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联动的三种形式
一是外国的过去和中国的现在联动，即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是发达国家早已经历过的事件，对发达国家过去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深入的开掘，有助于中国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二是外国的现在与中国的现在联动。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面临着相同的课题，别国处理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使中国少走弯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现在和未来联动。一些发达国家正在走的道路，是中国通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及时总结国外的先进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有一种启迪作用。下面，记者以中日新闻联动为例，说明国际新闻与国内新闻联动的重要性。
中日两个大国的关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十分棘手，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尽管如此，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中日之间互相依存的程度在不断加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世界上最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国家是日本，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近代仁人志士所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在文化上同属东方文化，在人种上没有区别，相对于其他国家有更大的认同感；还因为日本这个在很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离中国距离最近，日本近代也有向西方学习的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相似。中国改革开放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向身边的日本学习最为便捷。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新闻与国内新闻联动方面日本对中国也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许多发达国家过去曾经遇到过的，日本就是如此。如环境污染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各地污染是一大公害，烟囱冒着黑烟，河水臭气熏天，大都市空气能见度差，并出现了由环境污染导致的许多疾病，如熊本县的水俣病，最近才给予赔偿的石棉肺等，“公害”一词也是日本的创造。正因为如此，日本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并不感到吃惊，而是想方设法与中国开展环境合作。目前中国正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掘日本当年如何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在如何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日本新闻与国内新闻联动大有可为。
目前，中国正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一场持久的节能运动随着石油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但如何把节能运动引向纵深并卓有成效，为应对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做好准备，在石油价格不断猛涨的情况下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20世纪遭遇两次石油危机的日本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973年，日本经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一下上涨了四倍，能源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的日本，国民生活和企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前，日本一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当时的田中内阁推出《石油紧急对策纲要》，旨在削减石油和电力的消耗，日本产业界开展大规模的节能运动。1979年发生伊朗革命，日本遇到第二次石油危机，政府又推出了《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钢铁、化学等约4500家工厂制定并达成节能目标，汽车、空调、冰箱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耗能商品也分别设定了节能目标。一连串的措施，使日本能源效率大大提高。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GDP每个单位的耗能量，德国是日本的1.4倍，美国是日本的2.8倍，中国是日本的9倍，俄罗斯是日本的18倍。正因为如此，虽然目前世界石油价格已经突破每桶70美元，但日本专家仍乐观地认为，由于日本节能效果好，对经济打击不大。因此深入研究日本如何应对石油危机，开展节能运动，对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大有帮助。
总之，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是日本曾经经历的问题，发掘日本过去的经验对于解决国内的问题更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国际新闻与国内新闻联动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3.中日新闻现在式联动
中日新闻现在式联动，表现在全球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上，如早已跨国界传染的禽流感等。2003年年底至2004年3～4月间，先后在韩国、越南、泰国、日本发生了禽流感，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接壤，这在当时也意味着中国发生禽流感已是势之必然。日本是发达国家，在监测、预防和遏制禽流感扩散方面，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在2004年2月至6月，记者采访日本病毒专家，报道日本的防控措施，共发一百多篇稿件，收到了很好的联动效果，其中采写几位日本专家后写成的《禽流感为什么在亚洲迅速蔓延》的新闻分析，被196家媒体采用，这在国际新闻的分析文章中是少见的，因而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类似的问题还有人口老龄化问题、沙尘暴问题、网络时代的青少年教育问题等，在新闻联动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外国人怎样看很重要，因为外国人看中国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有自己特殊的视角，因此，在国内发生重大事件时，可通过日本人的看法为国内提供独特视角。
如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日本人对邓小平的看法，记者采访了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等，发表在《参考消息》
“世界眼中的邓小平”特刊上。类似的问题还有日本人如何看中国的和平崛起，等等。
