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70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贸易持续顺差，外汇储备大量累积，日元产生了明显的升值压力。在这期间，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一直维持在战胜国制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下，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事实上，正是这连续保持20年以上的固定汇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企业能够长时期不必理会汇率的波动，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实体产业扩张及产品出口等方面。
而自二战后，美国为了与前苏联争霸，开始打起了朝鲜战争，接着介入越南内战，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终于让美国人陷入长达10年的“越战”沼泽之中。在70年代初的两次美元危机中，美国人亲手拆掉了自己一手缔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根支柱：美元对黄金的兑换义务和固定汇率，致使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崩溃。
1971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26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迫使日本和西欧先进国家提高对美元的汇率。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冲击”。同年12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提高16.88％，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作为基准汇率，可上下浮动2.25％。以“史密森协议”为起点，日本开始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向。
在发生“尼克松冲击”的当年，日本经济一度出现衰退，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0.2％降低至4.3%。但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出现长期黑字的日本挺住了，与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元汇率仍继续下滑，1973年2月美国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本也只得让日元向浮动汇率制过渡，即从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日元汇率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才实现的。
1980年12月，日本修改了《外汇与外贸管制法》，外汇交易原则上从禁止转向了放开。这次修订使日本境外日元交易得以增长，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开始出现欧洲日元。由于日元成为强势货币，亚洲国家在对日贸易中倾向于用日元来作为结算货币。在1987年，日元已占马来西亚外债的约1／3、印度尼西亚外债的1／3和泰国外债的40%，由此，日本政府已拥有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话语权，日元对美元的语话权构成了巨大威胁。
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与此相对应的是，1985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已达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正式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的辉煌历史。
1986年日本对外净资产达到18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87年为24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日本对外净资产的这一高速增长势头使美国人都感到恐慌，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到9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债权将达到9000亿美元，相当于西德198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此，日本将成为一个令人恐惧的庞大经济帝国。
1985年，作为20世纪体系中心国家的美国，在出现1244亿美元巨额贸易赤字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经常收支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双胞胎赤字”。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75年来第一次沦为纯债务国，对外债务余额达到1119亿美元。1987年9月，美国芝加哥凯帕金融服务中心经济学家戴维·海尔发表了一篇预测性文章，比较了1988年的日本和1896年的英国对美国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其对美国的投资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美国知名学者威廉·哈维在其专著《硬币的金融学校》中写道：“英国占有了我们的灵与肉。她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征服，她在18世纪用枪炮未能做到的事，正在19世纪用金本位做到了。”现在，日本人正像19世纪的英国人那样，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日本1941年在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未能击败美国，而现在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占领，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人将占有美国人的灵与肉。
日本已经直接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了挑战！而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在加大，日本自1981年至1985年五年之间顺差增加了近6倍，其中对美出口的增加率达74％。自1971年以来，美国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采取了让美元持续贬值的政策，到1978年，与1971年时相比，美元已贬值了近50%。美元贬值虽可救美国的燃眉之急，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日本极端依赖原材料进口，这方面的成本约占钢铁和汽车产品价格的3／4。美元贬值后，日本原材料的进口价格降低。日本既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石油、木材和其他美国资源，其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反而增强。同时，日本采用降低价格的方式来应对美元贬值，而美国公司因受到一定程度贸易保护，反而不利其产业发展。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的发动下，经合组织（OECD）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广场饭店签订了日本人迄今仍耿耿于怀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9月23日至10月1日的一周时间内，日元升值11.8％，年底升值至25.2％。1986年5月，“七国集团”召开东京会议，再次确定日元继续升值的计划，美国政府还不断发表美元汇率仍然偏高的言论，致使美元继续下滑，到1986年底1美元能兑换152日元，1987年最低达到120日元。在不到3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00%以上。
此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这期间日元快速大幅度升值，在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1995年4月，日元曾一度达到1∶80的水平。广场协议，开启了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风与泡沫经济的兴起。
随着汇率比价上升，日本人变得有钱了，日货国际市场价格也大幅上升，致使其出口发生困难，日本产业主要以出口为主导向，日本经济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带来的不景气，强势日元导致了日本劳动力成本急剧升高，国内物价飞涨，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大量裁员，大批中小企业破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失业率逐年升高。企业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国内实体产业被掏空。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升值萧条”。但自1986年起，日本多数年份的贸易顺差规模都保持在500亿美元以上。日元升值并没有给日本对外贸易造成实际的负面影响，这成为一个悖论，是经济学家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广场协议”的第二年，即1986年，日本经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大幅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这一年，日本四次降息，累计调低了近2％，由1986年1月的4.5％下调至1986年年末的3.0％。1987年2月，日本再一次将利率降低至2.5％这一闻所未闻的超低利率。
银行利率的大幅下降，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使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制造业的环境更加恶化。城市土地价格的投机性上涨，土地又成为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最终形成一个连环套，泡沫越吹越大。在此期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以日元计算）每年只有5.7％，而股票（1986~1989年）、住宅用地（1987~1990年）、商业用地（1987~1990年）的价格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1.3％、14.41％和15.6％。非生产领域的资本扩张引发了虚拟资产的价值膨胀，进而被高估，形成泡沫经济。日本所有的企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被“泡沫”所包围，为1990年的股市大跌、企业倒闭、泡沫经济崩溃埋下了伏笔。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认为，较低的名义利率给日本的货币政策设置了流动性陷阱，使利率工具失去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拉升经济就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让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
日本人也意识到美元加速贬值后意味着什么，于是疯狂地投资能保值的商品。自广场协议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平均每年上升5.2%。这意味着，如果在日本买入某一资产，如股票、房地产、债券、日元，即使这一资产没有盈利，它也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化获得每年5.2%的增值。由于日元的升值效应，日本的经济泡沫到了什么程度，1987年7月，凡高的名画《向日葵》被运到日本。同年10月23日《日本经济新闻》这样报道：“……今年是高额绘画作品的进口高峰年。至8月为止，绘画的进口总额已创历史最高纪录，从欧美进口的绘画作品的平均单价达到538万日元，约为去年的3倍……”
与此同时，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双双创出了令人咋舌的战后最高纪录。1989年底，日经平均股价上涨到38915.87日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当时日本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工薪族投资家枕着股票睡觉过年，办公室小姐抱着股票海外旅行”。
在日本，大多数人都突然变成了爆发户，70%的家庭拥有土地，27%左右的家庭拥有股票。1985~1989年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大牛市，使大部分日本人变得非常富有。据估计，在1985年到1987年期间，日本私人住宅和地产的市场价值增长了476万亿日元，同期股票市值增加143万亿日元，两项加起来共计619万亿日元，是其工资增长的25倍，接近同期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
1986~1989年，东京市中心地价提高了2.7倍。如果将东京23个区的土地全部卖了，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如果把日本的土地资产额与美国相比较，以1990年为例，日本土地资产总额为2400万亿日元，而美国全国的土地资产额约为600万亿日元，日本是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如果把日本卖掉，可以买4个美国。而日本的土地面积只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并且排名在第5位，即排在阿拉斯加、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蒙大那四州之后。此外，在80年代末，日本的土地财富已经占到国家财富总额的约70%，而同期美国仅占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