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住在贝弗利山宾馆，当时接到赫伯特·B·伦纳德这家伙的电话，”摩杰说着，向后靠在椅背上，“他声音又尖又细，是很小的那种。他说自己对我们将《米奇俱乐部》重新搬上银幕的举措印象深刻，他也想让任丁丁重新回到电视荧幕上。”摩杰把戏服和手枪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然后他对我说自己和伯特合作后，时常为了钱的事发生争执。摩杰拿到了这套戏服，他没解释自己怎么做到的，他以此作为筹码，对伯特说除非他们达成一致，否则他不会把戏服还给他。显然，伯特不愿妥协，妥协的尴尬比拿回戏服的渴望更让他难以忍受，因此，摩杰的这一“要挟”并没有成功。现在伯特去世了，摩杰还拿着鲁斯蒂的戏服。他们的关系像伯特与其他许多人的关系一样就这样中断了，但还有一些未付的账单。摩杰对伯特有些欣赏，也有些愤怒。“这家伙魅力十足，但他总是固执己见，”摩杰说，“他已经习惯自我毁灭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伯特解释说如果自己动作够快的话，就有机会从“银幕组”那里拿到电视剧的版权。摩杰起了兴趣，所以看了其中的几集。随后他打电话给伯特说觉得让这部电视剧再火起来不太可能。“我跟他讲这太疯狂了，”摩杰说，“我说，伯特，你的电视剧中有狂吠的狗，还把印第安人说成是‘红皮肤’，里面没有黑人孩子或西班牙裔的孩子，全是白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怎么可能把它卖出去呢？”
摩杰不满的地方主要是该剧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内容。伯特对剧中蕴含的“道德教诲”很是自豪，这些反映出他自己的进步理念。比如，在伯特自己最喜欢的一集《白水牛的传奇》当中，有着浓厚的主张人人平等的气息。这一集开始时，一圈白人流氓在阿巴契围场射猎水牛。阿巴契勇士和任丁丁抓住了他们，然后把骑兵队叫来进行调停。那些偷猎水牛的人觉得自己一定能得到释放，因为他们是白人，而骑兵队的士兵也都是白人。但中尉马斯特斯把他们监禁起来，其中一个偷猎者嘲笑道：“大兵，你们到底站在哪一边？”
“正确的一边。”马斯特斯对他说。
“他是个印第安人，不是吗？”偷猎者说，“我是个白人！这就足以证明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对与错，”马斯特斯说，“不是由肤色来决定的。”
这一集标题中的白水牛是个神话中的形象，只在灾难降临的关键时刻才会出现，但它只会帮助那些“勇敢又真诚”的人。一位阿巴契老人把这个故事讲给鲁斯蒂，他说：“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梦。”
偷猎者的朋友决定刺激当地的水牛，让它们大批逃跑，从而进行报复。成千上万的水牛从鲁斯蒂和任迪旁边经过，差点就踩在他们身上，白水牛这时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像一团云：惊慌的水牛群看到白水牛都停了下来，鲁斯蒂和任迪便得救了。鲁斯蒂回到营地以后，把这个故事讲给年轻的阿巴契人科马力，科马力相信了这个故事，觉得这是没人能够完全理解的事情。“谁能解释呢？”科马力说，“谁能？”伯特知道该剧的形式和部分内容需要更改。他对摩杰说自己会将其中攻击性的言语、过时的场景和狗与狗打斗的场景删除。此外，他建议拍摄一个三分钟的片头——呈现出每一集中的部分场面。片头将以詹姆斯·布朗饰演的李普·马斯特斯为主，他会坐在谷仓里给一群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讲述他与骑兵队和任丁丁一天的生活。然后画面渐渐淡去，原先的电视剧开始播放，就好像这部电视剧是马斯特斯的回忆。电视剧结束后又回到中尉马斯特斯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情景。原来的电视剧将经过特殊处理，让画面看起来像是过去的情景，以便突出这是回忆当中的场景。伯特已经与詹姆斯·布朗取得了联系。尽管伯特说在原来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是“最不配合，最让人不快的一个”，但布朗还是愿意为电视剧拍摄一个新的片头。
