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你是江西的。
前头的步子停下来，接着又走起来。
江西哪里的？你猜猜看。
瑞昌县的。
女子转过身来，从上到下打量巴礼柯，眼里露出恶毒的讥诮来。后来那讥诮的光又变成屈愤的怒火。
对不起，今天不做生意了。
姑娘，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做那事情的。
那你来做什么？
我只想和你聊聊天。
你几十岁的年纪了，别和那些大学生一样了。你是不是要跟我说早些从良，到外边去上个正经班啊？是不是还要说你爱我，要等我啊？
巴礼柯窘迫得不行。在女人就要转身一个人走掉时，他的眼泪忽而淌下来。女人没见过这么老的男人鼻子尖挂鼻涕，斜眼看了他几眼，又停住了。
算了，你有什么要说的说吧。
我请你吃饭。
女人没有回话。
我请你吃饭。
女人咬着嘴唇，想了想，看了看巷子四周，说：好吧好吧，就那家驴肉火烧。
他们走进窄狭的驴肉火烧店。桌面油腻，老板围着肮脏的围裙，狐疑地看着他们。巴礼柯试图消除这显而易见的误解，可是女子却以她职业的表情，冷漠而嫌弃地看着巴礼柯。老板诡笑着走了。
我知道你是谁。
女子说。然后从包里拿出烟，清晰地打响打火机，专注于第一个烟圈。此前巴礼柯一直是情绪的狮子，现在好像也不用遮掩了，蠕动着嘴唇，准备说话。
你说吧。
女子把烟灰弹在地上，眼睛直视着他。
从那里回到这里一共是1350公里，一共经过25个城市。春节前，公路边菜地没有菜，只有冻土，但是结婚的多。我在每个城市都喝了一顿喜酒。我直接走进宾馆，装作有事。
春节晚会演过。男方以为是女方的客，女方以为是男方的客，塞个空红包就行的。
我不是那样，我是装作进去有事，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容身，进了厕所，洗好脸，出来就清醒了，知道哪桌是散客，就坐在那里吃，吃光了。新郎和新娘过来敬酒，我又上厕所去了。我在厕所打饱嗝，眼泪就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都不认识。
你说吧。
我吃的时候，就想再不可能有下一顿了，可是我在每个城市都吃上了一顿。开始时比较顺利，后来衣服馊臭了，服务员伸出白手套拦我。我说我有事，他们说有啥事，我说不出来，他们就踢我。但是北方人比南方人好像多点义，那些流浪汉跑到喜宴门口打板子唱歌，把里边人唱出来，往他们的塑料袋里倒剩余的鱼肉。我跟在他们后头，他们说：不是我们一伙的。但是那些妇女还是给我也倒了一份。我得手就跑了。
你吃点吧。
女人头向后仰了一点，保持着对巴礼柯的压力。
我不饿。我吃不饱时就去垃圾箱里刨，开始还知道腥臭，后来就不知道了。我身体还干净时，从很远的铁路坝上去，向火车站走，走到月台。我坐不上快车，快车门口都有检票的，我跟着一群农民工挤进慢车。我总是想自己能多乘上几站，但是他们总是很快将我发现，在下一站将我推下火车。而越靠近这里时，上车的农民工越少，我便没法往上挤了。我只能沿着铁轨走。我看到铁轨上有石头、饭盒、粪便，还有死掉的婴儿。
女人将半根烟掐灭，打了一个哈欠。
你没经历过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吧？
巴礼柯讨好地问。女人摇了摇头。这个时候小店走进来一对年轻夫妻，男方身材高大，手里抓着宝马钥匙，女方相貌姣好，白嫩的脖子上挂着名贵项链，两人脸上带着到此探险的上层人的愉悦感。坐在巴礼柯面前的女人本已将目光收回到食物上，忍不住又往那做妻子的瞟了一眼。这一眼便瞟到她耳后不易察觉的疤痕。女人无声地耻笑。
你说吧。
她说。
我花了将近三个月才回到这里，可是我去那里只花了一天一夜。我坐着最便宜最慢的火车，也只花了一天一夜。我换坐中巴车，也只用了一个下午。一天一夜一个下午，我去了那里。
我本来可以早点去那里的。
巴礼柯绝望地看了眼女人，女人正仰着面孔看天花板上爬行的壁虎。两下里无话，壁虎爬在天花板上也没有声音。巴礼柯端起紫菜蛋花汤吸了一口，声响很大，女人听到了，坐直身体，说：是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去呢？
我说出来就好过一点。
你说吧，我听着呢。
我本来可以早点去那里的，但是一直拖了三十二年才去。
为什么要拖呢？
因为家里摆着一尊遗像。我看到那上边的相貌是端正的、斯文的、五官齐全的。但是听母亲说，死尸搬回来时脑壳是破裂的，血一直在滴，滴了一路，跟回了一路的蚂蚁。我下班要是回来晚一点，我的母亲就坐在那里不说话，生闷气。我说为什么，她就指着遗像说，你要是想走也可以，你看看你爸再走。我就陪着她坐在幽暗的时光里，好像坐进一口深不可测的井里，坐了三十二年。
