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给国民党太原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和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的信写好了。就让已经反正的阎部旧人赵承绶及被俘人员高斌、曹近谦拿着这两封信进太原城试谈，没想到在城门上便碰了壁。阎锡山临走前有令，被俘人员不许返城！
没有办法，太原前线司令部连续发布《告固守太原的蒋阎军官兵书》《最后警告阎锡山书》，口气提高八度，给了一点颜色。可是，太原守敌仿佛色盲，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回敬了一阵炮火，还在广播里大喊大叫，说什么“坚强意志，奋斗到底”，什么“本成功成仁的决心，誓死保卫太原，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全是阎老西的腔调，真是天真可笑。
彭德怀不客气了，当天下午便给太原送去一份《最后通牒》，同时命令各部队完成攻城准备。这时，毛泽东也看破李宗仁“和谈”中“南北分治”的阴谋，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就一个字，打！“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毛的电令仍对徐向前，尽管徐那几天说话都没有力气，实际支撑局面的是彭德怀。
这是个只有太原前线总前委一班人心照不宣的策略。徐向前后来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彭老总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后，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个把月时间的大半个太原战役，让彭德怀对十八、十九兵团指战员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他决定在部队出发之前，到各单位随便走一走、看一看，也算是个检阅吧。
两兵团指战员得到这个消息，好一阵忙活。那时，听到彭总的威名，谁不如雷贯耳？特别是许多解放战士，拿出一副要见大明星的劲头，刮胡子、洗澡，把最齐整的军装穿出来，有的营连干部还在那里悄悄地背报告词，生怕关键时刻在老总面前表现不利索。
彭德怀的心情的确很兴奋，同时又因这兴奋而格外庄严。两个兵团加上与两兵团一同入陕归建的一野第七军和一军三师，总共兵力有20余万！这与一年前带着那5万左右队伍转战陕北时的心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真正“检阅”这天，彭德怀却显得平淡如水。他还是那身硬不拉碴的老棉衣，袄外边扎着一根皮腰带。土布单鞋后跟都磨薄了，绑腿倒是精心打过的，同每天一样，紧紧恰恰。
按计划，兵团的领导都提前到齐了。彭德怀朝周士第一招手说：“走，从你们看起！”说着，头里爬上吉普车。
老将周士第是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是广东乐会人，出身黄埔，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当年是起义军的二十五师师长。因为早年干过“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在国民党阵营里也很有名气。后来从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当到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中又任一二○师参谋长兼抗大七分校校长，到晋绥军区，仍旧当参谋长，一直是贺老总的得力助手。这次太原战役他还是副总指挥。第十八兵团由他来挑大梁，稳稳当当。
周士第的两位副司令员也非常得力，一个是王新亭，一个是陈漫远。王新亭兼兵团副政委，陈漫远兼参谋长。这两位都是老红军，曾长期在高层军政机关工作。特别是王新亭，当过军、师、旅的政治部主任，还当过红四方面军的组织部长，抗战时又当一二九师组织部长，后来到三八六旅，从政治部主任到政委，然后到太岳纵队当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政委兼主任，最后为军区司令员。十八兵团刚成立时，他是第六十军的军长兼政委。
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更不用说了，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十八兵团下辖三个军：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
六十军军长张祖凉，原是华北军区八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河南商城人，1931年的老红军，早年当过三十一军的保卫科长、三八六旅政治部主任和晋冀鲁豫军区十九军分区司令员。军政委袁子钦，在延安抗大时期就非常知名，是抗大总校的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跟随彭德怀领兵入朝作战，当志愿军三兵团政委，后来到总政任秘书长、干部部长，最后为总政副主任。
