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水之战：
也称楚宋泓水之战。春秋无义战之一。公元前638年冬，宋襄公为接替齐桓公的霸业，率兵伐郑。郑向楚求救。楚不救郑，而派兵直接攻宋都睢阳。宋军回救，与楚军遇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北）。楚军渡河来攻。襄公大谈仁义，不肯袭击半渡的楚军，结果大败，他本人受伤，不久丧命。
城濮之战：
亦称晋楚城濮之战。春秋时晋文公战胜楚军，建立霸权的战役。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与齐、秦、宋等国联合，进攻依附于楚的曹、卫二国。楚军北上援救，联合陈、蔡在卫国的城濮（今河南濮城）与晋交战。战争开始，楚占优势。晋军尊重诺言，先“退避三舍”（三十里为一舍，即后退九十里），然后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左右两翼予以猛击。楚军大败，晋国从此成为霸主。
第63问：孔子热衷于政治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只是一个终生追求政治的私塾先生，尤其是在周游列国的14年中，做梦都想弄个一官半职，哪里有心思授业、解惑？正应了贾宝玉的一句话：“入了国贼禄蠹之流。”
孔子对政治热衷到了什么程度呢？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意思是说：孔丘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他就焦急不安，每离开一个国家一定要带上晋见他国君主的信物和见面礼。“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就是说在国君召唤时，孔子不等车马准备好，就立即步行前往，再也没有回答颜路时：“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之语。
纵观孔子一生，为孔丘之徒所津津乐道者，一是齐鲁夹谷之会，一是堕三都杀少正卯。先说齐鲁两君之会，当时，齐欲与鲁修好，约以夹谷之会，归还侵鲁之地实属必然，以当时齐强鲁弱之势，齐没有必要乘演艺之机而袭鲁君。然孔丘以倾国之兵而备此“文事”，两君会晤之时，又完全不顾大局，一会儿指责表演节目不当，一会儿又借礼之名杀齐之艺人，使老于政治的齐景公颇为不满，也使修好的气氛颇为不睦，可鲁以倾国之兵为备，景公也只能以大局为重了。假使景公有心袭鲁君，靠孔丘之力护鲁纯属妄想，假使景公不以大局为重，随后报复，则孔丘就是为鲁招祸的魁首。
再说堕三都，当时鲁国王室已大权旁落，鲁昭公、鲁哀公出奔而国家百姓不乱，足能说明政归“三桓”已久，鲁君之位已是名不副实，孔丘之中都宰、司寇、摄相事等职位，皆是季斯所赐，名为鲁定公之官吏，实为季斯之家臣。堕三都之举中途夭折，既丢尽了鲁王室的颜面，又激化了孔丘与“三桓”的矛盾，最终导致季斯的抛弃，连郊祭的一块胙肉都没有分给他。
孔丘由大司寇摄相事之时，其得意忘形之状，被弟子们看了个一清二楚，门人问孔丘：“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丘说：“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孔丘有了“乐其以贵下人”的权力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杀了鲁大夫少正卯，还冠以五种“莫须有”的罪名。《论衡·讲瑞》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可见，少正卯讲学比之孔丘更吸引人，最难堪时孔子膝下只剩颜渊一人，少正卯之死的根由也在于此。弟子们对杀鲁大夫少正卯也很不理解，就问孔丘：“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荀子·宥坐》）孔丘随即抛出“五恶”之说，恐怕也是难以服众。
孔丘经历以倾国之兵备“文事”的闹剧，继之以堕三都激化与“三桓”的矛盾，再之以辨言乱政杀了鲁大夫少正卯，有孔丘之快意处，少有描写鲁定公、季斯的文字，这自然有孔丘之徒为其粉饰的成分，但其荒唐、狭隘、独断之行为，实在不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受到鲁定公和季斯的猜忌与冷落也是必然。以鲁弱、政散之国情，以当时之政治经济条件，“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之说可信否？最终在父母之国呆不下去，只得悻悻而奔向他国。
孔丘为实现其步入仕途的理想，带领弟子们辛辛苦苦14年，然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累累若丧家之狗。孔丘想尽办法钻营，千方百计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最终竟无所遇，与他在鲁之所作所为不无关联。世之不用孔子，绝非偶然，非不遇也，是不合时宜也！孟子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反观同时代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有所成就，仕途哪有孔丘之坎坷，孔丘之政治智慧，阿木也未曾见到分毫。
以卫国的弱小和卫灵公的昏庸，孔子竟好几次离而复返，不知是对仕途抱有幻想，或是迷上了南子，或是走投无路。在陈国住了三年，不闻有什么建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最终成了政治笑话儿。虽然如此，对管子、晏子却也是多有非议，对管子小之，见景公而不见晏子，还疑其为人，被晏子讥为：“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
