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时代，中产阶级中的很多人对一幅画、一个古董的真正价值是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评价的，大多是人云亦云，这也造成舆论所导引的投机方向。但即便如此，艺术品、古董的数量毕竟有限，为了在中产阶级的投机欲望中创造商业机会，现代商品社会又发展出邮票之类“限量发售”的“收藏商品”。它们的确也有实际价值，但是，它们的市场价格与实际价值往往相差巨大。有些“收藏商品”甚至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也没有任何“心理满足”的可能，只有一个单纯的功能：未来升值。当中产阶级因为缺乏主见，被商业社会激发出无尽的欲望，投机活动给他们带来的却往往是不快乐。他们的生活状态与吸毒、赌博等上瘾的活动类似，都已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吸毒、赌博中也有快乐存在，但在艺术品、古董、收藏品等投机市场，像马未都那样的毕竟是少数。更多人的快乐，可能只能被王刚砸碎。我见过一些高价位买了收藏品的人，砸在手里卖不出去，还得装开心。
时间也参与了投机的等待，现代商品社会必然通货膨胀的制度设计，使得“最后一个”似乎源源不断地出现，使得所有投身炒作的人，都不相信有朝一日“最后一个”不会再出现了。当经济增长时，当通货膨胀总是或明或暗地出现时，尤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人们似乎永远不用担心找不到下一个买家，因为，前一个建立在通货膨胀基础上的“发财”都是清晰可见的。即便在此过程中，总会有人忍痛割肉，在没有高价位买家的情况下亏本抛售，结果总是像一轮轮的经济危机一样，让新一轮投机从一个较低的水平再次开始。但没有人相信下一个忍痛割肉的人会是自己。
传销、“老鼠会”是这种投机的变种，它等待的不是最后一个傻瓜，而是无数的下一个傻瓜。这种实物投机似乎应验了一个规律：越早进入投机队伍的，越容易赚钱，倒霉的都是后来者。于是，蜂拥而入的现象，争先恐后的现象，成为中产阶级投机炒作的典型方式，生怕自己晚了，因为一旦晚了，就完了。投机的生命力就在于，谁都不认为自己是晚了，谁都相信，一定有比自己更晚的人。事实上，大批新生中产阶级的无知和被刺激而生的无尽的欲望，的确使得这种现象成为真理。
除了实物投机外，金融投机炒作更是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存在方式。股票、债券、房市、货币、金融衍生物，吸引了大量资金。据称，目前全世界自由的、难以被监管的、私募的对冲基金，总体规模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这些热钱正在到处寻找投机的对象，寻找受害人，寻找愿意跟风的中产阶级，时刻准备血洗无知的中产阶级。这是一种真正钱生钱的残酷游戏，其实质就是快乐地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或者痛苦地把自己的钱变成别人的钱。虽然一些最有钱的国家，例如美国，也开始加强监管，但是，这些国家本身，也靠着金融在全世界合法地玩着钱生钱的游戏。他们只是不希望未被控制的野蛮的金融游戏疯狂大发作，伤害了他们自己。
从实物投机到金融投机，现代经济经历了400年的时间，其间有过一次次经济危机。虽然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让中产阶级尸横遍地，但总的来说，400年来世界经济整体上一直在增长，加上透支未来、通货膨胀的必然相随，因此，全世界赌博性的投机，总体上还是成功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批批中产阶级从鲜血流尽的尸体堆里爬出来，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冲入投机的行列，投机已经成为中产阶级无法摆脱的生活方式。我的疑问是：这种“等待下一个傻瓜”的投机方式还能继续多久？在世界性的投机历史中，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会成为全世界“最后一个傻瓜”吗？
现代经济的金融方式，迟早会成为经济灾难的祸根。在小型灾难中，受害者永远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永远是大资本玩弄的对象，大资本制造的小型灾难，总是瞄准中产阶级的口袋，总是以血洗中产阶级为最高境界。在大型灾难中，大资本将与中产阶级同归于尽。从400年前第一个郁金香泡沫开始，投机便成为中产阶级的天性。到了现代金融，合法化的投机被操控在大资本手中，它们以敲骨吸髓的方式，盘剥着世界经济。近年来，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美国金融危机，再到欧洲的危机，它们不断屠宰中产阶级而无须承担任何道义责任。如今，石油涨价、通货膨胀都是现代金融的杰作，因为，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愿意投机，现代经济的基本模式已经把投机变成至高的生存方式，不投机就是失败。如果投机也要死，不投机也要死，也许投机还能有一线希望，至少死也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命运吗？
