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没睁开眼睛，就被一迭连声的哨音惊醒，又听张队长高喊：“全体集合！”大家赶紧起床穿衣下地，也顾不上洗漱就都跑到院子里，天空灰蒙蒙的，好像太阳还没露脸，因为还穿着夏服，大家冷得浑身打颤。
张绍德站在队前神情紧张地说：“刚才接到命令，我们师立即退守沈阳，马上出发。好在我们早已做好准备，师部拨来的卡车就停在街上，现在开始装车，早饭来不及做，免了，大家先忍一忍吧。”“怎么回事儿？共军打过来啦？”吴安一大声惊呼，“完啦，这回可真完啦！”“别乱说，服从命令嘛。好啦，解散，立即装车。”张绍德转身进屋就去搬东西。
事到如今，人人心里明白，不用多说不必多问，已经到了逃命的时刻，于是呼啦散开，扛的扛，抬的抬，装的装，顷刻间便把队里应该带走的物品装到卡车上，现在是不分男女一律坐到十轮卡上。这时辽中县城整条街上已经挤满集合好的部队，吵吵嚷嚷东张西望全无秩序，一辆辆卡车、炮车、吉普，不停地鸣着喇叭却动弹不得，排出的尾气呛得士兵们破口骂娘。我们的两辆卡车好不容易才开出去，因为车接着车，队伍连着队伍，前进的速度很慢。上了大路才看见一支支队伍正从田间地头朝着一个方向——沈阳快步前进。一列纵队的，两列纵队的，扎堆成群不成行不成列的，也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也更分不清是哪个部队的，这就是兵败如山倒吧！望着这令人伤心惨目的情景，回想半年前从沈阳出发的时候是何等鼓舞和振奋，在通往辽西的宽阔大路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几乎迈着正步前进，整齐的军容昂扬的情绪，极力抖擞着“王牌军”的气势，张显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威风。可是为时不过半年，便彻底暴露了外厉内荏的原形。眼前的形势完全应验了于志强早先的判断，国军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天下真的要变了。
我坐在车上被颠簸得昏昏欲睡，失望，恐惧，迷惘、焦躁，轮番地捶击着已不堪重负的心脏，我几近眼前的溃军一样也要崩溃了！最近我总爱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饭量也越来越少，不用说吃一看就够，这种反应跟八月间曾经发生过的反应非常相似，难道我又怀孕了吗？天哪，果真如此我又该怎么办？丁怀仁肯定还像上次那样让我打掉。唉，这小东西来的太不是时候，前途难料，连命也未必保住，哪还顾得上生孩子呀？汽油味儿直冲鼻子，呛得我头痛心慌，胃也在翻江倒海似的折腾，我害怕呕吐，急忙掏出手绢捂到嘴上。陶冶见了忙问：“安琪，你怎么啦？哪不舒服吗？”我遮掩着：“没事儿，有点儿晕车。”坐在后面的刘薇表情异样地望着我，虽然不说话可那眼神却像在说：“你八成又怀上了吧？”我第一次怀孕就是她先发现，这一次怕又很难瞒过她的眼睛，我吓得赶紧低下头，心也止不住突突地跳。
胡美丽也跟着喊头痛，埋怨车开得快，颠得厉害：“不会慢点儿开呀？干啥像被老鹰撵似的，共军离这不是还远着吗？”“你这不是骂自己吗？咱们都成了兔子啦？”李芳芯又开始跟胡美丽拌嘴。
“咱们现在就是被老鹰追撵的兔子，还用谁骂？”胡美丽掏出小镜子照着，“哎呀，都成土人啦！”她又掏出手绢吐了几口唾沫在上面，然后对着小镜子擦脸。
李芳芯看了惊呼道：“太恶心了，脏不脏呀？”“大惊小怪的，自己的唾沫脏什么？”胡美丽不以为然地继续擦着，不想越擦越糟，土人变成了泥人。
吴静文从背包里取出毛巾，又把行军壶里的水浇上拧干后交给胡美丽，“来，用这个好好擦擦吧。”胡美丽接过毛巾，对着小镜子仔细认真地擦起来，擦了半天才算擦出点儿模样。
严凤抢过吴静文的水壶，接连喝了两口又摇了摇说：“现在剩下的这壶水都给她擦脸了，一会儿谁渴了喝什么呀？”胡美丽赌气把毛巾塞回到吴静文手上，拉长脸说：“又不是我要用，你跟我说得着吗？”“算了，都怨我还不行吗？”吴静文不在意地微微一笑，“也快到沈阳了，没人要喝啦。”我暗自思忖：刚进政工队时，最关心我照顾我的就是吴静文，但渐渐发现她对谁都是一样的热心肠。在野战医院她跟于志强坐在长椅上非同寻常的谈话一直让我心生疑惑，于志强虽然做过解释，仍然不能使我释怀。她到底是什人？她跟于志强仅仅是“通过朋友认识的”一般关系吗？……
