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听店主这么一说，不仅没有害怕，游兴反而更大了。好不容易盼到天明，他立即按照打听到的路线直奔麻叶洞。徐霞客来到洞口，四下一看，只见奇峰高耸，怪石嶙峋，那麻叶洞在松柏掩映之下，隐约可见。好个恐怖去处！
徐霞客不慌不忙，点燃手中的火把，便钻进了黑洞。那洞口十分狭窄，仅容一人通过。洞内寒气逼人，阴森可怖，不时有水珠滴在颈上，令人毛骨悚然。
七拐八弯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只见侧面突然有一丝亮光，徐霞客忙绕了过去，随即被眼前的奇景惊得目瞪口呆：头顶的巨石上，齐刷刷裂开一丝狭缝，阳光从缝隙中射入，把洞中的景象映得宛如仙境一般。朦胧中，但见一根根石柱从洞顶垂下，一棵棵石笋从地上生出，千姿百态，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徐霞客心中明白，这是流水侵蚀岩石，溶化在水中的石膏（碳酸钙）经千百年凝结而形成的。像这样奇特的景观，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觉暗自庆幸，亏得没听店主的话，否则岂不遗憾终身？
◎故事感悟
徐霞客不相信麻叶洞里会有妖精，为了探索真知勇往直前，最终大有收获。这位地理学家毕生的成就与他精益求精地探求真知是分不开的。
◎史海撷英
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为我国四大书院之首，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海拔69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书院的主要建筑有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而石鼓正位于其中，横截江流，泰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关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文苑拾萃
漫游黄山仙境（节选）
（明）徐霞客
徽之黄山五百里，雄踞皖南山区中。
秦时别称号黟山，相传黄帝修身地。
崇信道学唐明皇，敕改黟山为黄山。
大小奇峰七十二，三瀑二湖廿四溪。
奇险峻壁似华山，雄伟壮丽如泰岱。
峰峦清秀胜峨嵋，白练飞瀑比匡庐。
深谷巧石像雁荡，缥缈烟云赛衡岳。
三奇四绝冠于世，更有彩池碧如玉。
十大风景留青史，世界遗产名录存。
行路漫步南大门，人间仙境入画屏。
黄宗羲治学精益求精
◎老牛自知夕阳晚，无须扬鞭自奋蹄。——格言
黄宗羲（1610—1695年） 汉族，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年间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
康熙十八年（1679年），黄宗羲已年满70岁了，但他并没有因年高体衰而颐养天年，而是更加勤奋、刻苦地著述和讲学，不仅给当时的知识界培养了万斯同、万斯大等一批著名经史学家，而且还为后世写下了五十余种、近千卷的著述。
多年曲折艰难的经历和广博精深的学识，使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及其罪恶本质有了透彻的认识。他已不再留恋覆亡的明王朝，因为那已如昨日尘烟般远远逝去；也不再跟抗清斗争失败时一样仇恨和敌视清王朝，但也不会向之屈膝投靠。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年轻时，拜刘蕺山为师，但在那时，我喜欢同气节刚劲的人交往，井且好高骛远，总想成就一番大事业，而同时又免不了受科举恶习的沾染，因此，所学的知识太浮躁了！天移地转，经过多少年的艰难曲折和困苦经历，使我深受启迪。如今，将所有的藏书都一一翻阅细读，心中许多凝集的问题才找到了答案。所以，我真为过去所掌握的东西太浅薄而深感悔恨！”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人特开博学鸿儒科》，以“诏征博学鸿儒”的名义，命令地方三品以上的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并由康熙皇帝“亲试录用”。这时，侍读学士叶方蔼又利用为经筵讲官之便，将黄宗羲推荐给康熙皇帝。黄宗羲在京任职的弟子陈锡暇闻讯后大吃一惊，因为他深知老师根本不愿做清朝的官，如果强迫征召的话，定会导致极为恶劣的后果，所以就从中代为力辞，这第二次征召才就此作罢。
叶方蔼见黄宗羲执意不出，便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与徐元文一道以《明史》馆总裁的身份，聘请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参加撰修《明史》。《明史》的撰修是有关历史和文献整理的一件大事，黄宗羲对此寄予了颇大的关注。因此，在送万斯同等北上时，特意赋诗相赠，以“太平有策莫轻题”相告诫。
康熙十九年（1680年），徐元文又向康熙皇帝推荐黄宗羲。康熙帝对黄宗羲这个名字早已听过多次，于是立即命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以礼相聘，但黄宗羲“以老病坚辞不行”。最后，在徐元文的一再要求下，才让儿子黄百家北上修史，并曾就此致书徐元文，不无牢骚地写道：“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
康熙帝知道不能勉强要求黄宗羲正式参加官修《明史》之事，就下了一道特旨：凡黄宗羲所有论著和他搜集的明代史料，皆由地方官抄录进京，交给史馆。所以，黄宗羲虽然没有直接参编《明史》，却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史学造诣极深。对明代史事十分熟悉，所以每逢修史时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时，史官们总是通过书信请他指教，有时派人千里送稿，求他审正修改，才算定论。对此，黄宗羲每次都不辞劳苦地予以答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这时黄宗羲已是81岁的高龄。康熙帝问朝廷大臣徐乾学：“海内有博学治问、文章尔雅，可备顾问者？”
徐乾学回答说：“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宗羲，学问渊博，行年八十，犹手不释卷，曾经臣弟元文奏焉。”
康熙帝于是说：“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即遣官送之。”
由此足见黄宗羲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但此事终因黄宗羲“老病”而作罢，空惹得康熙帝“叹人才之难如此”。
此时，虽然黄宗羲岁高年迈、体弱多病，但是他却丝毫没有放松读书与著述，反而因为自知时间已不太多，更加刻苦。黄宗羲一生最爱藏书，虽已年逾古稀，但他仍嗜书如命、访书若渴。他家中的“续抄堂”是浙东闻名的藏书楼，藏书颇为丰富，但黄宗羲犹嫌不足。
