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作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三、成仁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黄道周被客客气气地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是其人格的完美体现，“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以后的两百多年，清代的书法界极少有人敢于提到他，却也并不妨碍其书画在民间的辗转流传，至今仍有许多作品存世。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继而送给他一幅藏了史可法、洪（皇）承畴名字的对联：
史笔传芳，未能平虏忠可法。
皇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
洪承畴又羞又愧，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隆武二年（1646）三月五日即是刑期。黄道周盥洗更衣完毕，对仆人说：“以前某人曾向我索字画，我答应了的，不能食言。”命铺纸和墨，先做小楷，然后改用行书，纸太长，写不完，以大字完成。又命铺纸，做水墨大画两幅，画一幅残山剩水，再画一幅长松怪石。画完，从从容容写上题识，加盖印节，然后出门就刑。
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家乡的方向——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会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襟，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一幅大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一百年后，他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1998年3月
从“徐达吃蒸鹅而死”说起
近日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由一位明史专家讲朱元璋生平，我因本来就对明朝的历史感兴趣，以前还写过一些有关文章，便抽空收看了几集。其中有一集讲朱元璋屠戮功臣，忠心耿耿的徐达交出兵权后也没有逃脱其毒手。说是徐达得了背疽（后背长了一个大疮），朱元璋派人给他送来蒸鹅。徐达见了蒸鹅，满面流涕，告诉医生你们赶快逃跑，然后吃下去就死了。为什么？徐达知道背上长疮不能吃发物，这个蒸鹅是发物，一吃这个东西，病毒发出来这个人就死了。他明白了朱元璋还是要让他一死。让医生逃跑则是为了不让朱元璋把他们都杀了当替罪羊，说他们没给徐达治好病。
其实这是把一个民间传说当成史实来讲了。《明史》记载了徐达的确死于背疽，但并无朱元璋派人赐食一说。明朝中叶有一本专讲明初故事的野史笔记《翦胜野闻》才有这个赐食记载，但是并没有说是什么食物。按《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翦胜野闻》“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并不可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转述了这个故事，才说是“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虽然赵翼本人认为这是“传闻无稽之谈”，但“徐达吃蒸鹅而死”却从此成了一个表现朱元璋阴险毒辣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
这个传说虽然常被明史专家采用，但是极不可信，不仅因为史无明文，而且不合常理。朱元璋如果要杀徐达，完全可以像杀其他功臣一样找个借口公开定罪抄斩，实在拉不下脸也可以在一般食物或药中下毒悄悄杀之，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又欲盖弥彰。
说“疽最忌鹅”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所谓背疽，在现代医学看来是背部发生了大面积急性化脓性感染，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多个相邻的毛囊及其所属皮脂腺或汗腺导致的。在今天治疗起来并不困难，用抗生素和动手术排出脓液，即可望痊愈。鹅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并不含有能导致病情恶化的毒素，反而能增强患者的营养，因此并不需要“忌口”。
但是在古代，背疽却是一种可怕的“恶疾”，得了往往是致命的。死于背疽的历史名人史不绝书，除了徐达，还有秦末的范增、三国的刘表和曹休、唐朝的孟浩然、后唐的李克用、南宋的宗泽、明朝的杨一清、清朝的杨光先，等等。因为是绝症，所以发背疽而亡竟然成了赌咒发誓用语，例如《说岳全传》里头秦桧便向兀术发誓“不把宋朝天下送与狼主，后患背疽而死”。
也因为是绝症，所以号称能治它的验方就特别地多。到宋朝时，流传的背疽验方已多达百余个，但按当时出版的医书《集验背疽方》的说法，“然有验者极少”。即使是《集验背疽方》所收录的二十几个“验方”，又何尝就真的如它所声称的“神妙莫比”？这些“验方”的用料和制作方法有的相当奇怪，例如有一个验方要用到“男子发一团如鸡子大”，真不知女子发为何就用不得？
