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是一种用强大的武力征服周边民族后，再施之以安抚和分而治之、文化渗透的恩威相济的政策，是用怀柔方式感化被征服民族，用汉族文化同化被征服民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当，是可以永保边境和平的。它显然比魏征等人提出的任由被征服民族复国和自行发展的方针要高明得多。所以，温彦博的这种主张理所当然地为历来主张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爱之如一”的唐太宗所采纳。
于是，唐朝政府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地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来管理、安置内附的十余万东突厥人，让这些人维持其部落体制和本族习俗，派人传授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帮助发展生产。同时，在颉利可汗故地设定襄、云中两都督府，下设六州，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来管理当地留存的突厥部落。
唐太宗还将近万家突厥贵族迁居长安，其中被唐朝政府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者达百余人。通过这些措施，唐朝政府不仅达到了对突厥贵族分化瓦解，对突厥各部分而治之的目的，而且大大增强了归附的突厥人对中原政权的向心力，从而强化了对边地的控制。大批东突厥人吸收了汉族文化，逐渐同内地人民融为一体。从此，唐初以来威胁最大的边患不复存在，西北边境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到武则天当政时，有颉利部的骨咄禄纠其部众，自立为可汗。至其弟默啜可汗时，亦相当强盛，常扰边地，但终究不能成大气候，很快便告衰败。唐玄宗时，其部降于唐朝，此后基本上再无突厥犯边之事。唐太宗对突厥的怀柔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故事感悟
唐太宗妥善安置东突厥之事，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汉族与突厥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利于统一和中国多民族的共同发展，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史海撷英
温彦博坚贞不屈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部率骑兵十余万大掠朔州之后，又进犯太原。唐高祖李渊任命温彦博为行军长史，协助右卫大将军张瑾反击突厥。
不久，唐军与突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大战，唐兵全军覆没，温彦博兵败被俘。突厥贵族因温彦博为皇帝的近臣，逼问他唐朝兵粮虚实，温彦博坚贞不屈，拒不回答。突厥大怒，将温彦博流放到了阴山的苦寒之地。
◎文苑拾萃
《温彦博碑》
《温彦博碑》全称为《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由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十月立。该碑文共有楷书36行，每行77个字，碑额阳文篆书“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碑”16个大字。
明赵涵在《石墨镌华》中评价说：“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80余，而楷法精妙如此。”
诚然，欧阳询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次碑书法，已脱离了“欧体”在《九成宫》、《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此时，欧阳询在作楷书时已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笔自如的状态了。
明太祖定贵州
◎一片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于谦《立春日感怀》
马皇后（1331—1382年），名秀英，安徽宿州人。她是仁慈、善良、俭朴、爱民的一代贤后，敢于在明太祖施行暴政时进行劝谏，保全了许多忠臣良将的性命。她善待后宫嫔妃，不为娘家谋私利，开创了明朝后宫和外戚不干政的风气。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自古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处。三国以前，这里被称为“罗施鬼国”。三国蜀汉时，诸葛亮南征孟获，彝族有个名叫火济的首领从征有功，封为罗甸国王。自此以后，这里便始终接受历朝封爵，世代相承，直到元末明初。
