亦令我相形见绌。现在，我的两本新书终于定稿了，另两部书稿《新闻现场——我的北京记者生涯》和《审判医院》也很快在近日杀青。在我的第一本新作《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刚完稿时，老古成为了我的第一个读者，还特意为我写了一篇题为《谁家有笔可做刀》的序言。
1999年10月，我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认识了一位黑龙江作家庄晓斌。当时他的妻子正在来往人中叫卖他的狱中之作《赤裸人生》。老庄满脸沧桑，眼角布满了皱纹，他和他的妻子脸庞都晒得黑黑的，夫妇俩各举着一本书在叫卖着。当我和跟踵而至的路人，在喧哗的繁华地段听到他们向路人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喊着：“中国第一位囚犯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我就是囚犯作家庄晓斌……”
庄是黑龙江的一名工人，70年代初，他因对当时混乱的“文革”环境不满，于是和哥哥一起向国内及香港有关新闻媒体写信反映情况，结果兄弟两人被人强加以“叛国罪”入狱，其兄被判死刑，庄被判处无期徒刑。庄服役13年后，这桩冤案才昭雪，平反并无罪释放后的庄晓斌仅仅获得当地政府1300余元的赔偿。出狱后，庄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赤裸人生》，旋即成为畅销书。
我像许多感慨的路人一样，不由在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身边流连了好一阵儿。尽管我此时吃饭都很困难了，但我还是咬着牙买了两本书，还特意让老庄在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名字。临离开时，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当我看到他们仍旧汗流满面地像身边那些叫卖老玉米、冰激凌和矿泉水的小贩们一起，大声兜售自己作品的背影，心中一阵阵酸楚，差点落下泪来。
我十分佩服他和他妻子的勇气。这是一种毫不伪饰的直面人生的勇气。那几天，我又在西单和王府井的街头看到这对夫妻仍旧在叫卖他们的作品。据说，老庄的故事感动了那些城管老爷们，他们会对聚集在那儿的小贩大声呵斥，不是驱逐就是罚款，但却对这对患难夫妻网开一面，装作视而不见，以致那些嫉妒他们的小贩们还以为他与城管的人很熟，不知是出于敬畏还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几个小贩也掏钱买下了老庄的书。而大部分的路人却对此熟视无睹。我看到那些衣着时髦的来往路人根本无视一个饱经风霜的作家的存在，他们的目光和表情、动作和语言也都是无动于衷的。
庄晓斌在“致读者信”中写到：我不是世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世上最艰难的作家。是的，这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在这次相识后，我们成为了朋友。但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却是在一年多后。其时，他那位与他相濡以沫、一起在北京街头卖书的贤惠妻子，那位可敬的嫂夫人，却是身患癌症晚期了。
2001年初秋，我去看望老庄。当时他们一家子搬到了石景山区，住在距苹果园地铁不远的一个偏远的村庄里。这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四合院，有大大小小5间小房子，老庄的头发花白的父亲、身患癌症卧床不动的贤妻、他的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一家老少三代人全住在这儿。这个四合院每月的房租是800元，全家除了儿子在外摆个小摊贩卖蔬菜外，一家人的生计和所有支出几乎全是老庄一人支撑着；还有卧床不起的妻子治病费用。而此时老庄赖以为生的就是全靠手中一支笔写稿子。看到这家徒四壁的几间小屋子里除了书和小山一样的土豆（那是他儿子儿媳妇经常拿到村外去叫卖的），还有一阵又一阵刺鼻的药味，我几次差点落下泪来。这恐怕是中国作家生存状态中最为令人揪心的家庭吧！
但老庄很乐观，如果不是眼前的窘境，谁也无法相信他此时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他竟然是如此生活，而且每天能写稿子。
就在我们见面的一个月后，老庄的妻子终被癌魔夺去生命。半年后，他的老父又在京郊去世。2001年后，老庄被国内著名畅销杂志《知音》集团旗下的《打工》杂志破格以50岁的年龄招聘为编辑记者，后又被“挖”到知音杂志社做编辑。
