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和战国相比，春秋的政治的确可以看成是霸权政治，问题是霸主政治在弭兵大会就结束了，并不是因为吴越的崛起与衰亡，而是终止于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这些问题使我提出了三段分期说，第一段叫做争霸时代，第二段叫做转型时代，第三段叫做全民战争时代。
为什么争霸期在公元前546年就结束了呢？要回答一个问题，这就是“二次封建化”和“封建危机”的概念。
春秋早期的战争，规模越打越大，那些打胜的国家领土也越占越大。比如我刚才说过，齐桓公灭了30多个国家，晋献公灭了17个国家。他们灭了国家以后，怎么管理就是个问题。刚才我说，他们有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搞官僚制，一种是搞分封制。
当时在中原国家搞分封制多，旁边的搞官僚制多，但是大家同时搞，在同时搞的过程中，基本上有一个趋势，特别是在中原国家，随着时间推移，哪怕是晋国官僚制和分封制同时搞，但是慢慢地分封制占了主导地位。慢慢地，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封建危机”。
实际上，二级分封制都是在战争初期以后。在公元前600多年以后的初期，在大家占领了大量的土地以后，鲁国出现了三桓，齐国出现了钱氏，宋国出现了戴氏，郑国出现了七穆，晋国出现了大量异姓贵族。分封制初期没问题，刚分封的下面的人对诸侯比较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缘关系慢慢疏远了，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也就是二级分封制搞了500年左右，问题就出来了。
在晋国，晋悼公以后，基本上内讧不断。当时分封的贵族不但占有土地，还占有军队的控制权，国家占有的军队倒比贵族少，斗争中往往贵族获胜，鲁国有三分公室，把军队全部瓜分了。比如在齐国，公元前553～公元前481年，60多年时间里，五个国君有四个被贵族杀死。晋国也是同样，在弭兵大会前后，晋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国君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是贵族之间的矛盾，贵族之间杀来杀去，纷争非常厉害。
我在研究中很感慨，做记录的时候我发觉，春秋时有些君主非正常死亡率高得惊人。当时的封建危机就是因为随着宗族变弱，贵族的实力变强，出现的政治危机，我叫“封建危机”。如果这个封建危机和贵族和大夫的势力有关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在整个春秋时候，如果大夫的势力越强，君主的非正常死亡率就越大，所以我作一个简单的回归。
我做了一个图，横向坐标是各国的贵族势力强度，纵向坐标是各国的诸侯非正常死亡率比。强度是怎么测出来的？我从《左传》中查，从这家的名字、从代查下来，我发觉，这个国家主要有五个贵族，里面两个传了九代、八代。举个例子，很简单，假如一个国家有两家主要贵族，一家九代，一家六代，贵族传代的强度就是九加六，是十五。我假设这个国家贵族家族越多，贵族的势力越强，而且延长的代数越长，势力就越强。从这个假设我定了一个数据强度，测出死亡率，结果回归预测的百分比是O．66，也就是66％的君主死亡率，可以被贵族的势力强弱预测。但实际上，从回归图可以看出，包括有些变异，也是典型的。比如周国，贵族的势力比较强，但是，相对贵族被杀死的概率比较小，这就是当时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时，各大国需要维持自己的霸主的合法性，周王王位的继承从表面上看要合法，如果看了《左传》就会知道，经常在周朝王位不稳的时候，当时的大国，像郑国、齐国、晋国会派兵干涉。甚至有一个记录，周室王子朝与敬王为争夺王位，而发生了军事冲突，而晋国在弭兵大会以后因六卿离心而无暇顾及，这时，郑国执政大夫在访问晋国时，指责了晋国的消极态度，骂了他一顿：“你作为一个霸主，竟然不管周的事情。”骂得晋国执政范献子不得不出兵，所以，由于大国干涉的可能，很多小国，像魏国、吴国，君主的死亡率比较低。最高的是鲁国、齐国、晋国，贵族的势力最大，君主的非正常死亡率将近50％，也就是说当了诸侯，50％的概率是被杀死的。所以我想，如果是诸侯，就不再干了。
这个回归，当时我做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诸侯显然是知道的。在《左传》里有很多故事，比如申无宇说的“尾大不掉”，“孔夫子堕三都”。《左传》开始的时候，郑共叔段筑京城而叛，让郑庄公去镇压。《左传》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当然他们也知道，贵族势力越强，问题越严重，这实际上为以后的官僚主义改革埋下了伏笔。
