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罗二人连续几天紧张得一塌糊涂，在延安大街小巷四处打探毛泽东的真实意向。结果，所有消息都表明：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重庆得到的全部密报都是：毛无意赴渝谈判。蒋介石听了后表面上皱起眉头，实际心里舒服啊，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情报。和谈成为公开的幌子，他哪有半点儿时间去作和谈准备，只一门心思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
中共中央有关谈判的各项准备工作，可谓紧锣密鼓，所有和谈文案都在日夜突击精拟之中。各项战略方针也在不知不觉地贯彻落实。就在8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发布了《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要求所属各部队，把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作为重点。在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中，他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才是时局中的大是大非，是社会良知的聚焦点和历史发展的主动脉。毛泽东在抓不到“权”的时候，必须抓到“理”，因为“理”总是活在绝大多数人心中的东西。毛泽东永远信奉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
延安委曲求全严阵以待，重庆财大气粗忘乎所以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郑重召开大约50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经过反复考虑，他已胸有成竹——亲自到重庆“会一会老蒋”的决策铁板钉钉。为“妥当”起见，拟派周恩来先行一步。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一说，会场立刻再起波澜，核心依然是“为主席的安全担心”，有人甚至上纲上线，提到政治高度，坚决反对毛泽东冒险，如果毛自己执意要去，那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毛泽东内紧外松，显得很洒脱。他是把握政治脉搏的高手。试想，在几乎全世界舆论焦点密切注视之下，蒋介石怎么可能愚蠢到对赤手空拳的他用手段呢？就是斯大林不表那个态，承诺美苏负责他的安全，毛泽东也料他蒋介石不敢（但事实上这个判断还是有误差的，老蒋在最后谈不通的情况下，确实也动了“惩治”毛泽东的念头，但终究未成事实）。所以，毛泽东当时敢于大度地告诉大家：“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虽然判断没有大的问题，但毛泽东还是准备遇到最大的困难并可能有的让步。他像往常激动的时候那样，挥动着硕大的手掌表示，所有个人的冒险，就是希望能通过谈判这一步，先建立资产阶级领导又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然后再实现新民主主义制度。
显然，这是在委曲求全，基本上接受了苏联“老大哥”斯大林的思路。
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及他在历次紧要关头力挽狂澜的事实，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这番高论，没有理由不为他描绘的未来蓝图所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中国人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为好，美军不登陆、苏军不入关对中国人民有利。至于新的形势下中共力量的发展，是完全可以放下包袱信心十足的。有人在会前会后还作出一系列和平畅想，诸如蒋介石返回南京，中共中央也应迁都，要么并入南京，要么拉开一点儿距离，在各方面条件均比较优秀的苏北根据地的重镇淮阴等。朱德考虑得更为长远，连将来的民主选举运动都想到了，认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对中共有利，并且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他建议在去重庆的这段时间，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书记处时，仍保持有五个人在位，能够开得起会。最重要的还是掌握部队，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部队，各就各位，作好战斗准备。这种严阵以待的态度，自然在延安营造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毛泽东“壮士赴死”的英雄气概，再次感动了红色根据地的人民和全军官兵，高级将领们个个立誓、人人表态，迅速地形成了决战前的政治基调。这是毛泽东所需要的精神状态。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又一次心怀叵测地敦促毛泽东及早成行。毛泽东依旧不急不忙拖了一天，到8月24日才极为亲切地回过一份电报去：“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提出去重庆谈判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有条件地承认中共地位，共产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地位，于是两党（加民盟）合作，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第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理”，那么，“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这才是一份真正的中共内部情报，而与蒋介石此前从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那里所接到的“秘密情报”截然相反的是，他始终断定毛泽东不会真正到重庆来。老蒋当然相信戴笠手下的那帮人，故而在重庆一片焦虑的声浪中，他仍然保持着冷冷的淡定，总是说：“不要慌，我心里有数……”
在获取延安可靠消息方面，蒋介石是下了大力气的，明的暗的用了不知多少手段。还是在1943年，两个“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官就骑着毛驴来到延安。他们一个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另一个是驻贺龙一二○师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延安给了这两位“高参”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隔三岔五接见宴请，连中共的延安整风文件，徐佛观和郭仲容也照看不误，而且是每份必读，认真仔细地研究，随时向重庆报告最新动态。
在国民党军统的圈子里面，出入延安无疑是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因而徐佛观每次只要有回重庆述职的机会，都要被戴笠请到军统局讲课传经。可是，延安毕竟是个“大染缸”，驻在那里时间长了终究有危险，老蒋不放心，戴笠放不下，徐、郭二人也觉得苦不堪言，所以很快又被周励武和罗伯伦取代。
周励武这个人急于往上爬，到了延安就功名心切，一心想搞到中共有价值的情报，好去戴笠那里邀功请赏。于是，他不久就盯上了延安交际处一个叫王荣棠的服务员。小王年纪不大，长得嫩嫩的，周励武就想用个小计谋去引诱他，外出时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试图等王荣棠财迷心窍捡到手就能抓住把柄。可周励武哪里知道，王荣棠是经过严格训练而又久经沙场的中共“老”边保人员，一眼就识破了他的那点小伎俩，二话不说，向组织汇报。周励武不甘心，又盯上奉命来照顾他们生活的延安师范女生关淑珍，自然也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国民党军联络官从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就被高度控制起来，只是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偷偷发出的每一份电报，还没等到老蒋圈阅，就已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这虽说是重庆谈判成败毁誉的插曲，但却也是正题。