由于“验方”其实不验，所以就需要有种种的禁忌为失败开脱。按《集验背疽方》的说法，背疽患者戒“作劳叫怒，嗜欲”，而“饮食如干湿面、炙、腌藏、冷酒、生冷、滞腻、鱼、羊并不可食”，所谓性热的食物不能吃，性冷的也不能吃，“性热者发热，冷者损脾、肾，毒者发病，皆当戒之”，几乎没有什么还能吃的了，可不仅仅是蒸鹅肉。更奇怪的是，病房绝对不能让有狐臭的人、孕妇和经期妇女进入，和药的时候也不能让这些人撞见，而且还不能让鸡、狗、猫见到。有这么多涉及方方面面的禁忌，要想不让“验方”失灵还真不太容易呢。治好了算它灵验，治不好了就可怪到犯了什么禁忌了，而不是它不灵。
在今天已很少有人相信和药不能让鸡、狗、猫见到这样的鬼话了，但是还有很多人相信、讲究“忌口”，对徐达吃蒸鹅而死之说津津乐道，不知这也同样没有科学依据，虽然种种禁忌的荒诞程度不同，性质还是一样的。
假如有那么一天，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徐达的确吃过朱元璋赐予的蒸鹅，然后死了，这就能证明吃鹅肉会像中医说的那样“动风发疮”吗？不能。也许蒸鹅里被加了毒药；也许徐达本来就病得快死了，跟死前吃没吃蒸鹅无关；也许徐达由于迷信“疽最忌鹅”，因此受到了心理暗示，加重了病情而死；也许他是吃了当时用以治背疽但是有毒的药物死的……从一个相关的个案是证明不了因果关系的。但是一般人太容易把前后发生的两件事当成存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了，对“忌口”是如此，对“验方”也是如此——碰巧用了某个“验方”病好了，就相信是该“验方”有神效，而不去深究病好了是可以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不做严密设计的临床试验进行对照、统计，是没有说服力的。
2006年10月16日
大明海岸不寂寞
近日从网上读到曾因撰写电视政论片《河殇》而名噪一时的苏晓康的两篇妙文，一篇是《晚凉天净月华开——话说海外的〈河殇〉与我》，描述《河殇》在海外华人学界和汉学界引起的反响，据说至今未衰，且被一些大学列为中文教材云；一篇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在美国看网上中文世界》，根据一些失实的传闻对他一无所知的中文网络极尽嘲笑、谩骂之能事，连《新语丝》也成了专门供那些发表欲极强、用了笔名所以不觉得不好意思的人发表缤纷杂陈的诗歌习作的网络了。这倒引起了我重读《河殇》的兴趣，想看看这位“精英”当年谩骂中华文化时是不是也像今日谩骂中文网一样信口开河、口无遮拦。
《河殇》当日掀起轩然大波，海内外评论它的文章不少，据说后来还组织过对它的批判，但这些评论文章，即使是反对乃至批判它的，着眼的都是《河殇》的思想，乃是见仁见智的事，难以服人，似乎还没有人给它具体地挑挑毛病，看看它所依据的史实虚假到何等程度。我当年看《河殇》，面对“缤纷杂陈”的画面和听着慷慨激昂的解说，也未曾留意其解说的细节。现在从图书馆借来《河殇》解说词，读着干巴巴的文字，才发现其撰稿人的中国历史常识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不提中国历史倒罢了，几乎一提便错。最离奇的一处是“要不是他（张衡）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两句话提到三个历史人物，却每一个都错了。张衡从23岁时任南阳太守的主簿起，一生都在官场上混，历任郎中、侍郎、太史令、公车司马令、侍中和河间相，临死前不久还被授予尚书，全都是高官要职，绝非只当过“几天”“御用文人官”。那“尚书”在东汉时已成为实际处理政务的高官，跟后来的六部尚书已没太大的不同，也不是“御用文人官”。关于祖冲之的史料几近于零，但记载了其发现的《隋书·律历志》仍不忘告诉后人祖冲之是“南徐州从事史”，这是多大的官职待查，但不是布衣是肯定的。至于宋应星，29岁中举后屡次参加会试不第，也终于在49岁那年外出为官，累任分宜县教谕、汀州府推官和亳州知州，在南明时还可能被授予过滁和道和南瑞兵巡道这种掌握兵权的要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有的是，像第一位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仅仅因为信了天主教取人脑髓的传言就被视为愚昧的代表，而自称“药方只贩古时丹”、从未提到要向西方学习的龚自珍却被吹捧成了中西冲突时中国唯一清醒着的人，这样的颠倒，也真滑稽得可以了。
《河殇》反反复复提到明朝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在它看来，好像明朝之时的海上贸易根本就不存在，与西方繁盛的海上贸易相比，中国的东南海岸线是“长期沉睡在荒寂之中”，是“一片寂寞”，是“流动、迁徙、贸易都被窒息了”；就连郑和下西洋，也只是“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旅行”，连甲午海战失败的账也要算到郑和头上。其撰稿人难道根本就没听说过“海上丝绸之路”，根本就不知道导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原因是为了开辟一条与中国贸易的新航道，当时西方的海上贸易很大一部分是跟中国合作的？
郑和七下西洋，固然是带着“欲耀兵外域，示中国富强”的政治使命，但同样具有与西洋诸国进行贸易的经济目的。这些船，在当时被称为“宝船”，全称是“西洋取宝船”，是取宝去的。从这些船的设计上看，也不是战船，而是庞大的贸易船。郑和的属下马欢著有《瀛涯胜览》一书，详细地记载了郑和船队的行动，里面提到宝船一到某地，就派出小船去做买卖，而当地的商人也都预先收购好了中国所需的物品准备与宝船交易。其中有一处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贸易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