六十军的两位军政副职是白天和桂绍彬。参谋长邓士俊，军政治部主任周仲英。
军辖一七八、一七九、一八零师，第一七八师师长温先星、政委刘聚奎；第一七九师师长黄定基、政委萧新春；第一八○师师长郑其贵，政委王观朝。
六十一军军长韦杰，徐子荣任政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参谋长胡正平。军长韦杰是个壮族人，原籍广西东兰县，1929年的老红军，在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当过团参谋长、团长，后来当骑兵团长及七十四师师长，抗战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团长和一二九师新编一旅旅长，任职前为华北军区十四纵队司令员。六十一军辖三个师：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政委张春森，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海东、政委王贵德，第一八三师师长钟发生、政委杨绍曾。
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是福建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任过一军团侦察科长，太岳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和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六十二军政委是鲁瑞林，副军长方升普，参谋长熊奎，政治部主任高德西。军辖第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第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政委孔骏彪；第一八六师，师长蒲大义，政委车敏樵。
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耿飙和葛宴春任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是杨自力。所辖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三个军，都是经过战火千锤百炼的老部队。名将杨得志早在长征时期就是个“星”级人物。他是湖南醴陵人，1929年参军后，当过红一军团的一团团长，红二师师长，抗战时从八路军二纵队司令员当到冀鲁豫军区司令，后又任冀鲁豫军区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他一路都是战功、声名赫赫，连国民党阵营都传遍了，俘虏兵过来张口就打听：“这是不是杨得志的部队？”
郑维山是六十三军军长，军政委王宗槐，副军长兼参谋长是易耀彩，龙道全任副政治委员，陆平是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政委张边君；第一八八师，师长宗玉林，政委李真；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政委蔡长元。还有一个独立骑兵第五师，师长刘春芳，政委刘光裕。郑维山军长是1930年的老红军，河南新县人，在红三十军当过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委，后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和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司令员。
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王昭任政委。副军长唐子安，副政委傅崇碧。辖一九○师，师长陈信忠，政委边疆；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政委陈宜贵；一九二师师长马桂华，政委王海廷。曾思玉军长是江西信丰人，1930年参加红军，当过中央军委警卫团的政委，冀鲁豫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任现职前是华北军区四纵司令员。
六十五军，邱蔚任军长，王道邦任政委。邱军长是湖南浏阳人，1929年参军后，当过红三军团十三团的副团长，晋察冀军区四纵十旅旅长和八纵队司令员。六十五军辖一九三、一九四、一九五师，师长政委分别是郑三生、杨银声、赵文进、袁石栋和阮平（一九五师政委暂缺）。六十五军的军参谋长由副军长王克斌兼任，军政治部主任也由副政委蔡顺礼兼任。
彭德怀最后来到一野的七军和一军三师，和彭绍辉军长、罗贵波政委及三师师长傅传作、政委曹光琳聊了聊部队情况，提出入陕归建后的要求。正好，两兵团的领导也都在场，彭总特别强调了一下离开山西时的群众纪律问题。说，这次西进是历史性的。刚打了胜仗，不许翘尾巴，还要准备对付更猖狂的敌人，部队必须谦虚谨慎。“这不是我说的，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一再要求的！”
