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贾云集、人满为患的情势下，修筑“春熙路”缓解了科甲巷的压力，顺应了市场需求，春熙路受科甲巷辐射而繁荣起来顺理成章。1992年，科甲巷朱熹总祠房宇被拆，其地段上建起了伊藤洋华堂和利都广场。
看来，东大街、商业场和科甲巷三个方向的繁华因杨森的变街而流溢，且流溢的部分，拉动了一个片区的繁昌，以及随后的声名鹊起。春熙路商圈因此形成。
据统计，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熙路共有大中型商店157户，其中：银楼业有凤祥银楼、宝成银楼、天成享金号等3户；钟表业有及时钟表公司、亨达利钟表行、大光明钟表眼镜行等4户；中药业有恒和、谦益、益康参茸庄及达仁堂等6户；图书业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12户；百货业有协和百货行、丰泰恒百货店等14户；绸布业有瑞兴、公记、聚福祥等26户；文化用品业有胡开文等9户；照相业有蜀达照相馆等7户；五金电料业有廖广东刀剪铺等3户；理发浴室业有大光明美发厅、沂春浴室等5户；茶馆业有漱泉茶楼、饮涛茶厅等10户；此外还有鞋帽业7户；饮食业12户，糖果业1户，印刷业4户，西药业3户，其他商业31户。这些商店大都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后。
春熙路逸事之：二君何以发大财
建春熙路便是杨森最大的政绩，除此之外，春熙路还与另外两个人物有关：一是成都商人俞凤岗，二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谢安道。
杨森建马路的拆迁动作强硬得似乎不可阻挡，但他还是遇到了一个针尖对麦芒的硬货，举城拆迁中唯一不能拔掉的“钉子户”——馥记药房老板郑少卿（号永馥）。那是在拆迁春熙路南北段房屋时，按设计图纸，位于总府街口要津上的馥记药房正属拆迁范畴。但郑老板仗着自己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软硬不吃，拒不拆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弄得杨森一点办法都没有。
正在这时，凤祥银楼的老板俞凤岗找上门来。俞老板主动表示愿将其同样位于总府街口、与馥记药房为邻的凤祥银楼拆让部分为路口，条件是将新马路两侧公产地同等条件下优先卖给他。杨森喜出望外，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
如此改变，得了大片黄金地皮不说，就连进深很深的凤祥银楼本身也未吃亏，因银楼原为一侧邻街，如今虽变小了一些，却是两侧邻街了。
正是“钉子户”郑老板的缘故和金银商俞老板的介入，使得春熙路原设计的笔直街道被修改成了今天的样子：中山广场处并不是标准的十字路口，而是东路和西路，南路和北路，都相互错开。
据说，早在杨森刚刚计划建马路时，俞老板就从杨森改造福兴街的举措中，见到了旧城改造中房地产的商机。于是，他向杨森提出了在东大街与商业场之间兴建一条街的建议。有鉴于此，去找碰了“钉子”的杨森，也许，正是他早已预见的一步棋。
俞凤岗，浙江杭州人，民国初年，刚满30岁的他，就单枪匹马地跑到成都来打天下。他先开书店，后在总府街街口开了一家凤祥银楼。他把顾主定位成军阀姨太太，银楼又兼豪赌窝子，生意因此红火。因他行贿四川时任财政厅厅长刘子密预先获得了该厅将收回军用券的机密而大发了一笔后，不仅又开宝成银楼、西凤银楼，还拥有了足够涉足房地产业的本金。
按照与杨森达成的条件，俞凤岗立即或买或租下了春熙北段四分之三的地皮，修了单跨和双跨铺面共96间。在建春熙南段时他又去插了一脚，以便宜价买了两亩地皮，修了“三益公戏院”和部分铺面，成为春熙路最大的地主。他把100多间商铺和戏院交由著名建筑商江建廷承建。
杨森为庆祝春熙路南北段落成，大宴宾客，江子虞等在座，坐首席的，却正是俞凤岗。鉴于俞凤岗对春熙路的多种贡献，杨森不食前言，推举他为成都总商会会长。
俞凤岗的铺面为中式木结构，一楼一底，单跨铺面造价含地皮不过300元，双跨铺面造价不过500元。铺面建成后，他开始广告招租：单跨铺面收取押金300元，每月房租30元，双跨铺面押金500元，每月房租50元。以此计算，不计押金利息，不到一年，即收回全部投资。
后来，俞凤岗感到春熙路摊子扯得太大，建房、招租、收租、物管诸方面，都不是几个人能办得了的事，遂用成都总商会的名义，仿四川总商会樊孔周曾经办昌福公司的办法，与其亲信张济舟、王伯谋成立了树业公司，专门用来管理春熙路账务。
随着春熙路生意的兴旺，其店铺含金量越来越高。俞凤岗水涨船高，随时加租加押加税。靠春熙路房产收入，俞凤岗很快成为成都地面数一数二的富商，人称“俞百万”、“俞半天”。
俞家原住商业街一号的衙门旧址，发财后迁入华兴东街益德里那座辅有二进花园再加一个大果园的公馆。侍候俞公馆的下人都有三四十个之多。
俞凤岗还在春熙路北段路口建了一座专演京剧的“春熙大舞台”。1930年落成开台那天，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专程飞到成都表示祝贺。为了招待杜月笙，俞凤岗在春熙大舞台摆了200多桌酒席。席间，他与恋人、京剧名旦白牡丹还手挽手到席前敬酒，直喝得酩酊大醉。
1936年，俞凤岗不惜重金，从北京礼聘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来成都春熙路演出，盛况空前，轰动一时。
