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由想起了另一件“抄袭”公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源曾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如此回答道：“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余氏对郭的抄袭指责，其实也大体属于“汉后有唐，唐后有宋”之类。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以至有些辞典、目录的出版商，故意留几个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以便用做指控别人抄袭的铁证。然而，统观余氏全文，可曾举出过哪怕是一个这样的铁证？没有，一个也没有！反倒是《批判》对史料的摘引，往往更完整也更准确。比如在“漆雕开”这一条，二书同引王充《论衡·本性篇》，《批判》不仅摘录较完整，而且在“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一句引文无误（据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2月版第133页），《系年》按余文所引，则漏了“在所养焉”（第95页。查新近出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这个错漏已改正）。余氏自以为是最重要的铁证的，为此又写了一篇长长的跋语的，却偏偏是《系年》引文正确，而《批判》引文有误（即前面第二节提到的“外有学堂”一句）。按常理，这该是《批判》未照抄《系年》的铁证，然而余氏不仅仍然诬之为“《系年》所引不误，《十批判书》抄《系年》时才出现了异文”，而且更进一步推断“这恐怕是他有意无意之间企图掩饰抄袭之迹，而不能完全归之于抄袭时的匆忙和粗心了”，乃至义愤填膺地斥责郭“公然改易文句”。（第130页）为了打倒政治、学术对手，“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郭语，第506页）
四
前面提到，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写了《钱穆和考据学》一文，其中有一段是指责钱穆的《系年》剽窃的：
“首先，应该指出来的，是钱穆在书（按：指《系年》）里所表现的剽窃行为。他对于以《竹书纪年》校《史记》，从而找出《史记》在纪年上的错误，是大为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他的第一个明证，是说田齐的世系，《纪年》比《史记》多了悼子及侯剡两代，跟《庄子》、《鬼谷子》、《孟子》、《国策》相符。这是已见于《义证》卷三十四的。第二个明证是说《史记》误把梁惠王的后元年作为梁襄王元年，少算了十六年，不如《纪年》所记与《孟子》、《吕览》诸书相符。这是已见于《义证》卷三十九的。其他三个明证，或指出《史记》所记魏文侯、魏武侯的年数短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史记》所记魏迁都大梁的年代迟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各国称王前后之与《史记》不同，这也都分别见于《义证》卷三十四、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九。这不只在论点上是剽窃《义证》的，并且在材料上也基本是剽窃《义证》的。钱穆只有在很个别不同意《义证》的细节上提出了《义证》的书名，但对于这五个牵涉很大的问题就绝口不说到《义证》了。他在《义证》以外，还剽窃别的书。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跟他的书对勘的，也发现了相当多的剽窃的东西。”（《学步集》，三联书店1978年5月版第291页）
余氏在跋语中也大略引了这段话，只不过略去了中间的举证，并且想让读者误以为这是郭沫若自己所写。就算是郭沫若自己写了让白先生发表反唇相讥的吧，那也是钱门弟子奉师命［余氏跋语中自述：“钱先生偶然提起他在成都的时候，曾有人对他说，《十批判书》中论前期法家是暗用《先秦诸子系年》的材料和论断。但钱先生似乎没有细读过《十批判书》，因此他问我是不是有同样的印象。这才引起我仔细检查《十批判书》的兴趣。”（第121页）］用了不知怎样的“过分轻佻刻薄”的话去招惹人家的，怪得了谁呢？
如果白先生所言不虚，那么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读者应该是最有兴趣知道余氏是如何辩解的，然而余氏却不愿为恩师辩护了：
“我想我毋需为《先秦诸子系年》说任何辩护的话。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对《系年》的评价大致可以陈寅恪和杨树达的私下议论为代表。这已引在本书所收《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至于今天大陆非官方的学术界对《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增订本（香港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第125页）
两位学者的私下议论竟然可以用来代表学术界的评价，也是一奇。查《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不过是杨树达在日记中记了陈寅恪私下赞扬《系年》，而所赞的也不过是以《竹书纪年》校《史记》这一条：“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很多，至可佩服。”（第26页）而根据白先生的揭发，这是抄袭来的，果真如此，陈之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根据余氏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想我毋需为《十批判书》辩护。该书在抗战期间发表时就轰动学界，公开的、私下的好评如潮。至于今天海内外学术界对《十批判书》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不少提法，仍然被普遍接受。”
其实，《系年》纵有剽窃《竹书纪年义证》等书处，并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批判》纵有沿袭《系年》处，也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但余氏是根本不懂得这点逻辑的。他在37年间所徒劳地从事的，就是想据此全盘否认《批判》的价值，再全盘抹杀郭沫若的一切学术成果。
五