为了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黄宗羲四处走访，或借阅抄录，或设法购回。东南地区特别是浙东、浙西地区的私人藏书处几乎让他走了一个遍，如钮氏世学楼、黄氏千顷斋、钱氏绛云楼、祁氏淡生堂等。
康熙十二年（1673年），黄宗羲曾到宁波范氏天一阁阅书，后来还写了一篇《天一阁藏书记》。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以74岁高龄，还在江苏昆山徐乾学家的“传是楼”查阅了多达三百余种的文集。
黄宗羲曾告诫一时学者：“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二老阁藏书记》）把书搜集到之后，黄宗羲便限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不完成绝不休息。在他的诗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一生将计数千载，百里还看九十行。”这些诗句道出了他对待著述的乐观态度，也反映出他在晚年为完成著述而只争朝夕和对学问精益求精的精神。
康熙十九年（1680年），黄宗羲将旧有文稿加以整理，选取其中一部分付刻，名为《南雷文集》，后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再次将该书旧刻文集加以删削改定，命名为《南雷文定》重行刊刻。
此外，为了保存明代的重要文献，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黄宗羲就开始搜集整理，名为《明文集》。为了编选这部书，他四出访求古籍，夜以继日辛勤工作，历时8年之久，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才完成。
在晚年，黄宗羲因为原来的编订有不少的遗漏和缺憾，决定重新进行编整，并把该书扩为482卷，直到他逝世前夕才脱稿，并正式定名为《明文海》。此书参考了明朝各家文集两千余种，黄宗羲为该书前后费时26年，并指出“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当时，他已是79岁高龄，被当时的学者誉为“斗杓”。
纵观黄宗羲一生的重要著作，他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乃至数学、天文、地理自然学科多种学科的广阔领域中，都获得了相当的造诣。他不仅在当时对于清代学术的发展和学风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后世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
◎故事感悟
黄宗羲在青年时就已是著名的学者，到老年时学术更是炉火纯青，然而他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从不止步，直到去世为止。他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遗产，更可贵的是：他永不停步的探索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史海撷英
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赋税改革历朝历代都在进行，虽然赋税改革目的很多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国家财政，而且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也确实有所下降，但是，随后又会增长到比改革进行前更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
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怎么减赋税，最后都是增加赋税。这一定律后来被学者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文苑拾萃
饮洋溪
（清）黄宗羲
重九已过五日强，菊花消息在茅堂。
江山此处无兵马，红紫阶前正艳阳。
甲子差年皆庆历，永和一会尽清狂。
篱边不惜分携去，借得寒镵木柄长。
吴又可专攻温病
◎不可因倦而鲜终。——洪应明
吴又可（1582—1652年），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明代江苏吴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瘟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
吴又可，又名吴有性，姑苏洞庭（今属江苏苏州）人，生活在大约17世纪上中叶，明末医学家，温病学说形成的奠基人。
明朝末年，战乱频仍、疫病流行。崇祯十四年（1641年），吴又可亲眼见到疫病在山东、江苏和浙江等省猖獗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病，有的甚至全家都染上了病。一条巷子里一百多家，没有一家幸免；一家数十口人，没有一人能活下来。当时，不少医家出于职业道德，热心地为病人治病，可是却错误地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这种疫病，结果白白死掉的人难以计数。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他还每时每刻深感那些可怜的病人没有死于疫病、反而死于医家之手的沉痛教训，决心对疫病的成因、传染途径以及平日用过的验方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
吴又可在对先代医家的医学著作钻研之余，还经常冒着患病的危险亲自到传染病发生的地区进行走访、调查，并将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日积月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认识疫病和治疗疫病的经验。
吴又可是一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医者。他反对因循守旧，富有革新思想。他认为，先代医家张仲景虽然写成了《伤寒论》，但这部书只是针对一般外感风寒的，与瘟疫迥然不同。对于传染病的病因，他认为，“既非风寒所致，也非湿热造成的，而是天地间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导致的”。对于所谓的“异气”，他又称为“戾气”，或“杂气”。他认为，“戾气”的种类很多，只有某一种特点的“戾气”才能诱发出一种特定的疾病。他还进一步肯定“戾气”又是疔疮、痈疽、丹毒、发斑、痘疹之类外科和儿科病症的原因。
这种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小儿科传染病感染疾患的病因，都看成是由于“戾气”引起的见解，对于外科、儿科病患感染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