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硝烟的日子里，
在那些灰飞烟灭、燃尽的篝火仰望星空的地方。
你的努力，
你的痕迹，
你的探索，
你的信仰，
你的徘徊与悲伤……
都将被火星的红色光芒所铭记。
1. 美国本宁堡军事基地的大理石中国牌楼
在评价第十五团及其在中国部署的问题上，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和观点往往大相径庭。一方面，第十五团的军人可能被看成是伟大的观察家和不愿意打仗的龙骑兵部队，而非中国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事实上，第十五团越是对中国的土地而不是对中国人感兴趣，他们就越不能明确认识到亚洲的重要性，这是目光短浅和以自我为中心带来的后果——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下， 这种趋势早已被经常提到。威廉姆·H·阿诺德中尉后晋升为中将于20世纪30年代在该团负责计划和训练，他在谈到中国人的交流时曾坦率地承认，“几乎完全没有接触，仅和仆人打交道罢了”。虽然时常要与中国官员会面，但团里没有几个军官与中国老百姓密切来往。其结果是他们无法彻底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仅有威廉·D·康纳准将、约瑟夫·W·史迪威中校、大卫·D·包瑞德上尉等军官是难得的例外。显然学习中文和接触中国神秘事物导致他们在之后的岁月里身心饱受折磨，无论走到哪里这种阴影都挥之不去。
第十五团并没有参与过大型战斗。但是据美军总部的秘密备忘录记载，它主要的任务是驻守和“显示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军在天津的存在是为了完成它来此的使命，即预防当地的排外行动”。
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纪念碑记录了第十五团在那段时期里对中国人产生的积极影响。造访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基地的人或许会留意到一座大理石制成的中国牌楼。它伫立在该基地主营房内莫理逊路上军官俱乐部旁的一片草坪上。看上去它显得有点儿突兀而不讨人喜欢，它的存在代表了美国陆军尤其是第十五团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部分，以及远东巨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特定方面。起初它被放在美国兵营内团部连的营房旁边，每当该团有停战日和团体日这样的集会活动时，它就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1938年3月，当该团前往位于华盛顿州塔科马附近的路易斯堡报到时，团指挥官约瑟夫·A·麦克安德鲁上校将这个牌楼赠给了该地的步兵学校。牌楼上刻着中英文的铭文，上面说的是：“纪念美军官兵于1924年在中国内战期间的善举”。1925年4月，居住在天津美军基地附近的30名中国人“荣幸地将之赠予”该团。因为在1924年中国内战的浪潮席卷该地区的时候，美军保障了天津和周边村镇的法治。铭文以一首中文诗结尾，它被翻译成英文，部分内容是“山姆大叔的孩子们很英勇/夜以继日严密守卫/通过他们的辛勤努力/我们大家的和平得以维护”；以及村民们“向尊贵的朋友致敬”。
美国驻华陆军的指挥官威廉姆·D·康纳准将愉快地接受了中国人赠予的纪念碑，他用流利的中文致词“让中国人完全能听懂且非常感激”。这“大概是有史以来首次有美军军官在重要仪式上用中文向中国人发表演说”。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对“维护中美两国之间友好而诚挚的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康纳准将希望“两国之间的友谊能够永存；只要这石牌楼继续存在，它就向全世界表明它记载着在中国觉醒的艰难岁月里，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建立起来的友谊”。
这座纪念碑的最终选址和运往本宁堡的过程也小经风波。当麦克安德鲁上校打算将它赠予步兵学校的时候，陆军部的步兵处长官，曾任第十五团指挥官的乔治·亚瑟·林奇少将认为，石牌楼是第十五团的财产，麦克安德鲁无权将它送给步兵学校。上校辩称它是美国政府的财产，第十五团只是在中国的时候负责保管。他说到自己受命负责该团的撤离工作，因此他有权对该团财物做出他认为合适的处置。这一观点最终获胜，战争部终于做出了或许是正确的决定，允许将纪念碑运往本宁堡，因为有这么多“老中国通”曾在那里与之密切相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随后在1939年10月13日举行的正式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的是菲利普·E·加莱格中尉，他在中国人赠送牌楼的时候担任第十五团第二营的副官。加莱格总结道：“据我所知，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向驻扎在本国的外国军队赠送纪念碑，以感谢其保护普通人免受内战之苦，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本宁堡的纪念牌楼，对于第十五团在中国的活动是一种积极的肯定，通常外界的评价都是模糊和负面的看法。美国人的存在至少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价值的，即便这种价值很小。
2. 费正清说：“帝国主义的真正伤害是心理上的。”
除此之外，对该团驻扎中国的意义不也是毁誉参半吗？长期以来最具争议的问题是：“美国军队在中国呆了多久？取得了怎样的成功？”据记载，事实上“美军驻华部队从来不足以对付强硬的敌人。他们扮演的仅仅是警察维持秩序的角色，主要手段是虚张声势和恫吓”，这种策略“几乎贯穿始终”。关于第十五团在中国的种种假设一开始就令人怀疑。人们认为，大批西方人以传教士和商人的形式拥入中国，带给中国人切实的利益，教会了中国人西方的政治体制，这一切都随着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而被彻底改变或者铲除。更有甚者断言“西方的帝国主义既不是一条死胡同，也不是有害的包袱，只是一个迟到的希望、延缓的机会”。或者正如哈佛大学的汉学家约翰·金·费正清所言，“帝国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是彻底的剥削，它更是一种粗暴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像一剂药方，既能救人，也能害人”。
