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个国外的事例。现在国内的媒体有为提供新闻线索者付钱的规矩，这个规矩是从国外来的。在英国，爱尔兰共和军曾经被称为恐怖组织，因此，一直是新闻的热点。一家英国报纸为了获得爱尔兰共和军的独家消息，收买了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的内部成员。这位向媒体爆料的内线，每次爆料都能从报社拿到一笔可观的辛苦费。这家报社在获得爱尔兰共和军从事恐怖活动的内线消息后，多次采取先发报道，然后再报告警方的操作程序。由此，这家报纸声名大振，广告收益自然大增。
但是，警方根据报社的多次报案阻止了多起恐怖活动后，渐渐发生了怀疑。好几次恐怖活动的参与者，并不知道恐怖活动的真相，糊里糊涂就被警察抓了。英国警察不得不要求报社提供消息来源。结果发现，那名内线为了赚钱，居然策划了多起恐怖活动。在他的策划之下，一些参与者的确不知道恐怖活动的真正目的，有时候只是为了赚钱而演的恐怖戏。事件被揭露后，这家报纸终于名誉扫地。
这个英国的真实事件，说明了一个事实：现代媒体有时候是在故意制造新闻事件，而不是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如果媒体制造的新闻事件只是一些娱乐八卦，最多说说媒体的道德问题而已。但是，像英国这家报纸间接制造的新闻事件，是多起恐怖活动，就不能不说媒体是在犯罪。国内现在很多假新闻也来自这种有偿爆料，因为有了有偿爆料，就必然滋生人为的新闻策划。很多时候，唯恐天下不乱是媒体的精神动力。
在这三个例子中，前面两个例子简单的描述是：当一个不好的事件正在发生，而媒体也有能力改变它的结局，媒体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当这个不好的事件本身对媒体是有利的，抉择就更难。如果是像战争那样媒体无力改变的事情，这种困境会小一点。第三个例子说的是媒体为了追求利益而制造的事件，如果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怎么办？这几种情况在当今的媒体现实中经常出现。
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经常在某些危机事件中与公共道德发生冲突，这是新闻的先天不足。现在，由于媒体的金钱动机，这种冲突正愈演愈烈。人们已经越来越不知道媒体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
媒体逗你玩
2007年年底，媒体对于湖北襄樊五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受助资格一事议论纷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感恩、报恩、慈善的话题。结果，几天后，《新闻晨报》又有一篇报道，说其中一人父亲是襄樊市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因此，副局长的儿子明显不属于“贫困大学生”，当年申请资助时填的表格，涉嫌造假。该报道还指出，这位“贫困大学生”已经将1000元资助款退了回去。
我不想再对这件事情说什么，只想说说媒体。几天之内，两篇报道，如果读者不细心，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原来当初取消受助资格是因为假装贫困，而不是感恩与否的问题。那么，几天前大家为感恩问题争相发言，算不算是浪费口水？设身处地从媒体的角度出发，也许在这件事情的报道上，具体细节问题的确有前有后，所以造成“一个事实，两种结论”的现象。但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把情况搞清楚了，准确一点再和盘托出？
这类现象在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大家针对一个报道说了半天，结果发现事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前面说的都白说了。等事实真相出来后，换一个角度再说，谁又知道新的真相就一定是真相？
差不多时间段内发生的关于“史上最恶毒后妈”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第一轮报道在全社会塑造了一个“史上最恶毒后妈”的形象，引得无数人恨不能用口水淹死这个后妈。结果，第二轮报道彻底转向，“后妈”成为一个无辜受害者。到了第三轮报道，大家发现，在网上发表“史上最恶毒后妈”帖子的人，很可能是同媒体串通好的，目的是为那个被所谓“史上最恶毒后妈”虐待的孩子治病募捐。这一假新闻策划者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大家已经懒得再去追究。一片声讨，博得关注，也得到了给小孩治病的钱，算是一个成功的策划，但是，读者对于媒体的信任却受到极大的伤害。用这种方式来利用媒体，属于杀鸡取卵，一次性地消耗掉人们多年积累的对媒体的信任。
再早一点，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国学生枪击案也有同样的情况。第一轮报道先报道事实，还比较正常。到了第二轮，有人报道说美国大学生把杀人者和被杀者放在一起祭奠，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比第一轮报道死了32个大学生还要猛烈。什么宽恕啊，宽容啊，狭隘啊，复仇啊，等等，唾沫满天飞。结果到了第三轮报道说，把杀人者与受害者放在一起祭奠，只是某一位女大学生的个人行为，而不是学校的官方行为，也不被很多人接受。弄得好多人不好意思再提几天前自己说过的话。