伯特将自己在洛菲勒斯的房子的客厅打扫干净，又把以前的几个剧作者聚在一起。在他客厅的餐桌上，他们重新编辑了剧集，把里面任何可能有冒犯或侮辱性质的东西都删除了。伯特想要在克里根维尔牧场的阿巴契要塞拍摄新的场景，但上级警署已勒令将其拆除，他们要在那里建立一个靶场。最后，伯特将詹姆斯·布朗、剧组成员以及包括一个黑人儿童、一个犹太儿童和一个西班牙裔儿童在内的所有演员带到犹他州卡纳布的一个电影拍摄基地。他们的拍摄场地就在克林顿·伊斯威特拍摄《逃犯乔希威尔士》的场地旁边。伊斯威特把马车借给他们，这样布朗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就可以靠在上面。
斯坦利·摩杰的公司——SFM娱乐——同意对片头的拍摄进行赞助，伯特对每个片头的预算都是3600美元。但因为犹他的天气造成的延迟以及布朗得肺炎耽误了一段时间，结果电视剧的制作成本变成了预算的10倍。在伯特才拍摄了22个片头就已经花费了将近80万美元之后，摩杰觉得自己在这上面的投入已经够多了。剩下的电视剧经过了编辑和画面的修饰，但它们没有经过现代的包装。
这个经过删改的《任丁丁历险记》在新闻中得到了好评。“继可口可乐和IBM之后，任丁丁很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广为流传且最为响亮的名字。让人惊奇的是，现在数百万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或许还有祖父母）从未在电视上见过这只英雄狗。”新闻在开头这样写道，“对于这种广泛的共识，我们只能将其解释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该电视剧及其所弘扬的那些价值观——它们是勇敢、忠诚和道德，已经像棒球、周日下午的足球和汉堡以及里面的配菜一样成为美国平等、博爱、自由传统的一部分了。”
为庆祝第一集的播出，人们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媒体庆祝会。在一篇标题为《老朋友，新把戏》的文章中，《纽约时报》对伯特巧妙的安排进行了评论，说“‘任迪’，这只从电视出现之前的电影开始起家的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德国牧羊犬能够重回银幕，是许多人花了大量工夫的结果”。到1976年底，该电视剧每周播出五天，覆盖了全国85%的地区。
《任丁丁历险记》不再在黄金时间播出，电视台可以按照他们的需要安排在任何时间播出。大多数电视台选择在一大早播放该剧，这一时段的观众大多是还没上学的孩子。詹姆斯·布朗对此很是不满，他向一家报纸抱怨观众的问题。“他们就知道‘狗狗’‘狗狗’，”他说，“他们不能区分印第安人和斯克敏第安人。”但事实是这部经过改进的电视剧让伯特·伦纳德再一次获得了成功。
大约在第一只任丁丁出生后60年，在它出演《从地狱之河而来的人》半个世纪之后，任丁丁依然活跃在银幕上。作为它化身的那些狗现在已经不会按照指示发出叫声了。一时间，那只活生生的狗似乎不那么实实在在了，它已经从真实的生活中淡出，成了一个只活在银幕上的角色。
这部经过润色和删减的电视剧从1976年到1978年在辛迪加集团播出，之后电视台不再与他们续约。尽管删减和片头的加入有所帮助，但电视节目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广播电视在垄断家庭娱乐节目几十年后突然间被有线电视取代。1975年，家庭影院公司成立，“作秀时间”也在次年成立，第一代录像机开始进入到家庭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录像带出租商店还不多，但到1978年，出租商店的数量就达到了3500家，到1979年达到10 000家。早期最受欢迎的录像带是儿童电影。这些电影成为电视上正在播出的节目强有力的对手，特别是像《任丁丁历险记》这样过去的儿童节目。
伯特从他那似乎永不枯竭的思想之源中又找到一个想法来延续任丁丁这一角色的生命。片头是新加上的，润色也是才处理的，但电视剧本身没什么变化。他觉得电视剧需要变成彩色的，是完全彩色的那种，而不只是经过怀旧处理的。事实上，怀旧处理让这部电视剧看起来比它的实际拍摄年代还要久远，像是被封在琥珀中一样。要是当年“银幕组”多出5000美元把电视剧做成彩色的多好，但是他们没这么做。不过，加拿大的工程师刚刚发明了一种给黑白脚本加颜色的方法。电脑技师能够挽回“银幕组”当年犯下的错误，他们可以审核每一个画面然后把红色、蓝色或黄色添加到现有的灰色画面上。
要把黑白胶片变成彩色的需要一笔钱，而伯特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弄到这笔钱。伯特很有魅力，也善于煽动那些对自己的计划有兴趣的潜在投资人投资，人们相信他。比如，1978年，伊娃·邓肯自己考虑了她名下所有有关的任丁丁版权问题。“我从未怀疑过伯特，”她一边做了个宣誓的手势一边解释说，“我们一起工作的这么多年里，我一直是这么说的。”