2001年4月中旬，四川某报一位美女记者同时在几家报纸独家发表了一宗有关著名诗人汪国真的“大诗人穷困潦倒开火锅店”，随后全国近百家报纸转载了此文，一时在社会各界传得沸沸扬扬。据该文称，透露此消息的是国内某著名期刊的一位知名编辑。我虽经多方打听，但还是没有探听到此人到底是谁，当然问那位文章的作者，是不可能告诉我的。我受一家报社的委托，开始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恰好碰到老庄从武昌来京约稿，像往常一样，他打电话约请我见面。没想到三杯酒下肚后，老庄向我诉说了最近受了一肚子鸟气的事，四川一家报纸的美女记者仅凭他曾去过诗人汪国真家，就转弯抹角的写了一篇假报道，弄得他生气。原来“那位国内某著名期刊的编辑”就是指庄晓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从老庄这儿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随后又采访了其他有关人士，随即，我在《羊城晚报》、《劳动报》、《新民晚报》等全国40家报纸独家披露了这则假新闻出笼的前后经过，为汪国真正了名。有关此事的详尽经过，有兴趣的读者可翻阅我的另一本新书《我在北京做记者》。后来，当汪国真以侵犯名誉权状告四川某报和文章作者时，法院还用我的这篇报道作为证据之一，最后判决书汪国真胜诉。事后，汪国真对我说：庄晓斌真是一个正直的人！
在京城自由作家圈子里，还有一个叫刘晴的少女作家。刘晴于1983年出生于古城扬州。其父为《人民日报》政法记者，其母也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才华横溢，著作颇丰，曾任过南方多家杂志的主编。刘晴读初中时，就显示出了她在文学方面的天才。她8岁时，就在中央级报纸上发表童话；13岁时，就出版了一本诗集；初一时，其文章就获得“华人少年杯”国际大赛二等奖和中华雏鹰风采征文大奖赛二等奖。1997年香港回归时，她凭着一大堆资料，就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江虹霓》；1998年暑假，又写出长达22万字的长篇小说《花瓣背后》，此书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陈建功亲自作序，称她为“是少见的极为才气的天才作家”。此书1999年9月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荣获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1999年春，经扬州市作协大力推荐，16岁的刘晴被江苏省作协吸收为会员，成为江苏省出版长篇小说年龄最小的作家；同年9月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成为鲁院有始以来年龄最小的作家学员。2001年春，她出席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成为建国以来出席此会最年轻的女作家(刘绍棠为参加此会的最年轻的男作家)。我们是同学，后来也曾多次联手在《工人日报》、《法制日报》、《知音》等报刊发表过多篇深度报道。流浪北京期间，她还曾写出三本长篇童话，一部叫《少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受到作家陈建功和赵本夫的好评。
刘晴在文学上的独特才华，除了她天生的悟性和聪明好学外，还与母亲悉心指导密不可分。后来，他们母女俩先后加入省作协，成为扬州市的新闻人物。同时，她的成长曾得到过时任扬州市文联主席的作家杜海的热心帮助，并得到江苏名作家赵本夫的大力相助。赵本夫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早年间曾以名作《卖驴》享誉文坛，著作颇丰，目前仍宝刀不老，最近因其获奖小说《天下无贼》被冯小刚拍为电影而又一次引起公众关注。他对刘晴的才气一直赞不绝口，并大力扶持，常通过多种方式关心在京城作自由撰稿的小作家。据悉，她最近又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深一脚地狱浅一脚天堂》已被收入京城一家大出版社策划的“新世纪新作家”丛书中，并即将于今年推出。我也祝愿这位小作家能写出更多的名篇佳作来。
身居京东郊时，失意之余，我也常与一些相识的流浪记者、流浪作家在一起喝酒聊天，说到各自因为写批评报道而惨遭地方有关部门的打击报复，我们这些同病相怜的失落文人总是对酒当歌，长嘘不已。
是的，我们这些流落京城的流浪记者，心灵深处有时难免惆怅、困惑、贫困、彷徨、苦闷和痛楚，但我们的人格是独立的，我们的人身是自由自在的。毕竟，我们能依附文字可以在共和国的首都生存下去。我们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用青春和热血涂抹着自己瑰丽的梦想。
像鸽子一样飞翔的弟弟
思维之鸽/思维之鸽孤孤单单地/穿过暴风雨，摇摆着翅膀/在秋湖的上空飘荡/大地在燃烧，心潮在激荡/追求吧，我的鸽子/可千万/千万别误入遗忘之岛/那一时的狂焰，不幸的鸽子呀/在我手中躺一会儿吧。你被迫沉默/你已受了伤，快在我的手中躺下……
