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
1.“让”与“得”的富国境界
李嘉诚常说：“一个人一生非常短暂，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在于他干了什么，付出了什么。”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蹲下身欲拾取，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
“若我不拾这2元钱，让它滚到坑渠，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钱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那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净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
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利为出发点对社会的贡献，不一定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小。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私”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对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只是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贩假的人可能获利，但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力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力，一部分借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2.把握求利心态很重要
人应该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以适当的方式来运用他的青春、财富、实力、精力和学识为自己和他人谋福利，人也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恐惧感，在失败时正气凛然，在成功时谦虚温和。
任何企业的经营都包括投资，投资是保证企业再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求利法，是由在原有投入资本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获取利润的增值动机引发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企业投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也在逐渐提高。
企业经营在经历一个阶段之后，由于产品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直到销售完毕、收回投资和获取利益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在此期间内企业仍要正常进行经营，因此连续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生意人在求利心理的支配下，通过对近期市场调研、消费者对产品的真实反映、销售额的增减、中远期市场预测以及此产品的再生产必要性分析等，来决策投资的数额及投资时间的长短。
通过扩大再生产追求更大利润，是生意人经营过程中求利心理的一个具体表现，此种投资是在原有规模基础上产生的。决策扩大再生产投资，需要生意人有良好的求利心理。此种投资的风险性相对较大，如果由于求利心过高，投入资金的数额超出正常心理的把握范围，造成产大于销，便会出现产品积压、资金凝滞、劳动力过剩等一系列经营危机。反之，求利心过小，也是不可取的。如果投资风险降低了，但由于心理把握不当，没有及时抓住可乘战机获取客观上应得的利益，使投资的效果并不显著，这也是失败的投资。
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金融行业中的投资行为已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欣赏。据统计，美国参与证券投资的人数已超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我国的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大趋势的推动下，加入证券投资行列中的人数正以很快的速度递增。趣味性和挑战性虽然是证券投资很吸引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抓住了生意人最基本的求利心理。
在求利心理的驱使下，生意人最初作出投资决策的动机是有所不同的。投资动机可分为保值、融资、投机、控股等几个方面。由于这些动机相互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生意人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也就随之产生了各自的倾向。
投资对象的种类有很多，如储蓄、债券、股票、期货交易、古玩交易、邮票交易等。其中证券交易投资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的证券投资可分为股票和债券两个方面。这两种投资根据风险性、价格波动性、投资参与面广泛程度、收益大小及心理素质影响等特点，从求利心理的角度可以简明地分析生意人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基本的思路。
选择投资对象，首先要对股票和债券的投资特点有所认识。债券投资与股票投资相比，后者的风险性要远远大于前者。后者的价格波动无论是速度还是幅度都比前者大很多。从收益的情况看，后者要比前者高得多。由此可以看出，证券投资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
敢于承担大的风险，其收益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在决策投资对象的选择过程初期，求利心理较重者在有充分的承担风险性准备时，应多选择股票投资。生意人的求利心理较轻，则没有必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么选择债券投资虽然收益相对较少，却也不失为一种稳妥可靠的行为。
无论生意人的从商角度、经营性质、经营规模、社会地位差异如何，其根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获得回报。
生意人既然选择了投资行为，则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求利这一最为基本的心理。如果所有的人没有了求利心理，那么就无需发展市场经济，商战中所有行为、心理上的研究也就无需存在了。
也许你在行动时随时都可能犯错误，你所做的决定也难免失误，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目标。你必须有勇气承担犯错误的风险、失败的风险、受屈辱的风险。走错一步总比一生中在原地不动要好一些。因为人向前走就可以获得矫正前进的方向的机会。
3.敢于让利，善于让利
舍得就是先舍后得，舍不得就是不舍不得。要舍得投入，舍得让利，舍得吃亏，同时敢于让利，善于让利。
李嘉诚的长实公司中标获取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使得“高高在上”的汇丰大班沈弼关注起地产“新人”李嘉诚来。他仔细研究了李嘉诚合作的意向材料，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此时，与李嘉诚中标地铁上盖不满一个月。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说起汇丰，港人无人不晓，所用的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创设于1864年，由英国、美国、德国、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间英资银行。现为一家公众持股、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
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为沈弼（Michael Samdberg），李嘉诚寻求与汇丰合作发展华人行大厦，正是与沈弼接洽的，两人还由此建立起友谊。香港经济界的人常说：“谁结识了汇丰大班，就高攀了财神爷。”
汇丰是香港第一大银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1992年，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的汇丰集团，其资产总值达21000亿港元，跻身于全球10大银行之列。1992年年底在港发行股票总市值为1399亿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0.5%。该年度，集团总盈利为129亿港元。汇丰的声誉，还不仅仅限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它在香港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在数次银行挤提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知道，言行较为拘谨的李嘉诚，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亦不像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他像一位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中年学者，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就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1974年，汇丰银行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年代久远，建筑已十分陈旧；更因为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大楼已日益变成“小矮人”。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清出地盘，用于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旧华人行的拆卸工作始于1976年2月10日，谁都想与业主汇丰银行合作兴建新华人行。在地产高潮，位于黄金地段的物业，必寸楼寸金。加之华人行在华人中的巨大声誉，华资地产商莫不想参与合作，分一杯羹。 李嘉诚便是其中之一，他稳操胜券，果然如愿以偿。
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出去。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旧华人行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行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著称于世，不管与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长实与汇丰，都是本工程的开发商，故而沈弼不便“自我吹嘘”。他对港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也就是对李嘉诚的赞誉。
先于正式启用的3月23日，长江集团总部迁入皇后大道中29号新华人行大厦。长江集团正式立足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位更上一层楼。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集团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发展为未来的“蜜月”——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曾有记者询问他与地铁公司、汇丰银行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道：
“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如果要取得别人的信任，你就必须做出承诺，一经承诺之后，便要负责到底，即使中途有困难，也要坚守诺言。”讲信誉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立足之本，不讲信誉的人或企业或许可以为自己赢得暂时的利益，但长远来看必然是失败者。
4.以退为进，以让为盈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他放弃了九龙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