中国在21世纪奉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中的一些元素要归功于先前西方人用武力在中国打下的基础。但对于此种做法是否利大于弊，仍存在争议。费正清同时承认，“帝国主义的真正伤害是心理上的。对于任何一个骄傲的民族，它都是最屈辱的事情，因此也是一场政治上的灾难”。帝国主义单方面的入侵，无论如何标榜，这种国家权力的行使无论对中国或者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是非常不道德的。
因此第十五团在中国的驻扎要从正反两面来看。大体上讲，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中国人会对他们当中的外国人，也包括美国人给予正面评价。但康纳将军意识到，虽然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喜爱显然胜于其他外国人，但美国人仍然是外国人，不要指望受到特殊待遇。
第十五团留下的负面影响是：它是一支身处中国的外国军队。尽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本质，它还是体会到了中国人不时爆发的怒火，因为外国侵略给他们造成的苦难已经变得不堪忍受。即使有值得称道之处，也必定会由于外国侵略者卑鄙粗暴地践踏人权而黯然失色。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警告说“船长和国王最终都将离去”……印度当然还有中国的人民会掌控他们的命运和未来。第十五团和其他列强一样从天津消失了，他们对中国的侵略不过是昙花一现。秦皇岛决非殖民者占领又一块大陆的“普利茅斯石”。中国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日益致力于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大量问题。人们最终认识到外部力量无法统治中国，即便是昌盛时期的日本也做不到。许多美军士兵都深明此理。康纳准将对中国人自治的努力表示同情， 他主张保持条约权利……尽管这些条约本身就具有侵略性……“尽可能采用不冒犯中国人和伤害中国人情感的方式”。
3. 第十五团“对美国历史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1927年，大批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抵达天津，他们的指挥官巴特勒准将也同样支持中国人的自治，但前提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得骚扰我国公民。我认为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说，这个方针就足够了”。
有些重要方面是第十五团被派往中国的时候没能预料到的。对于该团的一些人，例如查理·L·伯特上尉来说，“在中国服役是肤浅的，第十五步兵团就是个有点儿与世隔绝的兵营，并不关心外部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学者罗伊·弗林特是一名陆军老兵，他认为“伯特的评价或许是准确的，因为没有人把第十五团在中国的驻扎看成是战争中的义务”，后来的分析表明，他们进行的训练也不具有价值。
也有一些仔细研究过第十五团历史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不论第十五团因何而来，他们还是取得了重要的影响和成就。最后的分析表明，第十五团驻扎中国对美国历史的影响远大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对士兵们来说，在中国服役并不只是同“荷兰安妮”寻欢作乐，狂饮朝日牌和五星莱格牌啤酒。谈到中国以及上升中的日本帝国走到世界事务的前台，第十五团驻华军人作为受限制而又走不开的旁观者目睹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这些经验使美国在日后受益颇多。
第十五团在训练方面也做出一些重要贡献，因为它的特定舞台是在中国这个有价值的地方。情况确实如此，各种训练和长期的备战工作有其必要性，正如一名士兵所言：“在中国服役至少有一个好处，我们总有机会看到一些真正的军事行动。这一点意义重大，我们经历的各种训练像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它并非遥不可及。”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该团主任参谋的卡尔·特鲁斯德尔中校指出其他一些重要方面，他谈到第十五团提供了一个训练场所，“它是我们在本土以外为数不多的几个军事基地之一，它是训练我们和东方人交流，学习东方的语言和文字的场所。如果语言教官在东京和北平的工作是合理的，出于相似目的对于美军驻华部队的使用也就是正确的。很可能他还会谈到与日本人的接触和冲突也是非常重要的，更不用说在那里服役的人员之间建立起来的同志情谊，他们从战友那里学到的知识以及对战友的了解，还有第十五团的军官们在东方各地获益匪浅的旅行”。
或许纯属偶然，在第十五团服役过的军官还形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群体，某些圈子的人称之为“该死的中国帮”，也称“D.C.C.”。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本宁堡和那里的步兵学校当中，他们的成员 “遍地都是”。因此该团是培养美国陆军中大量关键领导人实际经验的场所，他们在二战以至后来的朝鲜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无法给他们提供全部的指导，但这里却是众多职业军官的铺路石。20世纪30年代，一位曾于中国服役的军官坦言：“我还没听说有哪个曾在第十五团服役的军官后来没当上将军。”（当然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不是任何时候在中国服役的军官都能成为将军。
）人们非常看重在精锐的第十五团服役，正规军人员竞相争取被派往中国就证明了此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儿子都是这样。这些军人的后代包括小乔治·范·霍恩·莫塞利——美国第四军区指挥官乔治·范·霍恩·莫塞利少将之子。另一位是史迪威的小儿子，小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他父亲担任美国驻北平公使馆武官的时候他是该团的一名中尉。另有霍姆·P·福特中尉，他是美军菲律宾部的斯坦利·H·福特准将之子，将军在担任该团副官之前于1915年1月5日至1917年8月15日期间任该团M连的指挥官，他的儿子于1929年至1932年期间在天津服役。具有此类传承的还有小史蒂芬·奥登·福卡中尉，他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担任陆军最高长官的史蒂芬·奥登·福卡少将的后代。劳伦斯·卡斯特纳中尉是约瑟夫·C·卡斯特纳准将之子，他在因病返回美国之前也曾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