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中淡然一笑，难得在宋金交往之时能由大宋掌控局面，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宇文大人，您有不少朋友、故旧如今还都在临安，就算金宋此次无法达成一致，也请大人不要错过机会，还是前往临安一行的好。”
不出赵惇预料，金主合剌放弃了外交礼仪中大宋“接伴使”必须屈膝下拜的要求，命令金使与大宋“接伴使”平等相对。
消息一出举国欢腾，从当年秦桧卖国投降到今天，数十年的奇耻大辱一朝结束，大宋终于获得了和大金在外交礼仪上的对等地位，无数臣民都是激动的泣不成声。
一开始害怕金人会借机发难的部分朝臣，也不得不佩服皇太子的谋算和把握大局的能力。
不少守旧的文臣在私下极为担心，原本文武双全的皇太子就被视作恢复中原的代表，在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如今，因为皇太子的坚持，大宋最屈辱的一幕终于翻了过去，皇太子赵惇在全天下臣民心目中的地位直线上升，他的果断和干练如今也得到了天下人的认同，以后还如何牵制他的行为？！
此时的临安城，几乎变成了学术辩论的场地。
陆续抵京的学者和大师们，按照朝廷的安排，在国子监、太学、各家书院和临安城内的园林之中，开始宣扬自己一派的学术见解，或者互相辩论。一天之中，甚至有十数场辩论或讲座，被吸引而来的数十万学子们不断的穿梭于各个场地之间，而且不少吏民百姓也前往听讲，颇有当年汴京士林之盛况。
借了这个时机，皇太子赵惇将数十位被一般士林人士看不起的专才也请了出来，在临安东城最知名的柳园开了“杂术”讲座，以讨论学术为由，专讲各种实务和技术，并印发大量诸子百家、历史、地理、医药、农业、工业、天文算法、文学作品、宗教经典等各种专业书籍免费发放。
此次“杂术”讲座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世所罕见，农学、数理、建筑、商业、制造等等无一不包。一系列的讲座颇受百姓和一般官吏们的欢迎，几乎是场场爆满。免费发放的书籍被听众争抢一空，受欢迎程度远远出乎了事先的预料。
而且，由于免费书籍供应不足，还导致了大宋印刷业的一次巨大变革。
在此之前，大宋都是使用雕版印刷，耗费人力巨大，受到的限制也太大。虽然大宋号称是人文汇集之地，但有能力出版自己著作的人还是少数，学术的讨论和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传播方式的制约。
早在庆历年间，临安本地百姓毕昇就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一个是，由于活字印刷要变更很多设备，初期投资过大，一般的私人书坊承担不起这个成本，官刻机构虽然没什么成本压力，但往往不用赶时间，也没这个需求；二是，纸张的质量一直不怎么过关，无法适应活字印刷术，导致了它一直不得应用。
此次，皇太子所要追加的印数、种类实在太多，时间又紧，一时之间就算整个临安的书坊全部开工也来不及。为了赶工期，就有人提出使用活字印刷术，初期慢一点，后面却可以快的多。
皇太子赵惇在听了工部官员的介绍之后，十分感兴趣，下旨试用活字印刷，以确定它的实效。经过确认，活字印刷的优点明显，远胜雕版印刷，而且如今纸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经能够适应活字印刷的需要。于是，皇太子赵惇下令，以后的官刻机构逐步换成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术在它诞生近百年之后方才发扬光大，由于官方大量应用了它，引导了民间的风尚。民间书坊应用之后，使得印刷更为简捷方便，出版业迅速扩张。
京师临安原本就是民间书坊集中之地，但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后期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出书成为普通人也可以进行的行为。临安书坊开始向专业化发展，逐步分成了专印一类书籍的专业性书坊，也因此使得书的品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久之后，临安还出现了定期出版的民间坻报“简册”，专一向百姓通报以朝廷动向为主、兼顾商贸等的各种消息，受到了吏民百姓的欢迎。连朝廷后来也开始向民间书坊学习，每个月都发行一期《朝报》，专门讲述朝廷的新政、军事动向等等内容，用以引导民间的风尚，坚定大家振兴国家的决心。
对于临安城里繁盛的印刷业，皇太子赵惇持支持的态度，只给它规定了一条：涉及到军事技术、国家机密和谋反之意明显的书籍不得刊印，更不得出口，否则以反叛罪论处！
为了保证这一点，涉及以上内容的书籍在刊印前，必须送交大理寺专设的审查司检验后才能出版。
大宋临安所产书籍物美价廉，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各国、周边各地，光这一项增加的赋税收入，就抵得上临安之前三年的赋税。
而且，出口的书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周围民族和国家，要在后世，大概会被人认为是“文化侵略”了。
但在这个时候，这些出口的书籍却被周围开始和已经汉化的国家、民族视为至宝。不少地方的学者、学生前来他们心目中的文化之都——临安留学，学习汉家文化，倒也算是自修德政而传播于外的实例。
