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武
1970年10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玉器、钱币、铜器、药物等1000余件，这些精美的实物被称为20世纪唐代考古的一次划时代的重要发现。唐代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而金银器又是唐代工艺美术的代表，所以绝大多数器物属盛唐时期的何家村窖藏可称得上“皇冠上的明珠”。何家村出土金银器270件，其中带有墨书题记者，共计89件，另有7件残存有当时包装纸印上的墨书。这些墨书题记对于揭示器物名称、唐代衡制、赋税制度，反映埋葬情况、器物来源、检校藏品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书法价值也不容低估。
一、对于唐代赋税的认识
何家村出土有14块有墨书题记的银饼、银铤：
东市和西市是隋唐长安城中设立的集中商业区，市内以井字形街道分割为九区，每区开设临街的各行店铺，据宋敏求《长安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可见“东市库”银饼是经营邸店、店铺的商人上交国家的税银(1)。因为许多有势力的贵族大臣在市内经营邸舍、店铺，以取厚利。以至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51)正月下诏：“禁九品以上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赵忠”、“郝景”等当是商人名。根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两京都市署”：“京师有东西两市”，东市库可能就是京师都市署属下之库。
“五两朝”银铤之“朝”，根据《唐六典》卷二十记：“左藏有东库、西库、朝堂库”，可见刻有“朝”字的银铤，即是中央铸造，国家库藏——左藏所属朝堂库之物。其上墨书是后来重新称量时的记号，所记“册八两半”不是这枚的重量，而是多枚合称，最后将重量记在此银铤上的。
左藏是户部管辖的国库，专门负责国家赋税所得，国库银铤主要来自地方赋税和供奉，从“十两太北朝”银铤清晰的剜削及补钉痕迹分析，国库银铤的管理有统一的重量要求，称量也非常严格。因唐代库藏日常业务由太府寺管辖，有人认为太北之“太”应是“太府寺”该银铤上墨书已不清，应是第二次重新校对重量时所写，内容应为重量。
“五两一分半”银铤，无錾文，墨书与何家村绝大多数金银器上墨书字体相同，应为埋藏前称重所写。
二、标明存放器物的名称、数量、重量等
何家村窖藏墨书涉及存放物品名称、数量、重量的有11件：
莲瓣纹提梁银罐内所存物件数量与墨书所记相符，蓝、红宝石等十六块与颇黎（玻璃）十六段相契合。由此可见，唐代玻璃是指宝石之类的天然矿物，《天竺记》：“大雪山中有宝山，诸七宝并生，取可得，惟颇黎宝生高峰，难得。”《新唐书屙宾传》：“武德三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这里玻璃显然指天然宝石。琉璃，则指人工烧制物，《南洲异物志》：“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水晶，古称“水精”、“千年冰”等，古人不了解水晶是天然矿物而误为千年冰。有趣的是唐代玻璃也被认为是“千年冰所化”，可见唐代水晶可能有时也归为玻璃之类。墨书上将水晶杯题为琉璃杯反映了当时有以琉璃冒充水晶的状况，东晋葛洪《抱朴子》：“外国作水晶惋，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得其法而铸作之者。”正因为有此现象，这里唐人将水晶杯误记为琉璃杯，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了。银罐内所装的两对镶金玉镯是迄今唐代遗物中仅见的，从墨书题记“玉臂环四”可知，这种可以开启的臂饰在当时被称作“玉臂环”，它是一种可以自由开启的臂饰。
三个大药盒中存放有三种钟乳。钟乳又名虚中或鹅管石，为溶洞中自洞顶垂下之碳酸钙积淀物，为古代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药物，同时也是炼丹原料，上上乳，透明度好，部分碎裂成指甲状小块。钟乳以透明度高者为上品，唐萧炳《四声本草》载钟乳石“如蝉翼者上，爪甲者次，鹅管者下，明白而薄者可服”。此盒内钟乳晶明透亮，管壁薄而均匀，品质极佳，故称识“上上乳”。次上乳大多已碎裂为小块，颜色灰白半透明，比“上上乳”颜色略暗，等级略差，故名“次上乳”，次乳颜色灰暗略泛黄，透明度不好，粗细厚薄也不均匀，符合萧炳提到的最后一等。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内所装的白石英、紫石英，即水晶，无色透明者，古人称为白石英，紫水晶简称紫晶，古人称为紫石英，这是天然水晶作为药物的明确发现。
银盒内所装药物朱砂与墨书所记数量和重量基本符合，墨书标明名称者有：“大粒大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井砂”六种，实物观察可见确有色泽、颗粒大小等诸多的不同。据《神农本草经》，丹砂因形态、色彩不同有不同等级，最上者名光明砂，“大小如豆者谓之豆砂，细赤碎者谓之碎砂，又称红雪”。唐《新修本草h“最上者名光明砂，大者如鸡卵，小者如枣粟……光明照彻”。而光明紫砂应是《本草纲目》中提到的“色紫不染纸者为旧坑砂，为上品。”井砂也是朱砂的一种，《历代名画录》：“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砂”，可见唐光明紫砂”白玉胯银盒鎏金石榴花纹银盒代至少武陵和溪州是井砂的着名产地，《通典》十斤。