齐桓公好色、好味，与易牙、竖刁、开方亲密，管仲容之，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此环境，孔丘能有何作为？晏子事三君，二桃杀三仕，出使不辱使命，为政如此之久，孔丘有如此智慧否？一旦掌权，就杀大夫，一块胙肉未到，就离开父母之国，其胸怀、其智慧实在不值得称道，《论语》与《管子》《晏子》比照，看不出有何治国之道。有人自比于管仲、乐毅，可有人比于孔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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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读书人谋生：首选当官，其次教书，再次经商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但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还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得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
第64问：孔子有哪些政治智慧
孔子对政治的迷恋程度前文已述，为什么终生孜孜以求而一无所成？周游列国14年而一无所遇？
所谓圣贤智者，应该顺天应人，与时俱进，这样才能谋无不中，事无不成！如果食古不化，死守经典，梦想以“先王之政而治今世之民”，空言误国，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说于孔丘之徒再也恰当不过。
春秋战国时期，“国无宁日、岁无宁日”，各国诸侯争战不休，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孔子置这一现实于不顾，不识时务地推销既不能富国安民、又不能强兵御敌的所谓“礼乐”，其结果正如史记所载：“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
把孔子不遇的原因归为社会混浊，似乎有失公允：难道七十馀君皆昏庸无为？非不遇也，是无用也。孔子好学、好礼有余，但于治国安邦则不足。百里奚、蹇叔、管仲、伍子胥、孙武、乐羊子、邹忌、吴起、商鞅、孙膑、苏秦、张仪、乐毅、冯谖、蔺相如，等等，皆孔子先后人物，一遇君王，片言立要，遂得君欢，委以专任，成就大业。岂是举世混浊耶？乃举世以为无用也！
孔子官迷心窍，为求官而不择其主，以鲁之乱、费之小，尚且有盘桓“东周”之意，以卫之弱、灵公之庸、南子之风，竟反反复复五入五出卫国，到了有奶就是娘的地步。居陈、蔡各三年，不闻有何见教于陈、蔡两国，只是在两国多事而溜之乎时提一下此子，阿木看不出丁点的政治智慧！
孔子参政要价甚高，经常念叨“沽之哉、沽之哉！”为官必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最后也没有卖个好价钱。孔子也很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去齐国晋见景公而不见齐相晏子，子贡说：“见君不见其从政者，可乎？”仲尼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所谓“疏不间亲”，以景公与晏子的关系，不先见晏子而见景公，已经犯了从政大忌，而且还诋毁晏子，好在晏子也是当代人物，自有舆论渠道反讥，否则，晏子小人之论当流行于今日矣！齐景公之不用孔子，不在自己年老，而在当年夹谷之会孔子的拙劣表现而已。
管仲为相，上有好色、好味、好名之桓公，旁有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小人”为患，临死之时要桓公远之，曰：“臣之（平日）不言，将以适君之意也。譬之于水，臣为之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孔子可有此胸怀，有此智慧，有此权谋。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孔子之政动辄以武会齐君，继之以武堕三都，再之以杀胁大夫，所行“仁政”，竟如此耶？
孔子评人必以小人、君子之分，孔子所到之处，轻则引起朝野的争论，重则挑起君臣的不信任。试看在鲁从政几年，挑的鲁国上下势同水火，让季斯左右为难。郊祭，不分胙肉给孔子，孔子这个摄相事之从大夫，便不辞而行他国。今之精英不用于国家，既奔走于美欧，与孔丘之徒无二也。如此之人，别说见七十馀君，就是见七百馀君，终不能用也，能让吃住已经是明君圣主了，孔子知礼，孰不知礼！孟子继承孔子之衣钵，不自反省，最终也于“仕”无补。
孔子之礼，多是丧葬之礼，岂是治国之理；孔子之道，多是虚伪之道，岂是治世之道。所以，当世弃之，唯其徒子徒孙死抱经书不放也。史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沿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真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如此无心无肺、不知廉耻之儒，于国何益，于家何益？孔子之道与天道相违，非天道不予孔子，是孔子自绝于天道也，谋无所中，事无所成，犹无头之蝇乱冲乱撞，智者、圣者竟如是也？丧家狗之说，由来已久，非李零教授独撰也。
所以，孔子被评价为教育家和思想家，还是比较公允的。理论思想不一定正确，能自圆其说，自能系统，就不失为一个思想家；但一个教育家如果到处钻营仕途，就难免有辱于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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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僚、吏的区别是什么
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大约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