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区别；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来说，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第103问：“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怎么来的
“半部论语治天下”听起来很美，孔子以全套理论，终生以救世为己任，自诩：“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最终从政失败，游说列国14年竟无所用，郁郁著书而终。孔子学说以孔子之亲身实践尚不奏效，以孔丘之徒集孔子片言只语竟成治世经典？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孙子之《兵法十三篇》、诸葛亮之“隆中对”、毛泽东之《论持久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其本身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分析与判断，是因为其理论对实践起到正确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而历史事实也证明其正确与可行。那种割断理论体系，把语录当作治世妙药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迷信。
“半部论语治天下”很可能是据宋史演义而来，宋史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也就是说赵普为相之后，顺太祖所好，始认真读书，那种“以半部论语定天下，半部论语致太平”之说不攻自破，况且整部《论语》片言只语、零零散散，哪半部定天下？哪半部致太平？二百多年之后的南宋林马同、罗大经的记载其演义与臆造成分更为明显。
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奉为“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一，定为儒家必读的经典，《论语》被理学家们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赵普仅识《论语》，又三度为相、颇有政治资本，把“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附会到赵普身上，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显然，这是理学家们以春秋笔法而炮制的儒学神话。
宋之时，辽、西夏、金、蒙并存，对外战争屡屡失败，输金、输银、又输锦，已求得片刻苟安，对内重用文人儒生，加紧搜刮镇压百姓，版图狭小，国弱民穷，如此一朝政权，可配得上“大宋”二字。赵普历任三次宰相，为宋初政权立何规章、订何制度，可有“萧规曹随”之美称，观其陈桥兵变之谋，“杯酒释兵权”之计，兵将不知之法，对外妥协之略，皆弱国弱民之策。兵变丧德，削权失算，兵将不知乃自毁长城，对外妥协乃儒生本性，如此之功可值得鼓吹？以半部《论语》竟出的如此妙策、治得如此天下？果如是，以儒家自居者脸红否？心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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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各篇字数
《学而》493字；《为政》579字；《八佾》689字；《里仁》501字；《公冶长》869字；《雍也》816字；《述而》873字；《泰伯》613字；《子罕》806字；《乡党》642字；《先进》1054字；《颜渊》992字；《子路》1035字；《宪问》1340字；《卫灵公》904字；《季氏》863字；《阳货》1019字；《微子》618字；《子张》824字；《尧曰》370字。
以上各篇，篇名字数未计在内。将二十篇字数相加，可得出《论语》的总字数为15900字。
第104问：什么叫六儒
儒学、儒教、儒商、儒官、儒将、儒医等六类儒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遵照孔夫子及历代各位贤者的教导，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常去做人行事。
儒学：
儒学即是以忧国、忧民、忧道的忧患意识，去研究儒家经典，去探讨儒家文化现象，阐发孔子儒家思想，践行孔子儒家思想，宣扬孔子儒家思想。
儒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教按照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原则，将孔子儒家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形成自主的宗教组织，在国家宪法与法律的规范与保护下开展活动，教化民众，启迪民智，培养人伦道德，提高人文素质。
儒商：
按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均可称之为儒商。儒商应当具备如下四大特征：一曰“仁者爱人”。儒家有名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仁者以生财为手段，以自身的发展为目的，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人格、尊严、荣誉为目的，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二曰“见利思义”。以正义和公平作为利益取舍的根本原则，合于正义之标准的利，可以取之，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违背正义之标准的利，则必弃之。三曰“自强不息”。
儒官：
儒官就是按照儒家的官德从政为官，在社会生活中起表率作用的官员。儒官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一曰忠诚，即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职守。二曰公正，即秉公办事，不以一己之私利而损害公众利益。三曰廉洁。四曰勤政。
儒将：
依照孔子儒家思想从事军事活动的将领及战士，谓之儒将。关羽成为与“文圣”孔子相应的“武圣”。关羽的道德精神，来自于儒家思想。关羽夜读《春秋》，成了关羽之标准形象。儒将具有如下道德标准：一曰仁。对人要有恻隐之心，对生命应有敬畏之情，才不致以杀人为乐，滥杀无辜。二曰义。武将手中掌握着杀人武器，又有尚武精神，如果不受制于义，恰如“童子操刀，其伤实多。”三曰忠。儒将应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
儒医：
儒医应当遵守的道德原则有这三条：一曰仁心仁术：医生对病人要有仁爱之心，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属的忧虑，就会动恻隐之心。有此仁爱之心，其医术方能称之为仁术。二曰敬畏生命：医生必须有敬畏生命之意识，才会尽力救死扶伤。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告诫人们：“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三曰悬壶济世：济世救人是医生的工作目标。爱护患者的生命，关心患者的幸福，尊重患者的人格，保护患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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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大众儒学”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1.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
2.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为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3.礼和法应该很好地结合。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地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4.“民贵君轻”的思想。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地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
5.“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至于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至于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第105问：孔子为什么被奉为“万世师表”
孔子尽了一生的努力，强调美德与道德价值，以恢复社会的安宁与和谐。他的思想和学说与现实之间如此紧密结合，令人确信他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立和传播者，由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两千多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沉淀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这种儒家文化既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信，又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阶层，就连喧哗民间的说唱文学、戏曲、格言也都深受其影响。别的不说，仅一个“孝”字，就像一把天尺，衡量着每一个中国人。正如马克思所说：“死人紧紧地抓住活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像孔子一样紧紧地抓住后人的思想，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
儒家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它的影响也早已超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圆周。因此，孔子的学说及其思想不但是中国的，也是朝鲜的、日本的和越南的。如果把海外华人的价值取向也列入考虑，那么广义地说，它也是新加坡的、东南亚的、澳洲的、欧美的，并且在中国民族文化范围内呈现出发展的态势，对一些国家的现代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曾游说各国，到齐、卫、宋、蔡、楚等国去游说自己的思想，但无人欣赏。孔子一生注重于教育，同他传播自己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关系。从30岁后，孔子广收门徒，开私人讲学之风，并整理《诗》《书》《礼》《乐》等文献作教材，学生多达3000人。
几千年来，孔子其人及其思想几经浮沉，或奉为圣人，或贬为秕糠，被诋毁为“累累如丧家之狗”。但是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孔子的思想和学说，由他创立的“仁”学模式，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心中，并使人们的观念、习俗、行为、信仰和情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的学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某些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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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对教师的尊称
中国古代，教师的称谓很多，其中尊称有以下五种：
“西席”尊称的由来是这样的：汉明帝刘庄为太子时，拜桓荣为师，登皇位后，对桓荣仍十分尊敬，常到桓荣住的太常府内，听桓荣讲经。汉代室内坐次以靠西墙而坐，面向东方为尊。汉明帝给桓荣安排坐西南面东的坐席，表示对启蒙老师的尊敬，从此，“西席”便成了对教师的尊称。
“师长”是古时候对教师的尊称之一。《韩非子·五蠹（音度）》：“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为变。”
“山长”之称源于《荆相近事》。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以讲学为主，受业者众多，尊称蒋维东为“山长”。此后，山中书院中的主讲教师亦称为“山长”。久而久之，“山长”成为对教师的一种尊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