大银盒内装九副玉带胯，根据墨书，有碾文白玉（白玉碾文）、更白玉、白玉、白玉有孔（白玉玉开孔）、斑玉、深斑玉、骨咄王带胯及白玛瑙铰具等名称。这使我们知道，唐人对玉的命名多以色泽为名，有纹样者则称为“碾文”，而骨咄玉，应是产地为名。《新唐书西域传》：“河中城邦国有骨咄……”骨咄国地处帕米尔西部的阿姆河上游即喷赤河流域的山中，相当于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册府元龟》记载骨咄国在开元天宝年间曾四次向唐朝廷贡良马，由此可见，骨咄国与唐王朝关系密切。骨咄玉带胯说明唐代玉器除来源于新疆于阗外，也有西方贡玉墨书所记九副玉带胯数量与实际所出基本相符，但伎乐纹玉带跨共有方跨、圆胯十六件，没有带扣，但所记是纯方胯一十六件，并玦。狮纹带胯共有十五块，有玦，但所记是十六事，失玦。虽然墨书与胯数存在账物不符现象，但根据唐代用胯规定，这些玉带跨除去头、尾两块玉带板及带扣外，总数均为十三块。符合唐代玉带十三胯的御用带脖的制度。《通典》卷六十三《礼典二十三天子诸侯佩剑缓玺印》：“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以上，金玉带，十二绔（胯）；四品，金带，十一鳄；五品，金带，十鳄；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鳄；八品、九品，服并输石带，八绔；庶人，服黄铜铁带，六绔。”十三胯是唐代革带最高胯数，为御用带跨。伎乐纹白玉带胯是其中唯一不合制度的一例，它由四枚方形跨和十枚半圆形胯组成，成了十四胯，但这十枚半圆形胯中九枚雕胡人伎乐，只有一枚上面雕琢狮子，虽从玉质形状并无差别，但构图主题明显不是一类，可见伎乐纹白玉胯仍合唐制为十三跨，这个狮纹带跨埋葬前当另有归属，属于混入其中，但它非所藏狮纹带跨中的一枚，因为狮纹带胯本就是十三枚，且全为方形。如此可见是墨书所记时出现了笔误，这也可从“更白玉一具数准前”中得到印证，因为所出更白玉一具，正是十五块，盒内狮纹带胯也是十五块，与墨书“准前”意思相符。
令人产生疑惑的还有装井砂的银盒，其上“十两”，如谓盒重或井砂重，都合唐制，但若以“卅七两”为井砂重量，则不合，因为出土井砂仅444克，“卅七两”如指金屑，则简报称出土金屑787克，实测为912克，均不够唐制三十七两。“次光明砂”银盒内药物也与记载差异较大，超过允许的误差范围。
药盒药物标重时出现“大斤”概念，按唐代衡制有大制、小制之分，根据银盒上墨书，则一大斤分别为660克、681.6克、707.5克、746克。则唐代一大斤平均为698.8克。
三、反映唐代衡制
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中墨书最多的是标明自身重量，共63件：
以上器物墨书大体应该是同时标重，但可能非同一称量者和同一书写者。重量单位为“斤”、“两”、“分”，没有“钱”，超过十六两者，有的以“斤”为基本单位，有的仍以“两”为单位，如小簇花纹银盖碗，以“两”为基本单位，或许和盖内錾文“卅两一分”和碗底錾文“卅两三分”相对应。而折枝花纹银盖碗则标为“二斤一两并底”、“二斤一两并盖”。在以“两”、“分”为基本单位时也有此现象，有标为“八两二分”，也有标为“八两半”（一两等于四分），可能反映了称量者使用不同的衡器或者手写者书写习惯的不同。
除前面提到的“五两朝”银铤上墨书及银盒内钗钏外，何家村金银器上标重多为单个器物，但如器物带盖等附件，则在盖内、器内均有书写，素面提梁银盖罐盖内标明“九两”，罐内底也有墨书标明，此小罐较深，罐底极难书写，这说明当时管理者是十分认真的。除了金盒、银药盒等盛药物者，因器内底不方便标注，鲜有例外。银熏炉因难以找寻书写地方，故写在中间，但明确是“三层五斤半”。但另外大量的金银器上未标重无墨书现象，又令人费解。实物标重上有“软”、“软少”、“强”这样的描述，说明当时测量者尽力追求精确，这在一些器物上能得到确认，如“十二两一分”者（七一18)实测得491克，“十二两半”者（七一19)实测重503克。但是也有大量不相符合者，如“十五两半软”者实测重651克，“十五两半强”者实测重650克。同样标明“十五两”者（七一1、七一4、七一7)，重量分别为646克、579克、604克，相差殊甚。标明“十二两”（七一20)者和标明“十二两一分”（七一19)者分别重496克和491克，前者比后者还重。虽都在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但还是增添了唐代衡制的复杂性。
还有一些墨书题记明显属笔误，如宝相花纹银盖碗，盖面标明“三斤二两并底”，依唐代衡制推定，应是“二斤二两并底”。根据以上器物，总的来说，唐代一两最大为46.6克，最小为38.6克，而以40-43之间为最多，这就是唐代衡制的基本状况。
四、反映器物的来源与用途
何家村窖藏器物组成复杂、多元，有未完成品，有地方进奉的器物，有诸国珍宝、诸国钱币，有大量中央官府作坊生产的金银器，有明确属官府收缴上来的庸调银等。经过初步分析，窖藏的所有者应是皇室，具体管理者是“中尚署”。
