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当局向伊拉克临时政府交权的前夕，我们的策划组稿中有一篇要对交权后的局势进行预测。我在采访伊拉克专家时，有一位教授说，他认为交权后的局势会有所好转，理由是“伊拉克有了自己的执政者，军警队伍将强大起来”。同意他的看法的人也有一些。
当时，如果我直接发一篇文章说“伊专家认为交权后局势会好转”，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在补充采访时，我又多问了几个问题，才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位教授实际的意思是：军警强大了，强盗和犯罪分子就会少了，平民百姓就会更有安全感；而有政治目的的袭击和绑架风潮还会持续，伊拉克对美军和外国人来说依旧危险。不错，伊拉克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他们所谓的“好转”也应是自己的感受，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只要袭击还在发生，就不能称之为局势好转。实际上，权力移交后，不少武装组织为了各自目的，寻求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袭击事件，而最大的受害者总是平民百姓。所以，整个局势对普通民众来说也未见好转。
还有一次，在采访库尔德与阿拉伯领导层就石油分配问题的争议时，有一位政界人士说“伊拉克人反对库尔德人把基尔库克油田占为己有”。当分社报道员把这句话记下来并翻译给我听时，我并没在意。后来发稿时，我突然意识到库尔德人也是伊拉克人，所谓“伊拉克人反对库尔德人”只是那名政客的个人说法，他本人是阿拉伯人，因此在石油分配问题上对库尔德族存有反感。如果把他的原话播发出去，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对于这句话，身为阿拉伯人的分社报道员也没有意识到错误，当我解释给他听时才点头赞同我的看法。
既要钻进去，又要跳出来
报道应该力求准确，比如事件发生时间和爆炸伤亡数字等，报社编辑和读者的眼睛不揉沙子，稍有差错都会被发现。对于党派名称、重要人物讲话等更应反复核实，以免授人以柄。另外，追查真相应该刨根问底，采访人物应该讲究策略……总之，前方记者要有钻研的精神，有追寻细节的习惯，有挖掘深度的头脑，要“钻进去”。
然而，在“钻进去”的同时还要适当地“跳出来”。很多年轻记者并不缺乏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但是却容易因钻研过细导致方向走偏，就是所谓的“钻牛角尖”。追求细节，是为了使报道更准确，满足新闻的真实性，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做新闻应该为读者服务，也就是把事件如实地传播给读者，并使其理解该事件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纠缠于细枝末节，文章读起来一头雾水，那真是过犹不及。
记得伊拉克发生教派绑架危机时，我写了一篇稿件，综合了很多消息来源的说法，最后的判断还有些模棱两可。后来编辑告诉我，文章完全沉浸在事件的细节和各派的托词里，没有顾及身在千里之外的中国读者的感受。这篇稿子被毙掉了，而我因此明白了“跳出来”的重要性。
吸取了教训，在另一次报道中就有所长进。一家中资公司在伊拉克的电站项目重新启动，对于我国来说是个比较重要的新闻。但是在现场时，中方人员关心的是伊拉克临时政府的电力部长到底能不能到场剪彩，因为这对他们继续开展工程有很大影响。而作为记者不应受此局限，虽然此行目的是报道中方项目，但是如果电力部长到场，还可以趁机就伊拉克的电力设施重建等更加重大的问题进行专访。打定了主意，我利用电力部长给我的10分钟有限时间问了一些精心挑选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估计伊拉克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全恢复电力供应？”他经过思考估算后郑重地告诉我：
两年。这样，我在报道了中方项目重启之后，又写了专访《伊拉克官员说全面恢复电力至少需要两年》。这条独家新闻很快被国内媒体采用，当天晚上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看到了这条消息，心里很高兴。后来，法新社也对电力部长做了专访，但是内容大同小异，题目也差不多。可见，在钻研的同时只要心中有个标杆——读者的需求，就能找到最佳的题材和角度。
要学会自我保护
记者已经被公认为是最危险的行业之一，因此我们应该懂得自我保护，尤其是在战乱地区。一名外通社记者刚刚抵达巴格达后不久在新闻作品中写道：我到过越战战场，也采访过波黑危机，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恐慌。在伊拉克采访时，我曾多次被人问及“你怎么看待萨达姆？”“你喜欢美国人吗？”等敏感的问题。也曾有人挥舞着拳头对我愤愤地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我还亲眼看到，把防弹背心藏在T恤衫里的美国记者，在阿布格里卜监狱外采访时受到伊拉克人质问的尴尬场面。
每当发生爆炸事件时，我们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去现场。其暗含的考虑是：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值不值得用冒险去换取？
作为文字记者，我们在认为危险太大、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获取信息的情况下，尚可以不亲赴现场；但是对于摄影记者来说，不到现场就拍不到照片，就是失职，因此他们通常情况下除了冒险没有别的选择。更何况，很多时候记者是无法判断现场是否会出现危险或危险程度到底有多大的。看似很危险的地方也许并不那么可怕，相反，表面上平静的地点却有可能暗藏杀机。
