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以读书为精神的安慰和享受，是需要一种寂寞的境遇的。由于寂寞，现实中缺少或远离友人，所以把书当友人，从书中找安慰。也由于寂寞，没有纷繁人事的搅扰，所以能沉醉在书中，获得澄明的享受。但寂寞本身就不易得，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的责任往往难于坚辞，而且是因为人性中固有不甘寂寞的一面。试看那些叫苦不迭的忙人，一旦真的门庭冷落，清闲下来，我担保十有八九会耐不住寂寞，缅怀起往日的热闹时光。大凡人只要有法子靠实际的交往和行动来排遣寂寞，他就不肯求诸书本。只有到了人生的逆境，被剥夺了靠交往和行动排遣寂寞的机会，或者到了人生的困境，怀着一种靠交往和行动排遣不了的寂寞，他才会用书来排遣这无可排遣的寂寞。如此看来，逆境和困境倒是有利于读书的。叶先生说：“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我相信这是叶先生的既沉痛又欣慰的自白。一个人终于成了爱书家，多半是无缘做别的更显赫的家的结果，但他却也品尝到了别的更显赫的家所无缘品尝的静谧的快乐。
三
爱书家不但嗜爱读书，而且必有购书和藏书的癖好。那种只借书不买书的人是称不上爱书家的。事实上，在书的乐趣中，购和藏占了相当一部分。爱书的朋友聚到一起，说起自己购得一本好书时的那份得意，听到别人藏有一本好书时的那股羡慕，就是明证。
叶先生对于购书的癖好有很准确的描述：“有用的书，无用的书，要看的书，明知自己买了也不会看的书，无论什么书，凡是自己动了念要买的，迟早总要设法买回来才放心。”由旁人看来，这种锲而不舍的购书欲简直是偏执症，殊不料它成了书迷们的快乐的源泉。购书本身是一种快乐，而寻购一本书的种种艰难曲折似乎化为价值添加到了这本书上，强化了购得时的快乐。
书生多穷，买书时不得不费斟酌，然而穷书生自有他的“穷开心”。叶先生有篇文字专谈逛旧书店的种种乐趣。如今旧书业萧条已久，叶先生谈到的诸如“意外的发现”之类的乐趣差不多与我们无缘了。然而，当我们偶尔从旧书店或书市廉价买到从前想买而错过或嫌贵而却步的书时，我们岂不也感到过节一般的快乐，那份快乐简直不亚于富贾一举买下整座图书馆的快乐？自己想来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即使在购买别的商品时占了大十倍的便宜，我们也决不会这般快乐。
由于在购书过程中倾注了心血，交织着情感，因此，爱书的人即使在别的方面慷慨大度，对于书却总不免有几分吝啬。叶先生曾举一例：中国古代一位藏书家在所藏每卷书上都盖印曰“借书不孝”，以告诫子孙不可借书与人。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每个爱书的人想必都体会过借书与人时的复杂心情，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书，一旦借出，就朝夕盼归，万一有去无回，就像死了一位亲人一样，在心中为它筑了一座缅怀的墓。可叹世上许多人以借钱不还为耻，却从不以借书不还为耻。其实在借出者那里，后者给他造成的痛苦远超过前者，因为钱是身外之物，书却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爱书家的藏书，确是把书当做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叶先生发挥日本爱书家斋藤昌三的见解，强调“书斋是一个有机体”，因为它是伴随主人的精神历程而新陈代谢，不断生长的。在书斋与主人之间，有一个共生并存的关系。正如叶先生所说：“架上的书籍不特一本一本的跟收藏人息息相关，而且收藏人的生命流贯其中，连成一体。”这与某些“以藏书的丰富和古版的珍贵自满”的庸俗藏书家是大异其趣的。正因为此，一旦与主人断绝了关系，书斋便解体，对于别人它至多是一笔财产，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那位训示子孙以“借书不孝”的藏书家昧于这层道理，所以一心要保全他的藏书，想借此来延续他死后的生命。事实上，无论古今，私人书斋是难于传之子孙的，因为子孙对它已不具有它的主人曾经具有的血肉相联的感情。这对于书斋主人来说，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憾事，既然生命行将结束，那和他生死与共的书斋的使命应该说是圆满完成了。
四
叶先生的《读书随笔》不单论书的读、购、藏，更多的篇幅还是论他所读过的一本本具体的书，以及爱书及人，论他所感兴趣的一个个具体的作家。其中谈及作家的奇癖乖行，例如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的吸鸦片成风，纪德的同性恋及其在作品中的自我暴露，普鲁斯特的怕光、怕冷、怕声音乃至于要穿厚大衣点小灯坐在隔音室里写作，这些固可博人一粲。但是，谈及人和书的命运的那些篇什又足令人扼腕叹息。
作家中诚有生前即已功成名就、人与书俱荣的幸运儿，然更不乏穷困潦倒一生、只留下身后名的苦命人。诗人布莱克毕生靠雕版卖艺糊口，每当家里分文不名，他的妻子便在吃饭时放一只空餐盆在他面前，提醒他拿起刻刀挣钱。汤普生在一家鞋店做帮工，穷得买不起纸，诗稿都写在旧帐簿和包装纸上。吉辛倒是生前就卖文为生，但入不敷出，常常挨饿，住处简陋到没有水管，每天只好潜入图书馆的盥洗室漱洗，终遭管理员发现而谢绝。只是待到这些苦命作家撒手人间，死后终被“发现”，生前连一碗粥、一片面包也换不到的手稿便突然价值千金，但得益的是不相干的后人。叶先生叹道：“世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作家的原稿，但是同时也是最不值钱的。”人亡书在，书终获好运，不过这好运已经和人无关了。
作家之不能支配自己的书的命运，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有时自己寄予厚望的作品被人遗忘，不经意之作却得以传世。安徒生一生刻意经营剧本和长篇小说，视之为大树，而童话只是他在余暇摆弄的小花小草，谁知正是这些小花小草使他在文艺花园里获得了不朽地位。笛福青壮年时期热衷于从政经商，均无成就，到六十岁屈尊改行写小说，不料《鲁滨逊漂流记》一举成名，永垂史册。