明朝建立之初，云南、贵州尚未归附。云南由元梁王所守，贵州有元宣慰使霭翠守水西，宣慰同知宋钦守水东。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占领了云南，第二年设置了贵州都指挥使司。当初明太祖命将征云南时，曾谕诸将说：“前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然霭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不能守也。”他已经看到贵州对西南稳定的作用。
明军平定云南后，元贵州宣慰使霭翠与同知宋钦同时归附，明太祖仍授之以原官居守。
洪武十四年（1381年），宋钦、霭翠先后病死，宋钦妻刘淑贞、霭翠妻奢香代袭夫爵，继续分守水东、水西之地。当时朝廷派驻贵州镇守的都督马烨认为这是“改土归流”的机会，想借机废掉水西、水东土司，改置郡县。恰好这时候奢香犯有小罪当勘。马烨于是命人将奢香抓来，剥光衣服，鞭挞凌辱。奢香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土司，受到这般凌辱，一时民情汹汹，势将致乱。
这其实正是马烨的计策。马烨镇守贵州，一向主张以武力镇压少数民族各部，因其杀戮甚众，当地人送他个绰号叫“马阎王”。他此次有意凌辱奢香，目的是要激起水西、水东诸部之怒，以寻衅用兵。
事发后，水西四十八部彝民果然纷纷欲反。刘淑贞得知后，赶去劝止道：“吾为汝诉天子，天子不听，反未晚也。”待各部暂时安定下来后，她便带了几名随从，飞骑赶往当时的京师南京。
不久前宋钦去世时，刘淑贞曾带儿子一起入京朝见，得到明太祖的赏赐。她感到明太祖是位有远见卓识的有为之君，这次事情急迫，因此火速入朝申诉，希望皇帝主持公道。
明太祖在宫中召见了刘淑贞。
“罗夷服义贡马七八年，非有罪，马都督无故骚屑，恐一旦糜沸，反谓妾等不戢，敢昧死以闻。”刘淑贞廷告御状，明太祖听罢，点头未语。回到后宫，明太祖对马皇后谈起此事。
“朕固知马烨忠洁无他肠，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明太祖这时便已下定决心，为保贵州安定，牺牲马烨。表面看起来，这种政治家的做法有些过于残酷了，但实际上是马烨在贵州的所为违背了明太祖以抚绥为主的政策。
马皇后在后宫再次接见了刘淑贞，对她说道：“汝能为我召奢香乎？”
“能。”刘淑贞回答得毫不犹豫。
于是命她前去召奢香入宫。
按照《明史》的记述，奢香率所属入朝时间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有些史书中记述说，马皇后折简令奢香速入见，奢香于是同其儿媳奢助飞骑入京，向明太祖及马皇后讲述了世代守土之功及马烨罪状。
“汝诚苦马都督，吾为汝除之，然何以报我？”明太祖对奢香说道。
“愿世世戢诸罗，令不敢为乱。”奢香叩头回答。
“此汝常职，何云报也！”明太祖不满足于一时的安定，还要求长治久安。奢香想了想，说道：“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
疏通川贵之路的意义远不止利于驿使往来之便，这实际上是奢香放弃贵州与内地的封闭，表示了对朝廷的最大忠诚。明太祖对此感到十分满意了。
直到明太祖传旨召马烨入朝时，马烨才知道刘淑贞与奢香入朝之事，恨之已晚，叹道：“孰谓马阎王，乃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薙赭为血海也。”他见到明太祖，任其历数罪状，一句也没有解释，只说：“臣自分枭首久矣。”马烨算是死得明白的，他的那些罪状在当时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形势所需，他便是必须“牺牲”的一个。
马烨被斩首的同时，奢香被封为顺德夫人，刘淑贞被封为明德夫人。马皇后还为此赐宴于谨身殿，对奢香、刘淑贞赏赐甚厚，可谓是厚待之极。可是当奢香、刘淑贞离京回归时，明太祖又命沿途官府陈兵耀武，让她们看到朝廷的实力，明白朝廷的“威德”。
明太祖的这番做法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奢香等人回去后，将朝廷“威德”告知各部，各部自是对朝廷心生敬畏。奢香又命各部开通赤水（今贵州西北）、乌撒（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之道，立龙场（今贵州修文）等九驿，直通四川。
◎故事感悟
奢香入朝及通川贵之举，后来被人们传颂为明初盛事。这件事为后来正式开设贵州布政使司及改思州等宣慰司为八府奠定了基础。可见，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融和，与历代政治家的努力是不可分的。
◎史海撷英
马皇后关心太学生