这是瑞典诗人海顿斯坦广为流传的一首诗。他曾于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首闻名遐迩的短诗题目就叫《思维之鸽》。这是一首短小精致的哲理诗，无形的东西在诗人笔下成为有形。是的，人的思维本来就像一只鸽，只有像鸽子一样展翅高飞，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飞翔，才能保持青春的活力。海顿斯坦的鸽子在暴雨中有时是恐惧的，然而又是令人爱怜的，它像我的建弟一样期待着温存的庇护。每当我看到鸽子，每当我看到白鸽子黑鸽子从我的眼前飞过，看到它在屋檐下的盘栖、在屋前的空地咕咕地觅食，看到它在暴风雨中飞过天空，掠过水面，一种感伤和心痛的泪光总会油然地迷惘我的眼帘……
鸽子，总会让我想起我的建弟。鸽子，总让我看到我的建弟。建弟名为石建，他有一个很朴素的学名——石志诚。建弟是我的堂弟，是我伯父惟一的儿子，是我芳妹的亲哥哥。看到鸽子我就会看到我那笑吟吟的建弟，想到我的建弟，我就会看到飞翔的鸽子。建弟，可怜的建弟，不幸的兄弟，他短暂的一生中与鸽子总是联在一起。他的生命更与我联在一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火苗尚未点燃，当时正在大冶一中读书的伯父被惊天动地的红流所感染，应征入伍了。当时参军的人不但一定要身体健康，更要接受多屋次的政审，对你的出身、你的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家祖祖辈辈贫下中农，家中极为贫困，祖父虽然没有参加红军，但他参加过游击队，多次为红军送过粮食。1966年冬天，伯父经过极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终于穿上了那个年代人们最为羡慕的绿色军装，成为了共和国的一名军人。
后来，入了党，立了功，当了军官的伯父转业回到了家乡大冶，成为县粮食局的一名干部。尽管当时身材高大的伯父受到很多异性的青睐，但他还是从武汉城郊找到了我的第一位伯母。他认为农村出来的女性才能吃苦耐劳。他们结婚后，就有了一儿一女，这就是建弟和芳妹。由于当时伯父在服兵役，父亲比他先成家，所以我要比建弟年长半岁。
建弟出生时，伯母的乳汁不足，尽管有牛奶等食品，但我的母亲坚决要求建弟与我一起喂奶。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建弟都是和我一起共食一母乳长大的。我们乡下有句俗语：他们是共一个奶头喂大的。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我和建弟不仅是堂兄弟，更是共一个奶头长大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在一起摸爬滚打。后来我上学了，建弟也回到县城里上学，但每到寒暑假我都要跑到大冶县城去。那里不但有伯父一家，还有我的外婆家。我有时就住在伯父家和建弟芳妹一起玩，有时带着建弟到大冶湖畔的外婆家玩。现在的大冶青龙山公园，那时还不是公园，只是一望无际的大湖，傍着三两小山，真个是湖光水色，山清水秀，加上四周的依依杨柳，草长鸢飞，五彩缤纷的花儿，五颜六色的树林，那一派旖旎风光，不知比八十年代后围湖建起来的公园好到多少倍。大冶的湖多，而外婆家就在湖畔，因此那湖成了我们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那时的湖是清澈可见，水中鱼虾和各种丛生的杂草，湖面上那碧绿无际的荷叶，春天的映日荷花，红得我们的心都融化在了湖水里头；夏日浮在湖面上尚未饱满的鲜嫩菱角，轻轻咬上一口，洁白清甜的浆汁，直沁入肺腑，我们赖在水中，不想出来，直到天黑了，才恋恋不舍的溅着水珠爬起来；秋日湖泊上散发出的阵阵诱人香味的肥实莲蓬，摘下一个，剥开一粒白嫩的莲子，苦中带甜，甜中带苦，味道美极了；冬日里，无论怎样天寒地冻，北风凛冽，也不管那湖面上的各色花儿大多已枯黄飘零，从那肥沃的湖泥里头挖出来的莲藕，又白又胖，咬一口，清香直沁灵魂深处。
我和建弟在一起曾度过许多愉快的寒暑假。我们在一起时的欢歌笑语，曾温馨了我漫长的青春年华。我当时最大的梦想是能成为一个记者或作家，写出几本属于自己的书，建弟尽管平时也很爱读书，但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飞翔天空的飞行员。如今，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虽然没有成为了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却终于成为了一个为民请命的新闻记者，现在流浪他乡，继续过着那种以写稿为生的颠簸生活。然而，我的建弟，却永远无法与我一起共享快乐和痛苦，此时此刻他正长眠在我家乡村口的那座山林里，在青松绿色与我的灵魂永远相伴……
1988年7月7日，是我们全家最为灰暗的黑色日子。就在这一天，风华正茂的建弟，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