有一次遇到韩德强先生，他说，“投机”不能完全否定，“投机”就是找准最佳的时机。我同意韩先生对于“投机”的哲学化解释，也认可操作环节上“投机”的必要性，例如战场上适时投入预备队，也可以算是一种“投机”。然而，人们鄙视的“投机”，主要指的是针对金钱的投机，针对财富的投机。虽然我们不能消灭所有对于财富的投机，但是，真正的财富应该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投机得来的。假设一个农民认定明年西瓜会涨价，今年便开始筹备种西瓜，来年果然发财了。某种程度上他也算是“投机”，但他是创造财富的投机。我们所鄙视的，是那些不种西瓜，却利用西瓜期货市场（假设有这个东西）来投机的人。纯粹的金钱、财富投机永远难以避免，但我们反对它成为社会的主流。
同时，我还想说，如果大量人群进入金钱投机的领域，快乐的，一定只能是少数人。
为股票而疯狂
曾经有人以《与百万富翁擦肩而过》为题，写了一篇中国人近几十年来错失一夜暴富机会的文章，其中讲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1990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时发行的证券只有国库券、企业债券以及八种股票，号称“老八股”。由于股票数量有限，购买的人多，1991年，上海开始发行股票认购券，每张30元人民币，购买之后经过抽签，可以认购股票。这可能是当时很多人错过的一个暴富机会。
人的心理是奇怪的，花钱直接买股票，似乎还说得过去，在每月工资只有100多元的时候。白花30元，买一个购买股票的资格，而且还不是100%的资格，也就是说，这30元有可能打了水漂，因此，购买认购券的人并不多。当时我在大学里，单位每月从工资里强制性扣除20元购买国库券，而学校门口就有收购国库券的。我一般都是领了工资出校门的时候，将10元面值的国库券以8—9元的价格卖给收购者，换取现金。后来想想，收购国库券的人中，就有杨百万这样的人物。对待国库券的心态，其实也是对待股票认购券的心态。
然而，认购券购买日期结束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每天都传来认购券在黑市上涨价的消息，一张没有任何价值的纸，最高在黑市上卖到5000元！还不是买股票。当时听说有人买了500张认购券，私底下一算，如果按照最高黑市价卖出，光认购券转手就能收入现金250万，而成本只有1.5万！认购券的下一步就是购买股票，那时候我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画饼充饥地算着账：如果当初筹6000元买200张认购券，然后在黑市上卖出100张，收入50万现金，另100张留作自己买股票，50万正好做本钱，不用多长时间就成了500万。
上海的股票认购券和股票发行以后的暴涨，在另一个地方引发了更大的冲击。深圳股票交易所1990年开始“试营业”，1991年7月正式营业。当时深圳的股票也卖不出去，王石的万科集团也是第一批发行股票的。但是，总共几百万的发行量乏人问津，卖不出去的股票摆在地摊上向行人兜售，效果还是不佳。最后不得不像国库券一样在国营企事业单位摊派。后来有规定，处长以上干部不得买股票，但在最初的时候，深圳的干部要起示范作用带头买股票的。直到上海的认购券和新股发行的火暴，才彻底改变了深圳的股市。
1992年，深圳开始发行一批新股，立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有了上海的先例，全国各地无数人前往深圳，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50元一张，黑市涨到了500元。有人甚至从内蒙古包机到广州，再从广州涌入深圳。深圳不得不采取了与上海类似的办法，先发行股票认购证500万份，每张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是上海的30元，而是100元，而且注明中签率约10%。购买认购证须用身份证，每张身份证可购买一张认购证，但是，为了减少排队，规定每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买认购证。于是，广东地区平常人的身份证立即变得抢手，出租一张身份证的黑市价格最高为50元。本地身份证不够，人们纷纷向家乡求救，短短时间里，深圳邮局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身份证超过300万张，亲自携带的数量无法统计。