你说吧。
我要是走了，我的父亲就白跳楼了。他跳下去了，本不该是我回城的，结果我回城了。
本来该本不该的，这话我从小就在听，每天都听，听烦了。
巴礼柯忽而酸楚起来，擤了下鼻涕，接着说：我的母亲跟我说，你捏捏我的腿，一天比一天坏了，你要是走了，我就无依靠了，就要爬到街上去要饭了。别人是拿脚走路，一步走几尺，我是拿肚皮走路，我就要被车子碾死了。后来，好像是要做结实这个牢，她的腿真的坏完了，慢慢连拐杖也撑不住了。她说你一人招呼不来，你得有个女人，我就有了个女人。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忽然得到一张纸条，要我去公园，我就去了公园。
一共是二十元。
老板看到女子勾动的手指，过来收钱。
我来我来。
巴礼柯抢着说，老板看了眼他，觉得理所当然是他付的，就把钱还给女子。女子也不说话。巴礼柯把一张一百的递了过去，说，再加一壶茶，点心什么的。
我不走。
女子说。
好。在公园我遇见了那个满身是雪花膏香味的女人，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婆。我草率地同意了，可是我不同意又如何？本质的事情是遗像，这个女人不过是量上的积累，既然我突破不了我的父亲，那么娶一个我注定不喜欢的女人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娶这个，就得娶那个……总是要娶的。结婚那天，我脸色苍白，大病一场，人们却像自己结婚了，脸色红润，头发上沾着彩纸。他们认为再没有比这一对更般配的了，他们将我丢在床上，就好像丢一只捆绑好的牲口。他们把门重重拉上，然后反锁上它。他们在外边嘿嘿地笑。我看着我的女人，尴尬地笑，任由她的手抚摸我的头，感觉像一个孩子被陌生的妇女抱着，像一个人投水自杀，一步步走到深湖里去，淹没了。
后来呢？
女子玩弄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旁边的夫妻正好奇地看着这边。
后来我成为一个业余登山家。开始学校那些老师邀我时，我并不应允。后来他们就到我家来邀，我也不应允。我的母亲和妻子就说，你去吧，记得晚上8点回来吃饭。我就由着这些押差一样的同事带着上山了。其实我的脚一走出家门就自由了，就能感觉到它们的轻快和喜悦。但是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时我又绝望了，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到达目的地后的自己还是要折回去，乖乖折回那个四十来平米的牢笼。
女子放下手机，抱着手望着他。
其实新鲜的空气是假的，茂盛的树木是假的，潺潺流动的溪水也是假的。它们并不是空气、树木和溪水，它们是钢筋做的栅栏。我在山上坐着，包围我的仍旧不过是钢筋做的栅栏，我以为我离某种奇迹近了，其实是自欺欺人。我只不过是出来放放风而已。我出来放风，但是粗大的绳索和坚固的镣铐还锁在我身上，我走多远都是白走，我的母亲只要轻轻一拉，我就得乖乖回去。
陈世美也会这么说吧。
女子揶揄道。
是啊，陈世美也会这么说，陈世美也会找理由。
那你最后怎么还是去了呢？
因为我在山上听到了巴赫。
巴赫？
是啊，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西方音乐之父。
你这么说我倒有印象了，那个人总是教育我，说这个巴赫生前死后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受重视，后来就被尊称为开山鼻祖了。
是。如果不是后来一个叫卡萨尔斯的少年买了一只新琴想练手，去城市中所有的乐谱店找可供演奏的谱子，他那伟大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就要永远沉睡了。
巴礼柯停顿了下，说：想来我也叫卡萨尔斯，却在这里生活了足足三十二年。
他接着说：我顶职回城时，教育部门的人问我，你知道楚辞吗？对函数了解多少？会不会英语？草履虫呢？我摇头，额头渗出汗来。他们说，那好吧，你去教体育。其实我应该跟他们说，我知道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和巴赫，但是我一紧张，就做了三十二年的体育老师。
这时门外传来宝马车发动的声音，女子转过头去。那华贵的银灰色车皮掠过时，女子露出被镇压的表情来。她在嫉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