汽车加大油门开得更快，颠得人们左摆右晃，几乎把人从卡车上甩下去。人人都闭了眼睛缄了嘴巴，好像连说话睁眼睛都嫌累。车队一进铁西十二路，就看见道路两旁立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牌子，上面都写着某某部队到某某地点集合的字样，说明很多部队已经被打散，虽然都是朝着沈阳跑过来的，却不知道该到哪里集中。这里又出现人员车辆杂乱拥堵的状况，士兵们有的徒手，有的背着步枪扛着机枪，还有的两个人抬着重机枪的，更滑稽的是有人背着一口大行军锅，一个个蒙头蒙脑大呼小叫，成了名副其实的散兵游勇。
我们师离开沈阳以后，还没有经历一次像样的战事，在卡力马西渡辽河时虽然跟共军有过遭遇，实话说伤亡甚微，三个团的兵力基本保存下来，在退守沈阳时虽然不免丧魂落魄谈虎色变，却还能保持队列听从指挥，根据剿总部署现在要开到沈阳大北边门外担任沈阳北部的防务，政工队暂住铁西广场的留守处。
我们到达留守处——电业局大楼进已过中午，吃过老郭买的馒头大饼后队长宣布从现在起到就寝前为自由活动时间，可以上街购物或者探亲访友，说以后便再无机会。如今我已无家可归，不过还有两件心事未了：一是去恒记货栈打听于志强的消息；一是去看望沈东冬生，也许这就是最后的诀别。我刚要走，姜瑞田叫住我：“安琪，你要回家呀？”“我哪还有家？”姜瑞田自悔失言急忙道歉：“对不起，真该死，怎么——”“没关系，妈妈弟弟已经走大半年了，也常常想他们，可想也只管想，还能把他们想回来吗？我已经渐渐习惯，真的，现在连眼泪也少了。”我问他：“你也要出去呀？”“我没地方去。”“我想看一个朋友，你要是没事儿能陪我去吗？”姜瑞田爽快答应：“行，我陪你去，你一个外出也叫人不放心，你看街上多乱呀！”“要不要跟林婕说一声，免得她有想法不高兴。”“不用，我了解她，她不是那种小心眼儿的人。”我调皮地笑问：“那我就是小心眼儿啦？”“你可别生气，林婕还真不像你那样心细。”“你是夸我还是埋汰我呀？”“怎么样？这不是又多心啦。”说着我们都憋不住笑了。
电车汽车都已停运，我们只好以步代车走着去。大街上行人稀少，店铺大多关门，已不见昔日车水马龙工熙来攘往的景象。满载士兵的军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过，在一些大楼门前都垒起沙袋支上机枪，头戴钢盔的士兵个个神情紧张，一派临战迎敌的架式。
姜瑞田满面忧悒地说：“真是战云密布呀，看样子是做了打巷战的准备，共军要一条街一条街地进攻，国军要一条街一条街地防守，打到最后沈阳城就会变成一片断壁残垣的废墟，就连有几百年历史的满清故宫皇陵也保不住，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都成了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唉，要是打到这个份儿上，老百姓就遭殃啦！”“那还用说，任何一次战争遭殃的当然是老百姓，穿军装的老百姓和不穿军装的老百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三千多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入战争的人口多达二十亿，死伤的人更是难计其数，多少老人失去儿女，多少妻子失去丈夫，多少孩子失去父母，多少家庭破碎毁灭，这就是战争的罪恶。”我们边走边说着话，很快就来到我最熟悉的地方，我曾经有过家的地方。院子还是那样的院子，房子还是那样的房子，只是显得更加破旧，更加凄凉。我在前姜瑞田在后直奔沈冬生的家，不等我叫沈冬生已闻声走出，一看见我便情不自禁地扑过来大声嚷道：“安琪，真是你吗？”他用力握过我的手，“不骗你，头几天做梦还梦见你哪。”他边说边笑得合不拢嘴，他又指着姜瑞田问：“这位是——？”我忙介绍：“是我们队的，我的好朋友姜瑞田。”姜瑞田笑着凑上去跟沈冬生握手。
“你好，安琪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欢迎你。”沈冬生兴奋不已地在前面引路，把我们带进光线昏暗狭窄破旧的屋子。
我走进里屋，见冬生妈妈依然裹着补钉摞补钉的被子躺在炕上，她好像费了很大力气才睁开那双干瘪无神的眼睛，声音微弱地说：“是安琪呀，怎么老也不回来呀？”一句话没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大娘，现在队伍离家太远了，工作也忙就没来看你，你老还好吧？”“唉，我这是挨日子哪，我就盼着快点儿咽了这口气，可别再拖累冬生啦。”“妈，你又说这些干啥？”冬生悄悄把我推出小里屋，“妈，你又咳嗽了，别说话啦。”冬生妈再不说话，却又咳又喘得更厉害。
