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漩涡中心的耶路撒冷，风声鹤唳，我目睹了太多的血光，接连不断的突发新闻，几乎每小时都有从国内打来的紧急连线电话。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厌倦。两年战争边缘的生活，我除了恐惧，有的只是对无尽硝烟的悲伤。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出门，似乎都成了一种历险，谁能保证“肉弹”没在我楼下游荡；喝水，总有一点心慌，谁又能保证水中没被注人了毒药？类似的新闻我自己本人就曾不止一次报道过。
凤凰卫视的胡一虎、萨文在每次连线之后，总要再三叮嘱：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我总是一笑：“习惯了，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也是没办法的。”
非常时刻，没有人能预料接下来发生什么，也没有人敢打包票不发生什么。谁又能说，我所住的楼房下明天不会被武装分子突然安装上炸弹，我下次就一定还能与电视台连线呢？
4月18日，兰提西被杀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摄影记者高学余，问他想不想一块儿去拉姆安拉。
我得知，以色列军队已全面包围了该城，大批军队就集结在外，就等沙龙最后的命令：突入城内，对阿拉法特下手。
老高是一位五十余岁的老同志，干活却有拼命三郎的架势。
2003年，新华社摄影部评其为优秀摄影报道记者。
一拍即合，我们迅速从耶路撒冷赶往拉姆安拉。路上，老高还对我的新闻热情感慨万千：“我是老同志了，单身出去习惯了，你们还年轻，像这种太危险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不通知你们为好。”
出耶路撒冷，我们的“陆地巡洋舰”越野车疾驶五分钟。连片的石头房子远去，道路变得极颠簸。前面就是卡兰迪亚检查站，进入拉姆安拉最大的关卡。
检查站被认为是以色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因为一旦这里松开口子，肉弹将能顺利潜入以色列城市，以色列将永无安宁之日。
巴勒斯坦人进不了以色列，那处于最前线的以色列士兵，就成了武装分子最可能攻击的对象。就在这个卡兰迪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爆炸声音！几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年轻士兵，有可能几分钟后成为另一个世界的魂灵。
如果从“白区”进入“解放区”——从以色列进入巴控区，以色列士兵基本不会管。但危险却不小。就在我行前，以色列军方特地给我发来一封E-mail。上面写道：情报显示，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计划向记者下手，有可能对他们采取绑架行动。请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后果自负。
穿过“生死线”，进入拉姆安拉，我的心却不由一紧！
远处传来激烈的枪声，随后是从前面飞速甩来的大石头，打在被坦克碾碎的路面上，灰尘弥漫，飞沙走石，几块石头差点砸到我们的越野车上。
果不其然，冲突就在眼前。
作为普通人，我总是惧怕现场大恐怖；但作为记者，我总有身处现场的兴奋。
我们迅速下车，掏出相机抓拍冲突的场面，老高赶忙穿上黑色防弹背心。
弯腰、低头、疾跑，七拐八绕，我们冲到一个居高临下的路口，借助周围有利地形，我们可清晰看到冲突的整个场面。
子弹呼啸着从身边飞过。近在身边的，是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车和士兵，仿佛根本就没看到我们这些记者和照相机，仍全神贯注地不断向远处发射催泪弹和子弹。
我抬头朝远处看，二十来米处，可见瘦削的巴勒斯坦青年，躲在一片破旧汽车后面，朝这儿扔着石头。
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用力甩石头时探出的身子，暴露在以色列的枪口下，在以色列士兵开枪的一刹那，迅速伏下身来，子弹打在汽车上“哐啷”作响。让人为他们捏一把汗。
这就是冲突双方的悬殊：一边是穿着圆领衫甚至是光着膀子的青年；一边是着钢盔、穿防弹衣、持枪械的以色列军人。一边是盲目扔出的石块，对训练有素的以色列士兵构不成太多威胁；另一边却是荷枪实弹，足以让巴勒斯坦人挨中一下子命丧黄泉。
个别血气方刚半大不小的巴勒斯坦孩子，根本不顾以色列的枪弹，冲着记者们傻乐，不时作出“V”字胜利姿势。对于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来说，探险、登山、蹦极，是他们喜爱的“极限运动”。那在巴勒斯坦，最好最便宜的“极限运动”，就是冲突现场，就是怎样在枪林弹雨中与以色列士兵搏击。