真正的好作品，不管如何不受同时代人乃至作者自己的重视，它们在文化史上大抵终能占据应有的地位。里尔克说罗丹的作品像海和森林一样，有其自身的生命，而且随着岁月继续在生长中。这话也适用于为数不多的好书。绝大多数书只有短暂的寿命，死在它们的作者前头，和人一起被遗忘了。只有少数书活得比人长久，乃至活在世世代代的爱书家的书斋里，——也就是说，被组织进他们的有机体，充实了他们的人生。
爱书家的爱书纯属个人爱好，不像评论家的评书是一种社会责任，因而和评论家相比，爱书家对书的选择更不易受权势或时尚左右。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本好书在评论界遭冷落或贬斥，却被许多无名读者热爱和珍藏。这种无声的评论在悠长的岁月中发挥着作用，归根结底决定了书籍的生命。也许，这正是爱书家们在默默无闻中对于文化史的一种参与？
1989.9
自己的读者
我一直是别人的读者，不曾想到有一天我会拥有自己的读者，更不曾想到拥有自己的读者会成为我生活中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在写我的第一本书时，我脑中还没有“自己的读者”这个概念。至于畅销，轰动，成功，出名，更是一丝影子也没有。在想象中看到手稿印成铅字，仅此就令我十分愉快了。我甚至连这也不敢多想。在想象中看到一堆完成了的手稿，仅此就足以鼓舞我不停地写下去了。
书终于出版，正赶上书市。我混在人群里，偷偷看我的书一本本售出，心里充满欣喜之感。当时的心情是，恨不能偷偷跟这些买了我的书的人回家，偷偷看他们读，偷偷观察他们读时脸上的表情。
不久，收到读者的信了。一开始我很惊奇，仿佛这是一件意外的事。我知道有的书会产生社会反响，表现为专家权威的评论、新闻媒介的宣传、获奖等等，不过总疑心背后有作者或作者的朋友在活动，与读者关系并不大，真的没想到读者和作者之间可以有如此直接的交流。后来发现，其实这很平常，几乎每个作家都会收到欣赏者或崇拜者的来信。然而，尽管平常，每收到读者的信，我仍然感到快乐，因为借此我知道我有了自己的读者。
作为读者，我也有若干自己偏爱的作者，但我并不觉得我的偏爱对这些作者有什么重要。要知其重要，自己必须是处在作者的位置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拥有一个偏爱其作品的读者群——这便是我所说“自己的读者”的含义——乃是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不言而喻，头等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作家本身的才华和创作。在此前提下，有了自己的读者，他的才华便有了知音，他的创作便有了对象。作品层次有高低，读者群的层次与之相应。曲高和寡，但和寡决非作曲者的目标。哪怕是旷世天才，他所希望的也不是一片沉默，而是更多的理解。当你知道世上有一些偏爱你的读者期待着你的新作品时，你的创作无疑会受到非常有力的鼓舞。
有些作家喜欢和读者直接见面，接受他们的欢呼和仰慕。我在这方面很不自信。我没有吸引入的风度和口才，讲演往往不成功。即使是某些读者要求的个别会面，我也尽量回避，以免他们失望，让我怪内疚的。这不是傲慢，实在是自卑。比较适合于我的交流方式还是通信，从中我获得了一些挺好的朋友。奇怪的是，一成朋友，即使未曾晤面，我也没法再把他们当读者了。我出了新书，他们也谈感想，评得失，但那已是朋友的表态，不复是读者的反响。只有不知来自何处的陌生读者的来信，才能真正把读者的感应带给我，才能如实告诉我，我是否还继续拥有自己的读者。
有一段时间，读者的来信源源不断，数量相当多，我渐渐习以为常了。我想反正我会一本接一本地写下去，读者的感应也会一浪接一浪地涌过来，这种日子长着呢。然而，曾几何时，一个长长的间隙出现了。偏偏在这时，又有一些昨天的声音，对我的第一本书的反响的余音，传到了我的耳中。我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受了它们的触动，请允许我记录下来——
“那时候我正读大学本科，”一位专攻法国文学的研究生初次见面时对我说，“宿舍里只有一本你的书，我们排了次序，限定时间，夜晚熄灯后就打着手电看。”
有位女记者也是初次见面时告诉我，她认识一个在英国长大并且嫁了英国丈夫的少妇，那少妇在飞机上偶然地读到我的书，爱不释手竟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真奇怪，”女记者诧异地议论，“按理说她的文化背景很不同……”
某校有个研究生在一次事故中丧命，向我提到他的那位陌生朋友说：“他是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上回我来北京，他谈起你的书，非常兴奋，我还答应带他来见你呢。”
我黯然无言。这些零星传到我耳中的声音甚至比最热情的读者来信更使我感动，若不是有人因偶然机遇向我谈到，我永远不会知道我还有过那样一些可爱的读者。现在我才发现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读者……是的，一个作家拥有自己的读者，乃是极大的幸运。这个偏爱他的读者群，他从来信和传闻中可揣摩一二，在整体上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必然也是不固定的，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成为他的一个无形的精神家园。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出国。若有机会出去看看，我何乐而不为。然而，我的确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有到国外久居乃至定居的念头，理由很简单，我认为也很充足，便是我不能失去自己的读者。
19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