另外，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都可以从日本现实社会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如中国要建设新农村，日本的农村现状如何；中国要建设和谐型社会，日本社会是怎样实现和谐的；中国两极分化严重，日本是怎样消除社会差别的，等等，都对中国社会有参考价值。与国际新闻联动会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在建设循环型社会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实施了垃圾分类，家电循环法，汽车循环法，建筑循环法，电脑循环法，主要目的是改变资源——产品——垃圾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传统经济模式，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新型经济模式。为此，日本环保从每个人做起，这也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从2002年4月起，记者就对日本循环型社会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就垃圾分类，各种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以及日本人的环保理念写了很多文章，其中全面介绍日本建设循环型社会法律的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上被评为2004年上半年社级好稿。
未来式的联动内容很多，如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日本的时尚、日本科技的发展趋势等，很多内容国内正在提倡，可与国内新闻联动。
4.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联动需要记者进行深入的调研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联动都不仅是事件本身的简单描述，而是要对事件成因、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的开掘，要查找过去、现在的材料，采访当事人，进行实地考察，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只有立足于深入调研，联动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不断拓展联动的领域，让读者从中真正受益。不经过认真的思考、对事件没有真正把握，草率地进行报道，只能是误导读者，影响联动的效果。
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联动要求记者有新闻敏感性，搞国际新闻的人要时刻关心国内发生的事件，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深入了解，同时对驻在国发生的事件具有敏感的嗅觉，在日常报道中一旦发现可与国内新闻联动的事件，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用最快的时间写出高质量的报道，让联动新闻达到最好的时效。
国际新闻与国内新闻联动，需要记者有深刻的思想，能够认清社会发展方向，发现新闻事件蕴涵的未来意义。这就要求记者平时注意学习，关注社会，关心人生，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可以联动的事件，在处理联动新闻事件时，才能写出具有思想性、前瞻I生和富有启迪意义的稿件来。
目前，搞好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的联动存在的问题是，过于被日常报道牵着鼻子走，有的记者认为完成日常报道就万事大吉；存在浮躁心理，妨碍对联动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的调研和思考；知识积累不足，有时我们无力完成高质量的联动报道；工作的激情不够，对可以联动的事件或充耳不闻，或敷衍了事。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克服和改正。
总之，驻外记者的素质和做好国内外新闻联动这两个问题，是所有记者都应该共同思考和努力提升的问题。人生有涯，事业无涯，在剩下当记者的宝贵时间里，我仍需进一步努力。
刘洪江苏人，新华社国际部记者，毕业于南京大学，“9·11”事件后赴喀布尔采访，后常驻耶路撒冷。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动乱中，他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中国记者。他的数十篇战地报道被评为各级好稿，多篇英文现场报道时效世界第一，同时编辑出版有《和沙龙做邻居》、《穿越炮火的眼睛》、《科索沃战火特快传真》、《中国不可欺》、《世纪大盘点》等书。
我的战地生涯
新华社刘洪
我坐在“联合国”小飞机的窗口，可以感觉到窗外的寒气。我看不到任何一棵树木，更没有人，只有连绵一片的雪山。
荒凉，肃杀，还有内心的一点恐惧。
2001年12月19日，我开始真正的记者生涯——从巴基斯坦去阿富汗，一个战争正在继续的中亚山国。
这一年，对世界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代。“9·11”事件之后，超级大国的软肋被击中，世界没有一块安全的净地。“反恐”一夜之间成为国际的主旋律。在全世界舆论的空前一致支持下，美国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宣战，“世纪第一战”发生。
瘦削的白色小飞机在半空中颠簸飞行，隆隆的马达声震动着我的耳膜。从喀喇昆仑山脉延伸过来的兴都库什山脉，雪峰肃立，犹如一把把利剑从我眼前掠过。终于，从远处山坳里，我看到三两处人家。
景色空旷，宁静而苍茫。
我想起雨果在《笑面人》里的一段二律背反式的警告：没有风暴，船帆不过：是一块破布，但是疾风能把这块非常柔软的破布吹得鼓膨膨的，直到把它撕破才肯罢休。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块风帆。但我清楚，人生，总是充满着抉择和矛盾，关键处，可能只有一步。
（二）
靠着窗，我感觉到眼角出现了一点水渍，不知是兴奋，还是恐惧。
1998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经过英语考试，我接到去北京新华社国际部报到的通知。若干年后，我询问当初赴南京招生的领导、现任新华社音像部主任张浩：“为什么当初录取了我？”他的回答，让我一直感激：“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
当初跨进新华社的大红门，我曾惴惴不安，生怕自己学识有限，无法适应工作。
但时光，总会改变许多事情。三年后，官方通讯社的架构，让我在拥有希望的同时也不断经历着失望，我习惯了编辑工作的寂寞，但也厌倦了这样的“浪费时光”。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当时总认为，这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良知，也可能是最高境界。新华社国内部同仁虽然也有着各种条条框框，但总还可以实践自己的新闻理想，针砭时弊，凭借新华社这个国内最高新闻平台“为民请命”。
作为国际部的一员，我的舞台，早已被定格在了国际新闻上。
北京的编辑生活，对当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来说，自认为仅仅是磨砺——磨去身上的棱角，磨去对新闻的青涩感觉，但有时也可能磨去你对新闻的激情。
说来可笑，新华社乃至许多国内机构年轻人驻外时，最担忧的问题，不是待遇，不是工作，而是如何和首席记者或领导相处。
我还是希望在没有被磨去棱角前就到国外工作，在实践中寻找“新闻”的真义，也不辱没“记者”二字。
1998年我刚人新华社工作时，正值南联盟战争爆发，美国导弹空袭我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三名记者，包括新华社的邵云环大姐，也不幸殉职。我当时和许多年轻人都曾志愿报名前往前线，但终因太过年轻未获准许。
阿富汗战争爆发时，我已有三年的编辑经验。
战地，报道，危险，传奇，每一个字眼，如同老式打字机键一样，不时敲打着我年轻的大脑，时而让我振奋，时而让我犹豫。
我反复权衡眼前的这次机会。
没有想到，我的一次试探性申请，立刻得到了新华社领导的批准，成为自愿前往战场报道的年轻记者之一。
新华社国际部党委书记谢国华、副主任曾虎等许多我的领导都到车前送行。一个略显阴沉的天，从北京出发。一个年轻的默默无闻的记者，前所未有的与这么多领导告别。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欣欣然，并不真能领会这些长者关怀的眼神。
在确定要到喀布尔时，新华社总编辑助理刘江——现在的新华社副总编辑，一个曾在索马里采访时身负重伤的传奇记者特地给了我他所有的电话：办公室的、家里的、他的手机号，嘱咐我随时跟他保持联系。他知道我要经历的风险，也很清楚我将会遇到各种麻烦。
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去了喀布尔。我的眼里只有采访大新闻，只知道作为记者，应该到最有新闻的地方去，当时，就是阿富汗。
（三）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按照新华社的总体安排，当时赴阿富汗战地报道队伍分为两路，北路从塔吉克斯坦下，南路则从巴基斯坦上。我是南路。
战争还在北方继续，曾如日中天的塔利班全线失利，刚刚退出喀布尔，但其残余游击队仍在山区集结、顽抗。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在喀布尔空降，在美军的帮助下，一度被塔利班逼至阿富汗一隅的北方联盟卷土重来，已攻进这个昔日的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