这些报道最恶劣的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纸馅包子新闻。头天新闻报道说有人用废纸箱做包子，引起一片惊讶。隔天便声明这是假新闻。而对于上述种种一波三折大喘气的新闻报道，是否也有作假的嫌疑？一开始言之凿凿说某人是坏人，一转眼又铁嘴钢牙地说某人其实是好人，再一转身便说每人都会有缺点。好像最后找回了真相，但是，这件事情为何不能同时完成？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耸人听闻的习惯导致媒体一次次自扇耳光，徘徊于假新闻的边缘，玩着危险的游戏。这种危险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失去读者的信任。
媒体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经常会无事生非，或将芝麻绿豆放大成西瓜冬瓜。现在甚至出现对于同一事实分阶段报道，并且每个阶段都自相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有的是因为故意的，有的是因为媒体调查不认真，不敬业，看到一个醒目的侧面就夸大到全局，一次次浪费读者的感情和口水。长此以往，媒体的信任度必然会遭到巨大的打击。拜托媒体工作人员稍微敬业一点，对一个事实调查清楚了再报道。否则，既伤害读者，也伤害媒体自己。
想起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玩到最后就是大家玩腻了，剩下媒体自娱自乐吧。
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媒体恶棍
我多次批评国内的媒体，显然有点拿鸡蛋撞石头。为媒体辩护的人说，媒体就是主张言论自由、新闻独立，以实现舆论监督的功能。我不想反驳他们，西方教科书以及中国模仿西方的新闻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还有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的媒体帝国创造者也是这么认为并坚信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这种模式“由普选、有限政府、法治、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等要素组成”。简单地说，这就是西方的民主体制。在这一思想和体制下，这位西方媒体巨头在世界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在“自由”的旗帜下，“为读者利益服务”。他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默多克，新闻集团的老板。
但是，默多克出事了，他的媒体帝国出事了。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停刊了。英国的各个党派都在忙不迭地与默多克撇清关系，有些撇不清的关系人，或者焦头烂额，或者已经离奇死亡。澳大利亚提出要对新闻集团展开质询，美国也在对新闻集团展开司法调查。这是一个巨大的丑闻。但是，这个丑闻绝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只是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的关系，也不只是新闻报道与媒体道德的关系，也不是媒体利润与职业规范的关系。这一丑闻的本质是：西方的民主体制有严重缺陷。西方民主体制虽然被教科书和崇拜者们吹得神乎其神，媒体在这一民主体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默多克的新闻帝国告诉人们——西方这个民主体制培养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媒体恶棍。
1995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澳大利亚发表吹捧新闻集团的演讲，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基廷私下提醒布莱尔：“默多克是个很难搞定的恶棍”。布莱尔后来雇用的新闻官坎贝尔向布莱尔介绍默多克时说：“他是个大恶棍，而你搞定他的唯一出路就是确保他认为你也一样是个大恶棍。”新闻集团最近丑闻的爆发，源自于《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布鲁克斯就是该报负有责任的“主编”。几年前，布鲁克斯因殴打前夫而被拘捕，默多克依然要提拔她。有人反对说，提拔布鲁克斯会让其他遵纪守法的员工感到不公平，默多克却说：“她本来就是恶棍。”这就是西方民主体制下最成功的媒体帝国：老板是恶棍，能够提拔到高位的也是恶棍，与它打交道也必须把自己变成恶棍！