何家村有两件墨书器物值得注意，一件是素面金铫，高5厘米，口径14.5-14.9厘米，重683克，柄残断，从金铫内壁残留的遗迹看，金铫曾被长期使用，这和何家村大量未使用过，甚至未完成品相比，值得注意。金铫内底有三行墨书题记：“旧泾用，十七两，暖药。”题记的内容涉及三方面，金铫的使用者，原来是“泾”，金铫的重量为十七两，金铫的用途是暖药，即温药。有专家根据《旧唐书》：“张美人，生泾王……泾王梃，肃宗第七子，至德二载十二月，进封泾王，推定这件器物可能是泾王府的用物，泾王死后（德宗兴元六年，784)，被收归皇家内库。这就对何家村窖藏器物的来源提供了一些线索。另一件素面银盒，高3.8厘米，直径9.1厘米，重240克，盒外有“刘古”四字墨书，第四字似府字，这会不会又是器物的一个来源呢？
五、反映埋葬情况及埋藏时间
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上的墨书分三类：第一类60多件，主要内容是记录存放物品的名称、重量或器物的自身重量，这些墨书虽非同一人书写，但基本是同一时间书写，墨书字体舒展大方，多属于颜体行书，当是髙级管理人员所书。第二种，如刘古墨书，笔触略有呆滞、拘谨。第三种，银饼、银铤上字体，分两种，“东市库郝景”等字体软弱无力，潦草幼稚。当为低级收税者所写；“吴锐”等字体属于行草，非常洒脱，反映了书写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的书写者。第一类为大多数，也最重要，当为出库时详细称重并记录，与出土情况也相符，应为埋藏前所为。因为将各类器物混装在一个银盒或银罐的情况（如大粒光明砂银盒内装朱砂、玉带胯、小金盒、金钱、麸金等），绝非库房器物正常保管的状态。第一，金玉等东西混装，容易破损，第二，违背了库房分类保管物品的原则，所以只能是搬迁出库时临时所为，墨书所记是便于日后对账，在出库时详细称量并记录，又说明搬迁出库，绝非匆匆而为，而是从容不迫，有计划的。
另外在整理文物时库管员还发现有些器物外部有墨书（见下表），但并非书写，而是包装纸印上去的，多不识，唯可识“容县”等字，器物在当时被仔细地包装过，也说明埋藏前是有充分时间准备的。
何家村窖藏的埋藏时间有安史之乱时和德宗时两种观点。从“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银饼可推知，德宗时埋藏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于事实，因为在盛唐时期，计算重量单位，只有“斤”、“两”、“分”三种，“钱”作为第四种计量单位，出现较晚。
六、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墨书的书法价值
在金银器上书写比在纸上要困难得多，而且可以挥洒的空间也很有限，所以何家村金银器上的有些墨书，在字体排列上有时松散，有时又特局促，行距、文字排列也时常有误，使得字体大小不一，有的比较拘谨，有的被空间压迫得似无法喘息，但总体来说，宇体大方洒脱，令人叹为观止。何家村墨书属颜体，主要为行书和楷体。“光明紫砂”银盒、“大粒光明砂”银盒等，字体活泼圆润，行气贯通，字体大小匀称，笔锋有藏有露，筋力丰满。“次光明砂”银盒，楷书味很浓，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健而有厚度、兼以笔划重，更增加了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上上乳”、“次上乳”、“次乳”银盒，字体浓纤得体，筋力丰满，又有纵横跌宕的特点，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显弧度，这在“须”、“简”中均有所表现，显得刚中有柔，富有动态。总之，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墨书气势充沛，巧妙自然，笔墨淋漓，深得颜体要领。
颜真卿（709-785)，唐长安人，开元年间中进士，德宗时，李希烈叛乱，颜奉命劝降，被李杀害。颜真卿自幼勤奋好学，有文学才能，他的书法受家庭和外祖父殷氏的影响，同时得到张旭的指导，又广泛向历代书法学习，广采众长，创造了出类拔萃，雄伟刚劲，大气镑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体”，成为有唐一代的大书法家之一。何家村金银器上以颜体风格为主，说明当时其书法的流行，其时可能颜氏尚在或过世不远。
〔注释〕秦波：《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文物》，1972年第7期。
李伟国：《关于“东市”、“太北”、“法化”和“永安五男”》，上海博物馆《周秦汉唐文明研究论文集》，2004年12月。
耿鉴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医药文物》，（文物》，1972年第6期。
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申秦雁：《重见天日的遗宝》，《花舞大唐春》，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
韩建武：《关于何家村窖藏的几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申秦雁：《素面金桃》，《花舞大唐春》，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
(韩建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摄影：刘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