在疯狂的情绪中，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我们正躲在一辆汽车后面拍照时，“哐”的一声响，一块两个拳头大小的石头，将我们面前的汽车玻璃砸得粉碎。我旁边一位敬业拍照的同行躲闪不及，右肩膀被击中，他“哎哟”一声，鲜血登时溢了出来……由于这辆白色小汽车“代过”，只有两块小石头打到了我裤管和膝盖上，疼痛感经过神经管传到全身。我赶忙卷起裤腿，一块皮被擦破，殷红的血已渗了出来。我咬了咬牙，跺一下脚，还好，虽然钻心的疼痛，但还能继续行走，没有伤到骨头。
静下心来看，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可能算是世界上最奇特的较量了。
比如，有时候，巴勒斯坦青年和以色列军队会有默契地停下来，互相对骂，然后再干上一阵，然后又歇息一下。这就是巴以冲突，低烈度，频繁，每天都有死伤。
我曾问一位以色列军官：“日常来说，什么时间冲突最多。”
他想了片刻回答：“下午，因为这时巴勒斯坦学生刚放学，他们需要活动一下。”
也许，：有时双方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就像你难以想象巴勒斯坦人为什么老是喜欢对坦克扔石头；也许，有时记者的出现反而是一种错误，激起了双方亢奋的情绪，成了冲突的催化剂。
（八）
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这里最缺乏的，也许仅仅就是和平。
巴以冲突头三年，以色列境内发生的上百起自杀性爆炸，半数以上发生在这里。由于居住在市中心，更由于与总理沙龙住得实在是太过靠近，我闲时的散步，就总成了在各个爆炸地点的游走。
2004年，当新来的新华社同事刘立伟、高路到耶路撒冷时，我跟他们开玩笑，我带他们来个耶路撒冷爆炸一日游。因为每次爆炸，我都前往现场采访，那些血肉模糊的地方，让人终身难忘。
最终，我食言了。我不想继续生活于这种紧张、痛苦的过去。
也让安息者安息，不要让我匆匆的脚步打扰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平静的心灵。
但一个人散步时，惨景总是不由自主地涌进我脑海。比如，从我住所往南步行三分钟，就是沙龙的官邸，旁边一个位于三条道路交叉处的“时光”咖啡馆，2002年3月发生爆炸，11人丧生，近60人受伤。
就在这次爆炸中，我的邻居EfrathTranne失去了她最要好的朋友。一天夜晚，不小心谈起这件事，刚才还欢笑的她，突然泪流满面：“仅仅几分钟后，我就永远失去了她……”
2004年1月，就在“时光”咖啡馆附近，距沙龙官邸更近的一个地方，一辆公共汽车又爆炸了，又是十多人身亡。中国劳工陈能鹰死里逃生，一只眼睛被摘除，身上多处重伤。我永远无法忘记当时在家中听到这声沉闷爆炸时的紧张，以及此后与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庄去医院探望正在抢救陈能鹰时心情的沉重。
一位从国内来的记者朋友，听过我对他介绍关于爆炸地的情况后由衷感叹：在耶路撒冷，你可能错过很多地方，但往往错不掉的就是爆炸现场。因为太多了！
从我住所向北步行10分钟，就是耶城最繁华的市中心。因为人口的密集，店铺的云集，这里也成为自杀式爆炸者最经常光顾的场所。曾在随意散步间，不止一位以色列人指着明亮的商店玻璃对我说：“当时，这家店的玻璃上，都是溅上的血肉……”
我试着长时间地凝视着玻璃，很明亮，看不到一丝痕迹，店铺里的姑娘，依然保持着灿烂的笑容，热情地向你推销着商品。
一位以色列老太太对我说，每次发生自杀性爆炸，她都接到许多在国外的家人、朋友打来的电话，询问她的近况；而她则也是不停顿的给别人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安全。
她说，以前刚有爆炸时，她还看电视了解情况的发展，现在只要一知道有爆炸消息，她就关了电视。因为她害怕再看到这种让人寝食难安的惨相！
我是作为一个记者主动申请到耶路撒冷的。对于一个年轻人，能到新闻多发地，这是莫大的荣幸。但有时，我真希望自己不要做这个记者，不去爆炸现场，有违记者起码的职业道德；去爆炸现场，则意味着本来严重失眠的我即使数遍澳大利亚所有的绵羊，仍是睁眼躺在床上。
我不愿接受良心的谴责，我必须对得起记者这个职业。于是，我总是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爆炸现场，采访目击者、伤者，目睹死者的残肢碎片。我总有一种震撼和恐惧，总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一一明天一觉醒来，梦魇就此消失。
但噩梦却总是那样真实——有时真实得让你后怕，因为它往往就发生在你身边，发生在你经常逗留之地。
