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有对“官媒”另一身份及其收入的表述：石县令在任期间，由于官仓失火烧损粮食而被软禁在府衙，忧郁成病，数日而死，留下女儿和养娘二人，要由李牙婆卖掉补偿官亏。曾受过石县令恩惠的贾昌按价赎回二人，又给了李牙婆五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之李牙婆自己谎报金额落下的五两，只这一单就有十两的收入。据《明史》所载，当时七品知县一年的正当俸禄（基本工资）只是45两白银，可见媒婆其收入不菲，民间俗话就有“说好一门亲，好穿一身新”的说法。上文中李牙婆本是古时买卖妇女的贩子，书中交代这个李牙婆其实也是官媒，她为官府做官卖奴婢的中介，从中收取酬金，这在官媒中也是常见的。
官媒除了为官府做各类相关事务外，也给本地私人的婚嫁做婚姻中介。“三言”中的官媒毕竟只反映元明时的状况，陈顾远先生所撰《中国婚姻史》中则介绍了清代官媒的情况，大抵与元明时代相仿：“清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交充官役之妇人执行，称曰官媒；同时各地方官鉴于管辖区内制贫女婢女婚嫁为难，由官代为媒妁，杀礼以成其婚，亦曰官媒。”
民间的说合者——私媒
官媒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平民百姓在嫁娶中更多的是延请私媒。私媒一般不是职业为媒者，她们大都边从事其他营生，边为他人做媒担保赚取佣金。私媒从事的职业，多是能够有机会了解各家情况的，谁家有嫁女娶媳的需要，她们都了如指掌，这种类型的媒婆在“三言”中比较常见。如《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书中这样介绍她：“（王婆）唤做王百会，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王婆既替人接生，又帮别人做针线，同时还会治病，这样她就有很多机会接近各家的女眷，接生这一职业也使她知道各家小孩的生辰，便于她做媒的需要。像《醒世恒言》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的陆婆、《喻世名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都是此类人物。
当然民间也有职业的私媒，而且西周时就已出现。在《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描述了两个媒婆形象：“只见两个妇女，吃得面红颊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掀开布帘入来道：‘这里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这两个媒婆虽然没有大段描写，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告知，但作者闲中着色地将其呈现到看官眼前。首先，媒人吃得“面红颊赤”，可见是刚从某家吃酒回来，另外两位媒婆手里还提着东西，显然也是有求于她们的人家所送，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两个专职媒婆既吃且拿，可谓油水丰厚。
“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这是评剧《花为媒》中两个媒婆唱的戏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男男女女，要成婚就离不开媒人。虽然媒人们自称信奉碧霞元君和观音菩萨，不做瞒天欺地、损阴害德的事情，但从民间其他一些谚语中也可以看到，古时媒人多数是没受过教育、没有正当职业的妇女所从事，她们中很多人为了那一份佣金的私利，不惜夸大其词，甚至颠倒黑白，因而在公众舆论中口碑很差，如俗谚说“媒人口，无量斗”，“十个媒人九个说”，等等。因此，“媒人”这个原本与喜庆相连的重要行当，才被列入三教九流的“下九流”中，为世人所厌。
链接一：三书六礼话婚姻
婚姻从古至今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古时结婚礼仪讲究颇多，有“三书六礼”之说。“三书”是奉行“六礼”应具备的文书，也是古时保障婚姻有效的文字材料，有点类似今日的结婚证书，分别为聘书、礼书和迎亲书。
聘书指“定亲之书”，是男女双方正式缔结的婚约，纳吉（过文定）时用；礼书即“过礼之书”，是礼物清单，当中详列礼物种类及数量，纳徵（过大礼）时用；迎亲书即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
所谓“六礼”则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早在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名目和内容则有更动。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曾命刘歆制婚仪。汉朝以后至南北朝，皇太子成婚无亲迎礼。而从东汉至东晋更是因社会动荡，顾不得六礼，仅行拜时（拜公婆）之礼，连合卺仪式也省略掉了。直到隋唐，皇太子才恢复行亲迎礼，帝室成婚也重新依照六礼行事。宋代官宦贵族仍依六礼，民间则嫌六礼烦琐，仅行四礼，省去问名和请期，分别归于纳采和纳徵。《朱子家礼》连纳吉也省去，仅余三礼，遂成为明代的定制。清代仅重纳采、亲迎二礼，中间加女家铺房一礼。据清代《通礼》载，汉官七品以上才实行议婚、纳采、纳币、请期、请迎五礼。清末时局动荡，社会巨变，六礼也就逐渐衰落无存了。
“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纳采时男方的礼物只用雁。其实除了纳徵礼（下聘）以外，其余五礼均需男方使者执雁为礼送予女方，因为雁是候鸟，随气候变化南北迁徙并有定时，且配偶固定，一只亡，另一只不再择偶。古人认为，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配偶固定合乎义礼，婚姻以雁为礼，象征一对男女的阴阳和顺，也象征婚姻的忠贞专一。后来因雁不易捕猎，便改用木刻的雁代之，到近代则用鹅、鸭、鸡三种活禽代替行奠雁礼，以定婚姻的和顺。这种用雁之礼又称“奠雁礼”，在韩国、朝鲜等国至今仍在模仿袭用。
“问名”是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帖后，卜吉合八字。问名的目的在于防止近亲婚姻，以及占卜其婚姻是否适宜，亦即“夹八字”。
“纳吉”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宋代民间多以合婚的形式卜吉订婚；到了明代则以媒氏通书、合婚取而代之；至清代，“纳吉”已融于问名和合婚过程中；民国时期，无纳吉仪，只有简单的卜吉习仪，多将女方庚帖放置于灶神前，如三日内无异事发生，则认为顺利，拿男女庚帖去合婚，庚帖上一般写有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就是俗称的“八字帖”。
“纳徵”亦称纳征或纳成、纳币，为六礼中第四礼，即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徵者，纳聘财也。徵，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徵礼，这也是六礼流程中唯一一个不用雁的环节。周朝聘礼“凡嫁女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士大夫以玄束帛，天子加以毂圭，诸侯加以大璋”。帛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圭和璋都是一种玉器，古时称生子即为“弄璋之喜”。币，意为彩色的丝，后世所谓的“彩礼”就源于这个典故。周制婚礼的聘礼取其象征意义，不像后世那样看重经济价值。先秦的彩礼很简单，士大夫仅用五两彩丝加上两张鹿皮即可。隋唐聘礼固定为九种，即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干漆等，各项物品皆有祝福夫妻爱情永固的意义。但到了后世，彩礼就要实际多了，还包括饰物、绸缎、牲畜或现金等物，聘礼开始不再有具体的规定，成了家势家世地位的比拼。至此，周礼取聘礼的象征意义，一变成为取义取利兼得的手段，而往往后者反要重于前者，失去了“礼”的本意。
“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即选定良辰吉日，为六礼中第五礼，一般为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者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至清代，请期多称通信，即男家用红笺将过礼日、迎娶日等有关事项一一写明，由媒人或亲自送到女家，并与女家商议婚礼事宜。
“亲迎”又称迎亲，为六礼中最后一礼，指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伣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历代沿袭，为婚礼仪式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需披红戴花，乘马或坐轿到女家，由傧相引领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则加双花披红作交文。迎新妇出门上车后，准夫婿需先亲驾车并“御轮三周”，也即让车轮转三圈，据清朝王夫之说，“轮三周”的距离约为五丈六尺四寸。最后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被裹抱至轿内，轿起则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