笔者还在成都最早最著名的一起“交通肇事罪”中看见了俞凤岗的名字。成都著名商号“马裕隆”从上海运来一辆四缸“小奥斯汀”轿车，黄色车身，前后四座。店主父子玩开车，竟在东大街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了人，赔偿几十块大洋才了事。父子二人不敢再玩了，轿车遂被刘文辉部下“花花太岁”石肇武旅长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石驾车与两个时髦女郎从宽巷子石公馆出发，直奔东大街，一路横冲直撞。在凤祥银楼前把一个乞丐撞死后，又把一个挑担卖汤圆的小贩碾死。事后，卖汤圆小贩的老婆八方喊冤，得了100元安埋费。乞丐由俞凤岗捐钱，抬到五桂桥塔子山乱坟岗掩埋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靠军阀扶持发家致富、树大招风的俞凤岗最终在一拨又一拨军阀的敲诈勒索中走了背运。新中国成立前夕，据说他返回杭州老家，开了个小商店，在对成都多味时光的遥遥回忆中了度残生。
坐落于春熙路锦华馆街东口的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会所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拜占庭”式建筑，其静谧、祥和之态，更衬出了春熙路的喧嚣和浮华。
现在，我们来看看与俞凤岗一样大发“春熙财”的另一位人物——成都教区美国传教士罗伯特?罗伊?塞维斯。这位毕业于美国春田大学、兼有体育家身份的牧师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谢安道。
谢安道早在1905年就携妻来到成都传教，并筹备“成都基督教青年会”。1910年，受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派，他与霍德进（英国公谊会牧师）、陶维新（伦敦足球明星）及中国教徒杨少荃、杨国屏、杨法等3人正式成立“成都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最初挂牌于文庙西街，并在君平街附近修建了成都历史上的第一个足球场。1911年，经四川省议会决议，明令拨给科甲巷前司法署空地一段，永作固定会址。1913年会所建成，青年会从文庙西街迁入；同年，谢安道同四川督军胡文澜商妥，低价买下了旧臬台衙门后面及司狱司一带（今春熙路北段及南段所在地）共百余亩地皮。
坐落于春熙路锦华馆街东口的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会所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拜占庭”式建筑，其静谧、祥和之态，更衬出了春熙路的喧嚣和浮华。这座建筑，还是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与青年会共用的场所。既为“女青年会”所在地，现在看来，春熙路成为成都打量美女的最佳口岸，也是有历史渊源与出处的。
谢安道当然不会想到，他象征性地出点小钱“购买”的地皮11年后会身价陡增！
修春熙路时，在杨森的撮合下，谢安道这个占据了春熙路很大一部分地皮的地主，把地皮高价售、租给了俞凤岗，发了一大笔财。当然，谢安道心目中的高价，在俞凤岗看来，实则低价。
这个谢安道还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与灌县人姚宝姗创办了都江堰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森茂伐木公司。公司在理县等地砍伐大山原木，加工成方料，经小沟入岷江漂运至紫坪铺后，再扎成大筏，水运成都销售，获利甚丰。
谢安道有个儿子叫约翰?Ｓ．谢伟思，1909年8月3日生于成都，抗战时期亲共外交官。1944~1945年，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派驻延安期间,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有过多次重要谈话。毛泽东接触过的美国人寥寥无几，最为人们熟悉的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而谢伟思，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是其中的另一位。
梳理当下的锦江商脉，一定会从春熙路开始，到商业场，之后，是劝业场。劝业场，是我们今天都能看见、摸到的锦江商脉。
于1909年建成的成都新式商场“劝业场”，是四川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在四川近代城市建设史和商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01年“庚子之乱”，慈禧颁布上谕“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在各省设置“劝业道”、“劝工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都在华兴大街创立警察总局。1904年创办劝工总局，局址在旧皇城后子门内东端，内分刺绣、陶瓷、卤漆、竹丝、丝绵、麻织品等项。其后又在各县设立劝工局。
劝业场内有百货、饮食、茶铺、客栈、书画、玉器等各行业店铺150多家，都是本行帮中的“名牌”、“正宗”。
长期以街巷为市的成都商界，从此揭开崭新的一页。
有着极强辐射作用的劝业场成为近代成都的第一个物流中心，从而使成都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商贸重镇，并对今天成都的商贸城市定位有着极大的影响。
环顾当下，成都百年不变其址的“百年老店”有两家，一是劝业场，一是悦来茶园。
从历史深处扯出劝业场来，必定会连同扯出两个人物，一是能吏周善培，二是儒商樊孔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