接着，部队西进的行动命令便进入执行阶段。西兵团都用弹药箱和炮布搭起台子，召开向西北进军的动员大会，由兵团首长宣读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进军命令，部队把所有的荣誉锦旗都亮出来了，驻地的政府和群众更是了不得，扎彩门，设慰劳站，组织民工队和船工运输队送到部队上听候调遣。不论村寨还是城镇，到处是新刷的标语口号，“向进军西北的解放军致敬！”“华北战役是英雄，解放西北再立功！”各种各样的腰鼓队、秧歌队，专业半专业的戏班子，村头路口遍地开花，把1949年晋南这个异彩纷呈的暮春时节，搅了个天翻地覆！
十几天后，两兵团分别在风陵渡和禹门口渡过黄河。每到一地，迎送的群众照例是人山人海，抢着给部队拉马、扛炮，给战士们塞鸡蛋、塞点心，事情虽不新鲜，却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徒步1000公里的路程，指战员们根本不知道累是个啥滋味，每一公里路程都走得津津有味。大家一遍又一遍地感叹：解放了！真的解放了！解放了就是不一样！
彭德怀的感触也很深，只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体会。早在太原克城之前，二野、三野就已打过长江，南京解放，江南诸城捷报频传；四野先遣兵团也直逼武汉。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战事一天一个新面貌，而西北这边，一个冬季攻势，又来个春季攻势，似乎还没让胡宗南伤筋动骨。胡甚至对蒋介石败逃和南京丢失这样的重大事件，都没有作出如彭德怀所预期的反应，而且还在那里拼命地经营陕中！彭德怀想，死猪不怕开水烫！不出几口棺材，胡宗南是不会轻易掉泪的！
二、得西安望汉中
野战军舒筋活血承天地，西北王于无声处经风雨
事实上，放弃西安时的胡宗南要比占领延安时的胡宗南真实一万倍。
春季战役之后，胡宗南成天显得懒洋洋的。奇怪的是，国民党兵败至此，他浑身反倒比以往轻松了许多。文电是不能不看的，每天的广播也不能不听。蒋介石去了溪口老家，国共之间的和谈不痛不痒，中央银行的金条一箱一箱往台湾转运，以及共产党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李宗仁与阎锡山等人一忽儿飞往桂林、一忽儿飞往广州……胡宗南一一留心。在这个一团乱麻似的局面面前，他不再掂量自己在党内有多么多么重的分量，也不再顾虑自己比谁谁谁矮了几厘米，大厦将倾，哪根柱子都在独立支撑。情感不值钱了，大家凭着理念及由这理念生出的一份责任或者说良心，去独当一面。这种时局之下，他不可以对国家发言，也几乎失去对西北发言的资格，但是，他还可以对自己发言。他要自己当一回自己的大老板……是走是留？胡宗南举着棋子问自己。
苦撑，已不是办法。若不撑，就得三十六计，走为上。最保险的去处当然是地偏人稀的大西南。要去西南，就绝不可罢手西北这个屏障；要占据西北，又万不能失守关中门户。想来想去，不如打定主意，主动从同官、蒲城和耀县后撤，并与宁青“二马”来个患难挽手，以陕中、陇中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万不得已时，留着退居陕南甚至四川的一条后路！
胡宗南作出这一决定时，一直警惕地审视自己。他终于发现，这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退却方案。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进”的成分，他想，能留得西南一片青山在，所谓“进”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他用这种理由将内心的懊恼搪塞过去，为的是能够战胜那份无可挽救的虚荣心，而真实地面对一切，定决心，下命令。
应该说4月下旬胡命令全面放弃蒲、富、同、耀地区，撤至三原一线，是个很不寻常的决策。它既有掩护撤退、放弃关中的意思，亦有背靠秦岭、凭依泾渭两河而固守西安的架势，你可以把它看作“以退为进”，也可以把它看作“以进为退”。其中的得意，胡宗南自斟自饮。
这些日子，胡宗南闲来时一改当初喜欢翻翻小说的雅趣，而让作战参谋大声地报告当前部署。那位头发只剩一撮、如同写意画似的搭在额前的作战参谋，每天捧份地图闭着眼睛念：“第十八兵团部及六十五军驻泾阳；第九十军占领高陵、三原到淳化口头镇一线；第十七军一部在渭河北岸担任警戒，主力陆续撤至泾河以南地区……”
作战参谋实在没有东西可念了，机要秘书上场。
机要秘书带来的消息总是不那么中听，每每让胡宗南拧一下眉毛、牵一下嘴角或是脸上某个局部剧烈跳动几下，以至于他对机要秘书其人也怀有一种本能的厌恶。
机要秘书硬着头皮公干。今天，他要报告的头条消息就让胡宗南心律紊乱，他以职业口吻冷冰冰地照本宣科：“日前李代总统专呈蒋总裁，建议国防部长和军事及政治领导人应有全权指挥调动中央政府控制区的军队。代总统、行政院院长在任命及解除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方面，应享有宪法规定的主要权力。各地政府应只对代总统及行政院院长负责，国民党及委员长都不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最后，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欧美旅游一段时间……”
“委员长是如何答复的？”胡宗南破例追问了一句。
“委员长……委员长……他由上海去了台北……”
胡宗南不耐烦地提高声音：“废话，我问你委员长如何答复？”
机要秘书嘴上说“有有有”，手在密件夹子里不得要领地翻弄了半天，终于喜出望外：“这……这里有封信稿，是委员长托经国先生给代总统回信的大意……”
“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