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对士庶的生活十分关心。明朝太学建成，朱元璋临幸回宫，马皇后便问有多少学生，回答有几千名。当时，有些太学生都携带眷属来到京城，他们没有薪俸，无法养家，马皇后便建议朱元璋按月为他们发放口粮。朱元璋接受了这个建议，专门设立“红板仓”，存储粮食，发给太学生。此后，“月粮”便成为明代学校的一项制度。
明成祖五征漠北
◎愿诸君将振兴中华民族之责任，置于自身之肩上。——孙中山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后，将经营重点逐渐移到北边。因为这时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漠北活动，并且经常骚扰边镇。当时明朝对付北元的战略方针主要是屯兵防守，同时辅以命将出征。这时明朝建国之初，乱后求治，百废待兴，只要边塞安定少事，无力主动出击。
明成祖本来是作为藩王镇守北平（今北京）的，明太祖死后，他起兵夺位，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这位长期镇守塞下的藩王出身的皇帝，比他的父亲更懂得经营北边的重要性，况且他得位时，明朝已建国三四十年，国力渐强，明成祖对他父亲北边战略作了调整，改变过去以防守为主的策略，而采取了主动出击为主的战略方针。于是出现了“五出漠北，三犁虏庭”的境况。
北元的情况在明初也是不断变化的，洪武后期，北元陷入了内部纷争之中。从脱占思帖木儿到坤帖木儿，五代君主都是被杀的。这样杀来杀去，弄得帝号也无从知晓。鬼立赤自立为可汗后，索性去掉国号，恢复了蒙古族原来的部落名号，称为鞑靼，也不再管什么“故元”不“故元”的了。这时在鞑靼西边还有一支蒙古部落，叫作瓦剌。元朝灭亡后便由元朝强臣猛可帖木儿所据，猛可帖木儿死后，这一支部族又分裂为三部分，分别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所控制。
元朝的国号已经没有了，旧臣也大都故去，这时的蒙古族已经没有南下复国的希望与可能，然而他们与明朝的关系却始终十分微妙。
明成祖当初打着“靖难”旗号夺位时，不仅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为其所用，鞑靼的骑兵也介入到这场夺位之争中，在牵制辽东军马方面帮了明成祖不小的忙。
明成祖在南京即位时，鞑靼正在同瓦剌相互仇杀，大队蒙古骑兵经常往来塞上，也常与明军发生冲突。明成祖虽然明知北边的重要性，但是夺位登基之初力不从心，只好命将慎守：“严固边备，审度时机可发军则发，不可即止，务在万全，慎毋轻率。”
明成祖多次致函鞑靼可汗鬼力赤，希望通过怀柔政策使其归附。然而这种单纯的招抚显然是毫无效果。直到永乐七年（1409年）春天，鞑靼南下骚扰时，遭到明军打击，二十多人被俘。明成祖特命给事中郭骥带着书信、礼物和俘虏送归鞑靼，但得到的回答却是郭骥被杀。这时鞑靼的首领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并准备南下袭击边卫。明成祖震怒了。
倘若事情发生在几年前，明成祖一定会谕令将士们小心守备，以防为主。如今形势不同了，经过七年的苦心经营，他感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采取主动进攻，教训一下桀骜不驯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
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这时在同瓦剌争战中失利，退驻胪朐河。这对明朝方面来说是个好机会，明成祖抓住时机，命淇国公丘福率师出征。出师前，他一再告诫诸将：“兵事须慎重。自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以北，即不见寇，宜时时如对敌，相机进止，不可执一。一举未捷，俟再举。”他唯恐诸将轻敌，出师之后还一再派人谕告，对于那些可以轻易取胜之类的话切勿相信。他把这次出征比喻为打猎，让丘福用缚虎之力去缚兔，以保万无一失。
但是这次出征的结果却与他的愿望相背，丘福等人轻敌冒进，中伏大败，全军覆没于胪朐河。这消息与其说使明成祖感到震惊，毋宁说更使他感到懊悔。用非其人，他不得不承担起失败的责任：“福不从吾言，以至于此。而将士何辜？此朕不明知人之过。”
按照史书的记载，在命丘福北征的同时，明成祖曾有过亲征的计划。他在写给本雅失里的敕书中说道：“今命征虏大将军率师往问杀使者（郭骥）之故。朕明年必亲率大军往正尔罪。”这在当时也许只是警告，因为如若丘福出师奏凯，明成祖其实无须于次年再次亲征。然而丘福兵败丧师，于是再次北征成为必然。这才使明成祖下定决心，要亲自率师北征。
正式出师是在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初十。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五月初一，明军进抵胪朐河，这就是不久前丘福丧师之地。皇帝亲征的巨大压力造成了鞑靼内部的分裂，本雅失里率部北走，阿鲁台则率部东去。明成祖首先集中兵力追击北走的本雅失里，将其击溃，又东向再败阿鲁台，在大获全胜后班师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