现在国内知识界提倡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郭沫若是被当做反面的典型来批判的，而鲁迅则是作为正面的形象来颂扬的。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前还可算是特立独行之人，而鲁迅先生有幸未能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将二人比较，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先生若得长寿，依我看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像梁漱溟那样闭门谢客，如果能得毛的容忍的话）。在近代学者中，鲁迅的人格固然是最近乎完美的，但也不必想当然地美化，以之为圣人似的参照系。比如前引丁东所言：“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这种比较就属于想当然。前面提到的鲁迅“抄袭”案，鲁迅自己曾经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9页）但我们查看《中国小说史略》本文，却并未提及盐谷氏，自然也是属于丁东所说的失误，又怎能说“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其实这是当时文坛的风气，不独鲁、郭二人如此。社会科学成果的独创性，本来就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意无意之间，也就会漏掉了提及出处，古今中外都如此。几年前因为马丁·路德·金的博士论文被发现用了别人的成果而未注明，美国学界也有人说他剽窃。我们不应该对郭沫若就特别地求全责备。
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生前声势显赫，却大概过于相信“党和人民”的结论，没有替自己身后的名声谋划，既不屑于编写《国史大纲》之类的官定教科书让自己桃李满天下（郭在1947年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的后记中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把社会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统包括在里面。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页），又没有开坛办学刻意培养抬轿的弟子门生，死后被人如此清算作践，竟未见到多少替他说公道话的，世态之炎凉，真令人寒心。
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有郭沫若那样的天才，都做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的，却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作文需要热烈的性情，治史需要冷静的品格，文史皆通者，也就难免要时时遭受双重人格的痛苦。郭沫若生前贵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大权在握，树大招风，但人们现在所清算的却不过是他的言论，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劣迹。他在“文革”期间痛失二子，也并不比别人幸运。他的那些令人不齿的言论，究竟有多少属于真心实意？多少属于逢场作戏？多少属于公事公办？又有多少属于违心被迫？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运动，对陈寅恪何其霸道；但就在同时，一脱下官袍以史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对陈寅恪又何其尊崇：“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使我感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而我们这些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却把《再生缘》这样一部书，完全忽视了。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写于1961年。《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920页）同一时间内如此相反的言论，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他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中如此写道：
“像这样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始终眷念着朝廷。他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一开首就有这样的四句：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
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可以从这些话中一窥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即使众口一词认定郭沫若缺德无行，也不必一概否认其才其学其识，步海外别有用心者的后尘怀疑、抹杀他的一切学术成果。尤其是宣扬独立人格者，更应该注意不要意气用事，人云亦云，不加辨析地相信人言。郭沫若在1950年为《十批判书》写的后记中，如此反击别人的批判道：
“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第506页）
这话，简直就像是对现在的“反思”者说的。在反思、批判郭沫若之前，不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把郭沫若的著作先作了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郭沫若？还是只不过意气用事，“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
注：针对本文第二节的内容，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后来曾撰文说，《〈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收入台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书时均直书郭沫若、白寿彝之名，对《钱穆和考据学》一文的引文也准确无误，只是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时才由出版社做了删改。至于余英时本人是否事先同意这样的删改，傅文未提。如果是出版社擅动，则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责任自然不由余英时来负。这是一个小插曲，不涉及对《互校记》正文的批评，对本文的论证和结论都没有影响。
1999年4月12日
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
余英时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列举了十二条郭沫若抄袭钱穆的“证据”，其中最后一条“吕不韦与秦始皇”，他认为是“最严重的抄袭”。这一条原引文甚长，这里只摘录与问题有关的部分。余氏对我这样的摘录一定是满意的，因为这更可以突显二书之间的“惊人的相似”。
余氏摘录的《十批判书》云：“……明时的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史稗》）……例如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
余氏摘录的《先秦诸子系年》云：“……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又明汤聘尹史稗辨之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