伯特一定是将自己所有的东西作抵押筹到了钱或是找到了一个愿意投资的人。单凭他自己，他不可能拿出将近300万美元来把65集电视剧全都拿到印度的一家实验室进行彩色处理。他一拿到加工过的胶片，就把它们播放给电视台的主管看。这些剧集看起来的确不同了，彩色效果点亮了整个画面。但这效果看起来更像是刻板的水彩画，而不是直接拍成彩色电影的那种效果。尽管如此，伯特还是很乐观的。
这个经过彩色添加处理的现代版的《任丁丁历险记》并没有像当年他和摩杰合作制作的那个删减版一样有很多买家急于购买，这一次伯特没有找到买家。当时正在流行的电视剧是《默克与明迪》、《太空堡垒》和《25世纪的巴克罗杰斯》，五分钟娱乐场，这一新的有限电视频道是第一家专为儿童开设的频道。尽管《任丁丁历险记》已经更改了时代造成的错误，也进行了彩色处理，还是无人问津。“显然，现代的西方已经不是孩子们的天下，”伯特给他的代理人写信说，“太空和特效，追车场面..是当下的流行趋势。但任迪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线。”伯特用了“还没”这一在整个信中看起来十分醒目的词。他始终相信任丁丁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再火起来。“最后，节目的质量将确保它一播出就会成功。”他还在信中这样写道，“到那时，成功将源于节目本身的质量和剧中明星任丁丁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它是彩色的。”
在维护任丁丁尊严的问题上，伯特变得和李一样坚定，尽管这需要付出代价。1976年，一个名叫大卫匹克的制片商开拍了一部嘲笑早期好莱坞和任丁丁一生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原名是《一只吵闹的狗出生了》，但匹克把名字改成了《汪咚咚：拯救了好莱坞的狗》，还想给伯特一笔钱要他同意自己以任迪作为故事的素材。伯特需要这笔钱，但他拒绝了匹克，还起诉他诋毁任丁丁这一姓名和这一角色。匹克和电影导演麦克·温纳都觉得伯特的反应荒唐透顶。电影上映之前，温纳在纽约对一群电影专业的学生说：“因为一只狗被起诉真是太荒唐了，特别是一只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的狗。”
伯特败诉了，但他表明了自己的一个重要立场：这部电影是对任丁丁这一角色的侮辱，也是对他多年来苦心经营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所花心血的利用。就像他的朋友马克思·克莱文对我解释的那样：“任丁丁就像是伯特信奉的宗教，是件严肃的事情，不是你可以随便用来开玩笑的。”从《综艺节目》的说法来看，你当然不能拍一部像《汪咚咚》这样“为了赢得观众彻底颠倒黑白，还用最糟糕的方式放一些低笑点的东西”的电影。糟糕的是，审查这部电影的人推测说电影投资人居然还提供了免税，他们一定要大受损失了。在与《汪咚咚》这部电影展开对决之前，伯特与大卫·匹克还有生意往来，甚至还谈到要匹克来制作他的电影，其中包括关于李·邓肯的一生的这部伯特和李都想要尽快开拍的电影。匹克对他来讲本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在伯特的境况与日俱下的时候，但《汪咚咚》是伯特永远都不能原谅的事情。
从什么时候起奉献成了一种心甘情愿的盲目？如果你没有自欺和健忘的能力，你就不可能将全部身心倾注在某个人或某样东西上。毕竟，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不需要你偶尔转移一下注意力或是装聋作哑或是小心校准记忆中的不快才能保持对这样东西永久的喜爱。要想对某样东西充满激情就要忘却它不好的地方，但忘掉多少才算合适呢？什么时候忠诚不仅仅是握在手中的事实，而更多是忘却，是爱呢？知道如何衡量奉献的本质，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多次转移视线与放弃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这似乎是一种生存技巧，一种天赋。知道什么时候才是足够其实是种天赋。但我们似乎总是在称重的时候把一只手指放在天平上，不是太快放弃就是太过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