我为什么选这些国家？我选国家的数据，是按照他的主动打仗次数。原来春秋时候是12个强国，把曹、陈也放在里面，但是周国打得最少，主动打了七仗，曹国、陈国还有许国什么的，加在一起在春秋就打过两仗。吴和越没放进去，吴和越早期资料太少，晚期才有记录，我也没放进去。
这就是贵族和贵族之间的斗争，贵族和国君之间、诸侯之间的斗争很厉害。孟子当时所说：“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我记得郭沫若也说过：“诸侯下去了，大夫上来了，大夫下去了，陪臣上来了。”“陪臣上来了”是以三个新变化为积累，什么阳濮上来了，等等。当时这个问题各国都有，但是中原国家更严重。实际上，就是因为封建危机大到一定程度了，导致了晋楚弭兵。
实际上，楚国要弭兵和晋国要弭兵完全不一样。晋国之所以要弭兵，基本上就是他内部危机到一定程度，对国际上的政治就不关心了。在当时，有一次晋国的阮氏和沂氏贵族要打仗，范文氏让他们不要打仗，说了一段话，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的祖先经常打仗，因为当时的强国又是晋国，又是齐国，又是秦国，又是别人，又是楚国，现在这三个敌人，秦国和齐国都下来了，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楚国了。最好我们不要和楚国打仗，把楚国这个敌人保持着，因为保持着楚国这个敌人，我们内部才能保持团结。”像美国人说的，“民族需要敌人，民族内部才能整合起来”。他当时也是这个意思，这话是在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说的。此前一年，晋国在三郄的陷害下，杀死了晋国很有名的大夫伯宗，并迫使伯宗的儿子伯外l梨逃亡楚国。在这以后跨一年，整个沂氏家族在贵族的冲突中消亡了。以后又几年，阮氏家族等，就在这前后几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很多家族逐渐消亡。虽然现在看，这话的确是政治思想的辉煌，但在当时是有所特指，需要有敌人，我们之间才能保持内部团结。但是，内部斗到后来一定程度，敌人也不顾了。
实际上，晋国当时之所以要弭兵，要和楚国休战，主要是由于内部冲突太大。楚国当时也想休战，主要是政治危机，楚国“二级封建化”和封建危机不一致。在整个春秋时期，楚国领土占领主要搞的是贵族阶层内的官僚主义，相对别的国家，楚国的宗族势力很强大。楚国前后在100年间，有八个君主连续被杀，这在别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楚国的官僚体制也最发达，我查了一下，古资料中，楚国有91种官名，基本上在春秋时期就是稳定的。第二名是秦国，有70多个官名，但是如果看出处的话，基本上是采取了商鞅的二十级爵位制以后产生的。别的国家官名就更少了。你可以想象，官名越多，官僚制越发达。
从《左传》的字里行间，也能看出楚国的官僚体制，在公元前596年的一个记录中，记载了楚国的令尹孙叔敖在夷地（今河南正阳）造城墙，他派封人筹划了工程计划，把计划报给司徒批准，司徒当时算是部长，计划里包括城市要有用多少工、多少人、多少钱财、多少板、多少泥土才能完成，同时，还有水、城市的位置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人力和水的分配、要多少粮食。最后，还记录了整个工程规定要在30天内完成，而且是没有超额。这可以想像，不但提到了楚国的高等官僚，司徒、富人等，还可以看出楚国中下层官僚的数字。现在中国贪官很多，我记得清华大学造楼，听说是去年完工的，可现在我要走了，还没有交工；而当时是30天完工，可见当时楚国的官僚体制是非常有效的。
楚国的问题主要在于吴国起来了，当时的打仗像同心圆，越画越大，慢慢地规模，仗越打越大，很多边缘国家也慢慢卷入。吴国起来以后，楚国两面受敌，吴国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几年越战越强，楚国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和晋国弭兵。
在弭兵大会前后，封建危机很厉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早期的大国打仗以领土为目标，后期大国的打仗越来越以霸权为目标，领土欲望变小。这是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现在是讲故事，我们讲勾践这个人是鹰钩鼻，什么意思？就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乐。他把吴国打下来了，可吴国很大，他只占了一部分领土，其余的给别的国家。我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他不好共事，他是吸收了中原的教训，我现在王家越大，如果搞封建制的话，诸侯以后的权力越大，以后越麻烦。也就是说，在官僚体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后，各国的领土欲望大大下降。
