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形势很严峻，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935年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分量。赤化四川失利的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坍塌。
中共中央与红军这一次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使张国焘放弃伪中央，最后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完成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在这一点上，张浩是功不可没的。毛泽东对张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张浩去世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为他扶棺送灵。
79.李立三是一位电报密码专家
共产国际先后派了三个人带回密码，要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阎红彦和张浩两个人带回来的密码都没有发生作用，刘长胜带回的密码，最终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提到刘长胜带回密码，涉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跟李立三有关。
在长征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已经把李立三给忘记了。因为1930年3月的“立三路线”之后，李立三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从1930年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才回来。而且其中有两年，李立三甚至是在苏联的监狱中度过的，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的刑罚，包括肉刑。
李立三当时吃了很多苦。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还在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当时的共产国际派刘长胜回国传递密码，这个密码就是李立三编译的。
李立三在上大学的时候，数学非常好，对数学的感悟很深，这为他编译密码打下了基础。1935年春天，也就是遵义会议过后不久，共产国际把李立三派到邻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这个交通站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国内人员的来往，同时了解新疆的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想通过李立三在阿拉木图建立的交通站，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李立三到了阿拉木图之后，派了两批人带着密码回国，但是两次都没成功。最后刘长胜也是从阿拉木图出发的，他带着李立三亲自编译的一套更加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到中国。终于，在1936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译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这个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这封电报收到之后，莫斯科谁也翻译不出来，因为这个电报的破译密码在李立三的手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康生，带着电报来到了高加索，找到了当时正在疗养的李立三，由李立三翻译出来。
这是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沟通的第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内容是报告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党内的形势。内容非常简短，就是：你们派出了几个人，林仲丹（即张浩）11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就是刘长胜）均到了。但有七个人已到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六人，余一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电报内容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恢复，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
此前，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是时有时无的，最主要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中，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国际视野、战略视野被打开。这使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看见了一个更大的局面。当自己在棋盘上经营棋子的时候，他们开始关注全局。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后，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本人对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国际局势有一种更加清醒的、更加理性的认识。
想想，这是多么巧合，如果当时电讯不能恢复，中国共产党人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西安事变”也许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大革命时期的错误甚多，土地革命时期错误也不少，但到了土地革命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前后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已经朝从错误的，到不那么错误的，到比较正确的方向发展。这说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开始趋于完善的地步。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恢复，使中共获得了一个更重要的情报消息来源和国际视野。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完全转入了与苏共中央、与斯大林本人的联系，完成了这样一个替代。也就是说，以后这个联系虽然有所变化，但始终再没有间断。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
80.历史上的李立三到底功过几何
在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过程中，李立三已经变成共产国际派驻阿拉木图工作站的负责人，一个密码编译者，而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了。这与1930年那3个月所谓的“立三路线”期间反差是非常大的。
李立三在党内是被称为“坦克”、“大炮”这样一个很猛的人，而且这个人的本色与王明是完全不一样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么“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李立三本身力图以中国革命为核心，他让苏联革命配合中国革命，虽然他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根本利益是要以中国革命为核心的。
这一点王明是完全不一样的，王明是一屁股坐在别人那边，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以共产国际、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
在中国革命中，李立三犯的错误是不小，但他的功劳也不小。现在提起李立三，毫无疑问“立三路线”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李立三一系列的功劳，现在讲得是不够的。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度过。
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
李镜蓉舍了一个儿子，中国革命有了安源路矿大罢工。
我们前面讲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李立三在里面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同样起到主导作用的，还有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当时首先提起南昌起义的是李立三，首先建议中央要立即进行武装暴动的也是李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