我想对大家问一问：是否发现自己是在同恶棍媒体打交道？如果我们不能像布莱尔一样把自己变成恶棍，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对付西方民主体制培育出来的媒体恶棍？我们目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媒体还没有变成像默多克媒体帝国那样庞大的恶棍，某些媒体还只是发育不良的“小恶棍”，但已经够烦人了。
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说默多克的媒体帝国是非法的，也不能说这个媒体恶棍是内心邪恶的产物。默多克能够创造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每一步都是西方民主、法制社会的产物。默多克一系列成功案例，都可以看成是“民主”的经典。从皇室成员到达官贵人，从明星偶像到政治精英，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发动的一次次媒体攻势，都可以看成是西方“民主体制”下足以写进教科书的成功案例。新闻集团下属的福克斯电视曾经与美国白宫对着干，也被很多人看成是西方民主的标志。
也许有人会说，默多克以《太阳报》为首的小报，低级趣味，一味追求发行量。但是，在默多克买下《太阳报》10周年时，英国首相撒切尔给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祝贺你们的第一个10年，我相信《太阳报》在今后的岁月里，在帮助我们重建我们的国家幸福上，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名利场》杂志专栏作家沃尔夫在《一个人的帝国》一书中写道：“默多克就代表着终极市场，他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终极成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否认这个媒体恶棍就是西方民主体制的产物？
然而，这个媒体恶棍又是怎么做的呢？《默多克传》的作者威廉·肖克罗斯评价《太阳报》时说：“这是一个产生神话和财富的地方，在这里，幻想代替现实，笑话代替新闻，谎言代替事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这里有金子。” 《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阿贝·罗森塔尔说，默多克是个“坏分子，专门报道下流、丑恶和暴力的新闻。”20世纪80年代，欧洲有人宣称发现了《希特勒日记》。此时，默多克刚收购《星期日泰晤士报》不久，他明明知道《希特勒日记》靠不住，英国研究希特勒最权威的历史学家达克爵士认为它是伪造的，但默多克说：“去他浑蛋达克爵士，给我印刷！”在保守的媒体观念看来，默多克此举是自毁声誉，而默多克认为，何必大惊小怪？
默多克长期都是中国媒体人心目中的榜样，默多克很早就想进入中国，他是凤凰卫视的主要股东，他的星空传媒几乎完成了跨入中国媒体产业的一大步。默多克还娶了一个中国媒体人做老婆。默多克造谣、撒谎的媒体手段，在很多中国媒体那里也同样存在。只不过，默多克是一个在西方民主体制下获得巨大成功的“大恶棍”，而模仿默多克成功之路的某些中国媒体，目前还只是发育不良的“小恶棍”。
随着《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事件”而停刊，随着西方世界对于新闻集团“媒体恶棍”形象的深入反思，英国各政党一反一贯钩心斗角的姿态，都提出要“清洁媒体”。那么，中国呢？我们是应该等到媒体都长成像默多克一样的“大恶棍”再来“清洁”，还是在膜拜西方民主的媒体尚为“小恶棍”之时，就对其造谣、撒谎的恶习展开“清洁”行动？
我不认为默多克成为“恶棍媒体”都是他个人的原因，我认为，默多克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成果，就是西方民主体制的硕果，最终成为西方民主体制固有缺陷造成的恶果。那么，西方民主体制在默多克之后，能否解决或者避免再现“恶棍媒体”呢？
默多克的数字化生存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进入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800家企业，超过一半的英语地区民众都是他的读者和观众。默多克的卫星电视已进入五大洲数字电视市场，在英国、意大利、中东以及亚洲广大地区居于垄断地位。默多克掌握着100多家报纸，既包括充斥“性”与隐私的各类小报，也包括享有盛誉的《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在美国，默多克拥有20世纪福克斯娱乐集团、福克斯电视网，它的观众人数已超过老牌的CNN。默多克的新闻帝国是空前的。
数字，既是技术，也是胜负的标志。尼葛洛庞帝写的《数字化生存》一书，成为20世纪的《圣经》，默多克成为“数字化生存”的佼佼者。他不仅把他的媒体帝国从传统领域扩展到数字领域，而且还打破了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成为一个庞大的、多功能的媒体集团。默多克的成功也就是数字的成功。当《太阳报》在小小的英国发行到几百万份时，任何指责它“低俗”的言论，都敌不过它无可撼动的发行数字。这是一种数字的成功，一种数字化的胜利，它的性质与商品的覆盖率，与选票的得票率完全一致。默多克的确掌握了商品经济与“民主制度”中成功的精髓——控制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