“没请大夫呀？”“请了，吃不少汤药就是不见效，西医出诊费太贵也请不起呀。”沈冬生给我们斟了水，抱歉地说，“我这也没有茶叶，就喝碗白水吧。”他又问我：“你们还驻在偏堡子吗？今天怎么有时间出来呀？”“早就不在偏堡子了，我们已经从辽中撤回沈阳啦。”沈冬生放低声音：“现在各个工厂的工人师傅都串连起来，组织纠察队，负责保护工厂免遭破坏，听说共军已经打到沈阳四郊，是真的吗？”姜瑞田应道：“差不多吧，形势确实很严重，沈阳跟长春的情况不一样，长春尽管也被共军围困，不过包围圈很大，而且还有相当大的真空地带，沈阳就不同了，共军已经打到眼皮底下，就等攻城了。”“你们能守得住吗？”“守不住也得守，当然双方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除非出现长春那种情况，军队和老百姓可以避免重大的伤亡。”姜瑞田说得含糊其词，他说的“那种情况”，沈冬生能听明白吗？
沈冬生果然问道：“姜先生说的‘长春那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哪？能不能说得明白点儿？”“现在这也算不上什么密秘，也不妨直说，就是投降或者起义，结束对抗。”冬生又问：“能吗？”“谁知道？不过在大兵压境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沈冬生两眼放光情绪激动地说，“真要这样沈阳的老百姓就得救啦。我听老师傅们说，沈阳是福地，日俄战争，闹义和团，郭军反奉，九一八事变，八一五光复，都是不等打到沈阳就完事儿了，这一回兴许沈阳又能躲过这场大劫。”姜瑞田点点头，不想置辩地说：“但愿如此吧。”我们又说些闲话，然后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沈冬生突然追上来，咬着我耳朵说：“如果共军进了沈阳，你就赶快上这来，我们都会保护你。”我凄然一笑算是回答，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笑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我没有回头，却能猜到他一定还痴痴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直到我的身影消失。
走在路上姜瑞田忽然问我：“安琪，你听出来没有？你的那位朋友沈冬生说，工人已经成立了纠察队，这说明什么？”我摇摇头，“这说明共产党已经认定沈阳势在必得，所以开始做占领后的打算，我想沈阳要比长春解决得更快，你信不信？”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没有答案，不仅没有答案，连情感都是混乱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心向国军还是应该心向共军。
我又问姜瑞田：“你说国军真的不行了，沈阳被共军占了，咱们不是就得当俘虏？共产党会对咱们怎么样呢？会不会像咱们经常宣传的那样，什么共产党共妻？什么流血斗争？”“谁知道？谁能说得准？不过我以为一个政权要想巩固，必须得人心，共产共妻之类能得人心吗？再说咱们也只是搞些政治宣传，没杀人放火，能有多大罪过？总不至于把咱们都枪毙吧？唉，说这些干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江心自然直，别想这些伤脑筋的事儿啦，将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一路上我们都不愿再说话，从他走路时磕磕绊绊的样子，就知道他跟我一样心里并不宁静。快走到大舞台胡同口时，我对姜瑞田说：“你等在外面吧，那个朱老板见你穿国军制服会有顾虑，可能不敢说真话，这样就打听不出于志强的的确切消息。”姜瑞田赞成我的意见，于是我警觉地拐进胡同，在恒记号货栈门前停下，见四下无人便开始叫门。前来开门的还是已经见过两次的小伙计，他也立刻认出了我，二话不说把我引进那间我熟悉的账房，朱老板也像老熟人一样，既无拘无束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