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12年中国与八国联军参与国订立的《辛丑条约》（西方称为《北京议定书》，八国取得了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12处驻扎军队的特权，“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列强从此获得了在中国的驻兵权，不仅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而且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派到天津驻扎的美国军队是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从1912年来华到1938年3月撤离天津，该团在天津驻扎了27年之久。在此期间，该团定期出版《哨兵报》，反映该团在天津的各种活动，官兵们的训练和生活，他们的烦恼和对家乡的思念，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们与当地中国人的关系。本书英文原作者有一个机会得到了全部《哨兵报》，美国大兵在他国异乡的生活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本书就是在这些报纸的基础上写成的。本书中文译着者刘悦作为天津人自然对其家乡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在译文、注释、收集历史老照片方面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本书不是一般的历史性着作，它既不前因后果地编年叙事，也无从头到尾地介绍历史人物；它也不是一般的小说类的文艺作品，既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无跌宕起伏的情节描述。它更多地像随笔。每个章节似有相应的主题，但又不是那种很严格的限定，甚至有点意识流的味道。全书风格活泼，语言生动，趣味性强。
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读这本书。
你可以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来阅读。正如上面所说，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常驻天津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这个团来了，所以这本身就是列强特权的一种体现。“七七”事变后不久，这个团走了。因为据说它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实这个团的撤离本身正是当时美国政府试图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置身事外的政策的一个体现。
你可以从中美关系史的角度来阅读。第十五步兵团中的一些军官后来都成了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人物，如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马格鲁特。在中国的经历帮助他们成为“知华派”，但这段经历对他们后来的前程以及对中国的态度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马歇尔无疑是他们中间官阶最高、声望最高的，20年代在华时他就是第十五团的中校指挥官，后来成为二次大战中美国陆军参谋长，被美国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是“胜利的组织者”。大战结束后他功成身退。但杜鲁门总统又派他出使中国，这才有马歇尔调处。在调处初期，他力压蒋介石不能发动内战，力促中国国共两党讲和，曾在短期内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的希望。蒋介石对马歇尔的这段经历一直怀恨在心，以至在日记中写道：“世界上有两大坏人：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马歇尔”，有时甚至侮辱性地把他的名字写成“马下儿”，马歇尔去世时还愤愤地说，这是上天的报应。自然，中国历史不是马歇尔一个人改变得了的。
史迪威在二战中指挥滇缅战场，他身患重病，仍身先士卒，与士兵一起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行军，历尽艰辛。他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始终主张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主张把部署在陕甘宁包围中共根据地的精锐部队调到前线去打日本，并主张将租界物资分配给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惹恼了蒋介石，最后终于被召回，而没有在中国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在1946年过早地病逝。朱德总司令称他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周恩来称他是最优秀的战士。正是为了国共合作抗日，史迪威提议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而组长就是他在十五步兵团的战友包瑞德，当时他是美军中杰出的中文教官。这是中共与美国官方的第一次接触。观察组给美国国内发回了许多真实反映中共、反映敌后根据地的报告，以至在美国决策层引起了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
史迪威走后，魏德迈接替了他。魏德迈则比史迪威圆通得多，处处以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为最高准则。但当他1947年年中再到中国考察时也看透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对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
在美国确定要对中国进行租借援助后，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曾派遣马格鲁特率领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考察。国民政府军队中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军官无能，士兵缺乏训练，部队不满员，军官吃空额等等弊病给使团留下了很差的印象，使团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美国陆军对国民政府的看法。
在后来的中美关系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这些美国人居然都出自第十五团，还有十几位赫赫有名的美国将军曾在十五团任职，自然也引起人们对该团、尤其是该团在天津驻扎的历史的兴趣。笔者是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对本书的兴趣也主要在这里。
美军第十五团也已经成为天津历史的一部分。近代天津的历史与外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是外国租界最集中的地方。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美三国率先胁迫清政府在天津划定了租界；甲午战争以后德、日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俄、意、奥以其占领之地划为租界，比利时也趁火打劫得到了一块土地。九国租界使整个天津变得支离破碎，也使列强在华特权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天津与上海一样，把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形态表现得十分强烈。各国在天津的驻军正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特点之一。在天津的这些外国人中的大多数对中国老百姓使奴唤婢，颐指气使，尽享高等公民的荣华富贵。但他们的文化也对天津城市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他们建筑的洋楼至今仍然耸立在那里，成为天津市容的一部分。他们与中国人的种种联系也成为当时天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近代天津博物馆”着力于天津历史的研究，花了许多心血组织编译了这本书，笔者以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此，笔者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祝天津史的研究在近代天津博物馆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拓展，日渐深入。
陶文钊 2011年元旦于清华大学因胜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