2004年2月，又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发生爆炸。我在新华社发的一篇特写中写道：“路口的红绿灯仍在定时闪烁，一辆爆炸后变形的公共汽车却再也无法挪动。浑身是血的乘客哭喊着从汽车上挤下来，大风将肢体残骸刮得到处都是，现场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爆炸发生在距我住处约300米远处，听到爆炸声后我迅速赶往现场：在散发着黑烟的公共汽车旁，刚刚赶到的耶路撒冷警方负责人正在大声指挥着抢救工作，数十辆警车和救护车风驰电掣拉着警笛从远处驶来……由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踩着碎成珠状的玻璃残渣靠近公共汽车，地上一片血肉模糊，恶心之感让人几乎难以遏制。”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环球》杂志向我约稿时，我还向他们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很真实。
2003年的一个夜晚，我正和一位以色列朋友在家闲谈。突然，警笛由远而近又渐远，凄厉、急促，最后延绵成一片：一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如此的警笛，肯定是一种不祥之兆。
匆忙和朋友告别，然后揣起相机、采访本、记者证，噔噔噔跑下楼，我即朝警车急驶方向快步走去。大街上许多地段都已封锁，背着长枪的警察来回奔走，呵斥着人群。焦急中竟然拦不到一辆空驶的出租车，无奈之下，我一路小跑赶到了两公里外的自杀性爆炸现场。
这是很熟悉的地点：两侧高楼耸立，中间是双向六车道马路，旁边还有正在施工的工地。在这个市中心，耶城市政当局正准备建造该城首条轻轨。路边一侧的海报上，流线型的轻轨火车格外明丽。
此刻心中总有一股凉气。爆炸前几天，我还和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庄来到距现场十米远处耶城露天市场，购买了一些日常用品。
我们总隐约认为，当时巴以和谈在即，会有些爆炸，但似乎不会再发生在这个地方。
用言语很难形容这种惨相。可以说，没有一种死亡比这种死亡更加惨烈，没有一种现场比这种现场更让人感到恐怖。如果不是出于记者职业的需要，我希望永远不要见到这种惨相。
这种惨相，就像一部纪录电影，长久储存在你脑海——让你震撼、彷徨、惊惧，却又挥之不去。电影镜头中，鲜血淋漓、残骸散落，碎成珠状的玻璃洒落一地，混杂其间的片状的衣物、包裹……公共汽车前半部已基本炸飞，车前顶不规则地高高扬起，好像是诉说，又好像是在抗议。
急救车辆不断驶来，伤员在忙乱中被疏散抬开。我看到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面色苍白，显然已昏迷过去。淤血从担架上滴落下来。旁边是别人的啜泣、呼喊，许多人嗓音已嘶哑。让人感到格外难受。
有目击者告诉我，自杀JI生爆炸者打扮成衣着齐整的正统犹太教徒，在靠近站台时才拉响了裹在身上的炸弹。许多自杀性爆炸，在袭击者上车时即发生；而这次这么“晚”，显然袭击者在寻找杀伤力最强的“最佳机会”。
爆炸的威力，即使从周边地区就可以看出。旁边大厦的许多玻璃都被震碎。我走过距现场约15米的一家超市，这里的门框连同玻璃都倒在了地上。超市的女服务员站在门口，脸色苍白。
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周围警戒，拉网搜索着附近每一个可疑地点和每一个可疑者。伤亡人员运走后，脚着黑色鞋套的清理人员在现场来回检查着，捡拾起任何一块可疑的物体：衣物、食品、铁块，还有淋漓的肉体残块……
一位女救援人员说，这种场面她经历太多了、也麻木了，但她每次都祈祷希望这是她今生最后一次工作。
现场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时间越长，恶心感越严重。回头看自己的鞋子，总隐约发现一些血迹。旁边一位女记者说，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随即转身匆匆离开。
打电话给分社，告诉他们我的情况。但拨了有数十次，却一次都没有接通。因为周围都是打电话的人群，手机频率都已被占满。
坚持着在现场拍照、采访，当最终离开时，总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打车回分社，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回来。司机长久无语，最后在下车时，他说我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尸体味道。我还不相信，看着他悲伤而又回避的眼神，我把手心伸到鼻前，确实如此……离开现场时，我看到又有一个受伤女孩被送出来。她浑身战栗，坐在担架上嘤嘤哭泣，手臂上全是血。救援人员把她紧紧围住，不让摄影记者拍照。我本打算上去采访她几句，问她当时的情况。
作为记者，你总需要最现场的采访。
我走到了她旁边，她仍在哭泣，我只能掉过头去，我实在不想再去触动一个女孩的人生痛苦。我努力地笑了一下。祝她平安吧！
（九）
一位以色列朋友曾对我说：这里不产生喜剧，有的从来就是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