可这样的成绩，却是靠着一帮子腐儒们看不惯的奇技淫巧之术得到的，也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辩论，儒家学术之争集中在了两点上：一是对儒家学说根本观点的认识，在这个上面差别较大，但各个学派都出自于儒家文献，还有可以调和的余地，一时也争不出个胜负来；二，就是对朝廷正在进行的改制、以及北上恢复中原的态度，在这第二点上，不同的认识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在需不需要改革朝廷旧规和恢复中原的态度上，理学认为“自修德政”即可，整兵备战是浪费资财和精力，反对恢复中原，把其所谓的“理”拨高到了能够解决一切、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对金的战略上，开始朱熹还支持收复中原，但又要“无为而治”，反对为了强盛国力而改革旧政。之后，朱熹发生了转变，坚持以“仁”治天下，不再赞成恢复旧河山。他一方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另一方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对朝廷进行的备战，认为是浪费国家资财。
朱熹甚至对忠义郡王父女也颇有烦言，当初也是他故意向朝廷上书，变相指责孝贤皇后，惹出一场事端来。只是由于忠义郡王虞允文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太高，他还不太敢公开贬低，只是说虞允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过于的执着了。
其他的三个影响力较大的学派却都支持朝廷变革，希望大宋能恢复中原，极力主张抗金。在对金关系上，陈亮是最坚决的主战派，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的四不主张，在民间的影响力颇大。
但理学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却是其他三个学派所无法相比的。理学对外的思路，与一直掌控着朝廷大权的主和一派正好合拍，都是坚持偏安、反对变革。这也就是不少大臣并不支持理学的学术思想，但却仍然会支持理学为儒学之首的重要原因。
朱熹和陈亮的辩论在京师临安的太学之中举行，吸引了士林之人的眼光。他们二人原本还是至友，后来因为双方在学术和实务中的分歧日益加大，最后才成了对手。此次辩论，还是他们分道扬镳之后第一次见面。
连大金和西夏的使节也要求参加，皇太子赵惇直接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战争所遗留的创伤尚未抚平，此次争辩势必会涉及金宋两国、西夏和大宋之间的关系，陈亮又是代表着坚决抗金的一派，只怕到时火药味儿会很浓。
听了皇太子的话，金、夏使节只得放弃前去旁听辩论的要求。实际上他们心中也有数，大宋朝野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一直未断，而大金彻底灭亡宋朝的叫嚣也从未真正停止过，完全靠双方实力的危险平衡才保住的和平局面，到底能持续多久，只怕谁也不敢下定论。
此次辩论也正是因为涉及了比较敏感的金宋关系，故而没有公开进行，到底辩论的结果如何，外界也不知晓。
只是，自从此次辩论之后，朱熹放下了自己一直以来反对变革和北伐的意见，不再在讲学中提及关于金宋关系的任何见解；陈亮在这之后也没有再如过去一样的狂放，而是应皇太子之诏，成为了参与组建枢密院参谋机构的辛弃疾副手，开始正式参与朝政。
朝廷并未对此次学术论战给出个明确的结论，只是明令：今后省试和殿试依据传统的儒家经典，不再固定一个或几个学派的学说，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可以尽管发挥，只要你能言之成据即可。
对于原来高宗赵构时期“树理学、打压其他学派”的做法，皇太子赵惇很是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学术之争靠的就是辩论，道理越辩越明，用权力去压服或是认定，根本没什么意义。
只要是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内，大家尽管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学说应该是可以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对于各派之间的互相攻击，朝廷反而应该进行制止。
皇太子为原来被奸相蔡京等人列为“罪臣”的北宋名家苏轼的文集作序，并赞扬其为人、学风，随后奏请天子赵昚，追谥苏轼“文忠”、其弟苏辙“文定”，追赠苏轼为太师，支持他所创立的苏氏蜀学重新兴起。
此次辩论对大宋朝廷是个收拢人才的好机会，原本一些为了各种各样原因不愿意出仕的有才之人，此时大都来到了京师临安。
皇太子正式下旨召愿意留在朝中任职的贤才从政，一大批在民间素有名望，却因为科举等原因无法入仕的贤才进入朝廷。虽然他们暂时担任的都是一些闲职或低级的职务，却为后面官制的变革准备了可供选择的人才。
论战之后，公开反对恢复中原和进行变革的声音从此消失。就算有人对变革不满，大家也是就事论事，不再仅仅是以祖宗规据或是传统来进行反对，至少在反对的时候言之有物。
本来在朝野弥漫着的死抠儒家经典，蔑视实务、农商的空气渐渐散去，空谈性理的所谓“清谈君子”没有了市场。
借着临安杂术讲座火爆的盛况，皇太子随即宣布：在京师临安设立国家级别的临安公学，该学校专门负责教授“杂术”。一般学子只要能通过临安公学的入学考试，就可以进入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待遇和太学、国子监、临安武校学员待遇相同。朝廷及各地官府与杂术相关的官吏在升职之时，都要到临安公学接受培训。
临安公学从此成为了大宋科学技术的集中之地，无数从它这里毕业的学子把各种各样的知识传播开来。之后，在它基础上设立的临安公学院成为了大宋先进技术的研究核心，尤其是军事技术。
金和西夏、西方吐蕃各部都想得到临安公学院的研究成果，环绕着临安公学院也成为各国探子们斗智斗勇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