当时深圳还很小，几天时间里，各地拥入的股民超过120万，很多人露宿街头，幸好是夏天。深圳所有购买点人满为患。人们提前两天通宵排队，带着水和干粮，不敢离开队伍。深圳本地人也几乎不上班了，全在排队。工厂停工，老板让员工们都去排队。1992年8月，一个城市开始为股票集体疯狂。
然而，谁都认为股票能暴富，舞弊便出现了。等到认购证发行时，人们发现，排了两天的队，认购证没卖出几张就宣布卖完了，500万份认购证只有一小部分出现在购买窗口，其他都被“内部消化”了。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排了两天队，结果却一无所获。发财梦想受到挫折，导致大批群众上街游行。还有一些则打砸车辆，甚至打伤民警。深圳市政府被包围，交通阻断，警察施放了催泪弹和水枪，也未能驱散人群。
为了平息群众激愤的情绪，深圳相关部门临时决定，连夜再印制500万份认购证。原先500万份认购证印制的时间为一个月，现在要求10小时之内印出500万份，怎么可能？为了防止被仿冒，印刷质量还不能低。后来的妥协办法是，先印50万张兑换券，等到认购证印完之后，每张兑换券可换10张认购证。然而，凭空又多发了500万张认购证，中签率显然降低了一半，僧多粥少，如狼似虎的股民们把股票当成饥饿时的肉，没有肉吃，光有一张肉票也没用。深圳市不得不大胆决定，将原定于1993年发行的股票，提前到1992年发行。消息一发布，原先游行的队伍立即不见了，围堵市政府的人群也立即消失了：都抢着去排队了！钱啊，发财的欲望啊，把人都变成什么了。
如今回头看当年的股市疯狂，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反思的。比方说认购证。中国股市重新恢复后，一开始并不被人看好，所以才会有摊派、摆地摊的现象。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准备不足，少量的股票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决策人便企图用认购证的方式，将大多数人挡在股市大门之外。这个办法最初的确是显示了效果，然而，在突然爆发的、无法控制的发财欲望下，认购证方式不仅没有起到降温的作用，反而成为舞弊的对象。从上海的30元认购证涨到几千元的黑市价，已经可以看到，认购证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深圳股市的决策人却试图用100元的更高价，把股市的缰绳勒得更紧一点。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既希望股票能卖出去，又希望不要变得不可控制。从摊派、动员到认购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行为，也体现出那个时期对股市缺乏了解，相关制度也不健全。同时，在人民收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认购证方式的另一个效果是：有钱的更有钱，没钱的更没钱。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则在后来一直影响着中国股市：到底是谁在发股票？当年的状况给大众的感受是政府在发股票，股市行为大多是政府行为。事实上，政府当时也的确有利用股市融资的想法和行为，发行股票的企业也以国有企业为多。习惯于政府行为的人们在潜意识里产生了一种观念：政府发股票还会亏吗？于是，人们对股票的风险意识，在最初的怀疑和担心之后，迅速消失，买股票似乎变成了公民的福利，没买到股票变成政府的不公平，而非企业的市场行为。此后很长时间里，政府为国有企业融资而发行的股票始终是中国股市的重头，政企不分既导致政府机构在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不佳的时候，通过股市来转嫁责任，也导致股民亏损后对政府的埋怨和不满。
近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健全和稳定股市，其实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政府利用股市来融资的方式将不再成为股市的发展方向，股市要回到企业自身的市场行为中，企业的效益将成为决定股票价格的根本。因此，政府所谓救市，绝不是让股价只涨不跌，而是要从参与者变成管理者，不再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这确实是让股市恢复本来面目的重要转折。也许，曾经的股市疯狂从此将成为历史的记忆。
股市是个大赌场
如果有四个人都去种地，结果都发财了，这个我信。如果这四个人都去开矿，结果都发财了，这个也有可能。这四个人如果都去上班，都挣了一份好年薪，也顺理成章。唯独不可能的是，这四个人一起打麻将，结果四个人都赢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