弭兵大会后整个霸权政体垮台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关键是弭兵大会以后，整个霸权政体垮台了，我是怎么证明的呢？
晋楚休战，也就是弭兵大会在公元前576年，根据以下两点看，为什么弭兵大会以后，政权政治解体了？第一，我看结盟数。《左传》有一点，一个国家霸权喜欢结盟，如果你看晋国的结盟数据、楚国的结盟数据，记录的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在整个《左传》里，记录的以越为主导的结盟才一次，以吴为主导的结盟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487年，当吴国攻入鲁国后鲁国被迫与之结盟。第二次是公元前482年，吴、晋及中原国家之间的黄池之会。在同一年，越国已经起来，把吴国的首都占领了，九年以后，吴国也被越灭了。
第二个根据是发动战争的数，战争的平均国家卷入数。因为是大国之间打仗，大国喜欢领一帮小国一起打，所以《左传》记录，晋国最多可以领到十三四个国家和他一起打，楚国多达六七个国家。在弭兵大会之前，在由晋或楚发动的战争中，每次战争国家卷入数为4，最小是2，两个国家打仗，4明显大于2。但在弭兵大会之后，同样的数字降到了2．35，下降是非常明显的，概率小于O．05的话，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
其次，我把当时晋楚四个大国，可能潜在或者分化的大国，就是吴、越、秦、晋四国主动发动的战争数算了一下，我发现，弭兵大会前，这四个国家平均主动出战平均是2．1次，以后增到了2．41，虽然有增高，但是不显著，P—O．13，刚才我说，P到o．05的数字才显著。再说吴国，大家都知道，晋国下来，真正有更大实力去争霸的就是吴国，吴国在弭兵大会前，主队攻击他国的每次战争平均卷入数是2．o，显然是两个国家，那以后升到2．6，P一0．02，就是说他以后的确想争霸，而且相对来讲还蛮有效。但是，如果吴国的平均战争数和弭兵大会楚国的平均战争放一起的话，吴国不比那两个国家强，当时弭兵大会以后晋楚的平均战争是2．35，2．35～2．17，差别的概率是O．4，非常不显著。就是说，即使在弭兵大会晋楚下来以后，吴国也一点不比晋楚强。
实际上，当时中国整个地势基本上是西低东高，但是在南方比较平缓，吴国要和楚国争霸，相对比较容易。当时，水路基本是陆用效率的5～10倍，长江水域水流比较缓，吴国利用长江、淮河之水打楚国很容易，要在长江争霸很容易，但是到北方就很不容易。我们国家大多数河流走向都是东西走向，西高东低，这时候，实际上为了在北方争霸，吴国首先从海上打，打齐国，但是失败，全军覆没，然后走陆路。在公元前486年修了邗沟，这是有记载第一条超规模的大运河。第二修了荷水，邗沟把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沟通起来，荷水把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接通起来。有学者研究中国为什么强大，提出“东方专制主义”，他说中国的东方国家为什么那么专制，主要是为了修渠，为农业修渠。
据我所知，中国以前为农业建的水利规模都比较小，大型水利是为了战争。但是为了战争修的渠，也能被农业利用。其实，战国时期大量的水利工程，虽然被农业使用，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战争。修了两条沟渠以后，当时吴国的实力已经穷兵黩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黄池之后同一年，他在北方争霸，南方的老窝守不住，让六国占了，九年以后灭亡。实际上，当时吴越的争霸，像现在一样，一个国家强大了，都有争霸的欲望，但是，中国当时真正的地理学概念，中国当时在那么大一块地方，62个国家，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一霸为主的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弭兵大会以后，吴越的确想争霸，但是，弭兵大会以后的政治已经不是霸权政治。弭兵大会以后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呢？实际上是封建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重建，很奇怪，弭兵大会以后，吴国和越国都信争霸，但是，整个政治发展的重力，却是晋国的垮台与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