国共之间还在温情脉脉的文电展演期间，迷雾中的山雨欲来，实际已徐徐拉开帷幕。所谓“谈判”，不过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明牌”。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打“明牌”的双方所不同的是，延安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以一种“解放”的姿态“假戏真做”，因而有备而来，滴水不漏。而重庆国民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抱着过去“戡乱”的老皇历“假戏假做”，骄横心态不加掩饰，且上上下下看着委员长的眼色行事，都在吊儿郎当对付差事，以至于后来到了谈判桌上，毫无准备，漏洞百出。于是，看透了对手底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能够始终掌握着国共谈判的主动权。整个谈判只能按照中共早已拟就的方案步步推演，而蒋介石则措手不及，总是怒气冲天按不到点上，索性就硬着头皮不按套路出牌，端起国民政府的大架子，失信食言之举在所难免，而民心向背由此生发——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天定的大势所在，从中可见未来战局的端倪。
三、前方与后方
和战难测“灰姑娘”穿疑云，合分未料大将军酿惊雷
延安东郊的黄土高坡上，黑压压的人群全都伸长脖子仰望天空。天空中，被称作“美国灰姑娘”的赫尔利专机，在延安城上缓缓绕过一周，便向西南方向的重庆飞去。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请赫尔利大使乘专机亲赴延安迎接毛泽东，随机而来的还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颖超、杨尚昆等人和数千群众一片肃穆的注视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书记王若飞几个人，一一登上飞机。机舱口，毛泽东慢慢举起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用力一挥，停在空中……螺旋桨转起来了，搅动着机翼下人们的无限思绪。不知什么时候飞机升上了天空，嗡嗡的马达声渐渐从天边隐去，而人们心头的轰鸣声却越发响了起来。
彭德怀望着远去的飞机钻进云层，才回头大步流星奔到指挥部。一眼看到桌上贺龙给军委送来的一份战报，便打开仔细看了看。电报说，独立三旅进攻汾阳，因计划和侦察不周，未能得手，拟再令由陕甘宁边区赶去的独立一旅和晋绥第八军分区部队攻打文水。彭德怀抓起桌上的铅笔，在电报上毫不犹豫地批道：“要打，要狠狠地打，志在必得！”之后，嘱咐作战参谋立即派发出去。接着，他意犹未尽地踱到作战地图跟前。图上标号显示：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在日伪军的接应下，已进占临近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地，并有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各铁路向前推进的趋势。不难看出，中共控制的华东苏南、浙东、皖南、皖中及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将处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很快就有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而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解放区，也都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彭德怀长久凝思，心里好像压着块大石头。
回想起几天前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围绕毛泽东是否赴渝谈判的问题，大家心里想的实际上七长八短，意见并不一致，但多半含含糊糊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等着毛泽东自己的态度。彭德怀还是老脾气，直言不讳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立即赴渝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他竭力主张毛暂时不要去重庆，“等我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儿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更成熟些”。可毛泽东最后的决策还是没有理会这些。彭德怀理解，那是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迫使中共作出的无奈选择。几天来，蒋介石一个劲地抛放和平气球，斯大林不依不饶地施加压力，美国人又在耍猴似的拼命“调停”，彭德怀心里实在堵得慌，但没有办法，“主席决定了的事情”，他不能再说什么。
与彭德怀同样心里憋着一股劲的人，是贺龙。
贺龙始终认为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是个阴谋，“蒋介石是啥子东西，我那里有一本清账”。他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当即就火烧火燎地对徐向前、肖劲光和谭政等人直嚷嚷。贺龙是在向中央军委报告总体战略方针改变后晋绥联防军的具体战略部署时，从毛泽东那里直接得到这一消息的。他对毛泽东说：“靠不住哟，主席，你莫理睬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历来讲话算不得数！”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部队编制序列调整后，明确直属中央军委领导。这意味着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核心部位的安危，贺龙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定编之初的第一次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干部会上，贺龙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今天是高朋满座、战将如云，我们也有三大主力嘛，晋绥野战军、晋绥军区和新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股合一。晋绥这个地盘是陕甘宁的门户，党中央、延安就交给我们喽。这可是我们的脑壳，丢不得哟，要丢，就丢我们脖子上的，”他抚着自己的胡须，“你们说是不是啊？”
贺龙这番话虽说粗豪，却非常实在。他和李井泉指挥的这支劲旅，是红二方面军的根基，大多数骨干都是从血腥的洪湖苏区——湘鄂西时期或是由当年的红六军团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后，就跟着贺老总天不怕地不怕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如三五八旅后来的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一旅后来的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独二旅旅长许光达，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等人，都是红二方面军早已赫赫有名的老同志。另一部分是晋陕一带数得着的地方抗日英雄，像独一旅旅长高士一等，也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还有军委及总部机关、直属单位的各路精英，如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等人。大家多年战斗在晋绥和陕甘宁边区这块不毛之地上，黄尘弥漫，吃穿无着，整个抗战时期是靠吃喂牲口的黑豆、榆钱、野菜根支撑过来的，彼此患难与共，结下生死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