2004年3月2日，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阿舒拉纪念日。我们当时以为人们只会举行例行的朝拜，于是摄影记者黄敬文早早就跑到清真寺拍照。没想到那竟是袭击最猛烈的一天，黄敬文所在现场接连发生数起人体炸弹爆炸和炮袭，离他最近的爆炸地点只有50米。
幸运的是，当地的一位教长看到他摄影背心上绣的“中国记者”字样，在骚乱的人群中把他救下了。
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安全归来，并圆满地完成了报道，除了敢于冒险之外，还得益于摄影背心上的标志。带有“中国记者”标志的摄影背心是当时的中东总分社社长吴毅宏为我们定做的，巴格达分社每人一件。聂晓阳后来还为每人定做了带有类似标志的T恤衫。
不少记者认为，在绑架盛行的伊拉克“这比防弹衣还管用”，甚至有韩国人开玩笑说要买我们的T恤衫。
自我保护的措施当然不止这些。为了将风险系数降至最低，分社还制定了一套安全细则，包括出门避开早晚的袭击多发时段，注意经常变换行车路线以免被盯梢，以及外出采访必须携带电话或对讲机以便联络等。差不多每一条细则的出台，都有分社人员的亲身经历或教训作为背景。正如新华社社长田聪明叮嘱我们的：既要搞好报道，又要保证安全。只有确保人员安全，才能顺利完成报道任务。
黄培昭1982年至1990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曾到埃及开罗大学进修。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但因酷爱写作，遂申请调离外交部，到报社从事专职新闻写作。2002年调进人民日报社，2004年6月至今，任该社驻埃及首席记者。曾出版《从孩子王到立国之父》、《圣地行——带你走中东》、《阿曼当代社会与文化》、《中东：时间的风景》等书。
在发展中国家当记者
人民日报黄培昭
在发展中国家当记者不容易
我从2004年6月1日被人民日报社派往埃及任首席记者至今。众所周知，埃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采访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且不说不少题材比较敏感不便写，写了犯忌，对方不高兴；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联网费等等都得自己跑到相距甚远的不同地方去交，根本不可能像我在欧、美国家工作的同事们说的那样，足不出户便可通过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把一切都搞定了；仅仅司空见惯的拍照，就有许许多多的限制。
譬如，《环球时报》是一份图文并茂的报纸，不光需要流畅达意的文字，还少不了清晰动感的上乘照片。因此，在埃及工作，如何千方百计地拍到新颖独特的新闻照片，就成为我的一大难题。有一次，我在尼罗河大桥边拍照，守桥的士兵提着枪，警觉地走过来，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拍照。“不能拍，赶快走吧。”“为什么？”我反问。
“桥是战略要地，不能随便拍照！”我不悦，心想简直是可笑，这称得上什么战略地位，又不是战争年代，却又没辙，只好悻悻然走人。
不过细想想，桥也的确是战略要地，一定程度上说明埃及士兵还是挺有责任心的。但不是战略要地的场所，埃及人有时出于习惯也是禁止拍照的。比如我采写阿拉伯女子抽水烟的文章，写完后编辑索要照片，我便去拍照。结果，本来跟我和和气气、边抽烟边对我笑盈盈侃侃而谈的埃及女子，却突然惊慌失措，脸色骤变，她说：“不是我不想照，难道你想要了我的命吗？”结果到最后，我也没有拍到那位优雅、美丽的阿拉伯女子抽阿拉伯水烟的照片，事后觉得很是遗憾。
仔细琢磨，这位漂亮的埃及女子拒绝得也有道理，毕竟，可能在她看来，女子抽烟多多少少属于“有伤风化”的范畴，起码是不被鼓励和提倡的吧。可是有时不让照相，让人怎么都无法理解，我甚至因为拍照还险些“栽”了进去，更是匪夷所思。
我曾给《环球时报》的“记者调查”版写过一篇有关埃及医院让人看得起病的稿子，全文都是褒赞埃及政府怎样想穷人所想，为穷人排忧解难办好事的正面“宣传”。然而，我为拍到满意的照片却费尽周折，还险些被送进警察局去。
事情是这样的。我先是接连跑了十来家医院，都没有如愿以偿地拍到照片。有一天，我来到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共和国医院，我知道，如果我像此前一样，仍说自己是记者，道明来意，要求拍照，对方肯定会一如既往地拒绝我的要求。
我只好佯称自己是来看病的。一位年过五旬的大妈热情有加地领着我介绍这介绍那，详细而周到，真让人感动，我觉得埃及人个个都是活雷锋，帮助外国人真是热情极了。在一间门脸并不大的耳鼻喉科门前，我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正用医用鼻钳掀开躺在床上的一个病人的鼻子，用戴在头上的医疗聚光镜给患者做检查。
多么生动的新闻场景！这可正是我需要的啊。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时我的眼前只有画面，脑子里只剩下“拍照”两个字，便连忙掏出背包里的相机，对焦，取景，调整距离和光圈等，熟悉而麻利的一系列动作之后，正准备按下快门，埃及大妈像是被蛇咬了_般，惊讶地大叫起来：“你要干什么啊？怎么？照相？不行，不行。这可不行！根本不行！”她一迭连声地阻止着，口气之坚决，大有说一不二的气势，先前的热情早已不翼而飞，刹那间变得异常严肃，变得六亲不认起来，而且，她硬要拉着我去见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