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年的历史，雷曼兄弟这个几乎伴随着美利坚成长的投资银行曾经一度在金融魔术的边缘游刃有余地积累着财富，而今却灰飞烟灭……
从斯特恩那里回到酒店，我仍然沉浸在与NBA合作的美好蓝图中。我喜欢赛场上那种超越一切的精神，尤其是篮球比赛，那是一门集体合作的艺术。斯特恩本身的经历也很好地诠释了马克思·韦伯所谓“以工作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资本主义精神”。
不幸的是，在巨额利得的蛊惑之下，并非所有人都和大卫·斯特恩一样，理性地追求着利得。他们不惜一切地创造出各种有系统且合法的挣钱装置，最终失去了自我，注定在海啸中沉没。
今天下午，我将约见纽约州银行厅监理官纽曼。2008年9月15日，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正窃喜于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我却在新闻中看到了雷曼兄弟的破产。铆足了劲儿的海啸终于因为这个百年投行的倒闭而井喷，并一发不可收拾。回想起数月前，在给我们纽约分行颁发银行执照之时，纽曼先生还意气风发地说：“纽约曾经是，目前也仍然是，国际金融的集散地和世界的金融中心。”
这个论断并没有人否定。只是，短短几个月，已沧海桑田，不知纽曼身在其中，会做何感想？感受华尔街的冬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走近这些身处冬天的人。想到这里，我心中不由涌起许多疑问，想要与老朋友作深入的探讨。而雷曼兄弟的猝死，无疑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以坦诚为器
下午3点，当我来到位于一州街的纽约州银行厅时，面前的纽曼却难掩满脸焦灼和疲惫。
我热情地上前握住他的手说：“很高兴又见到您，本次是特地来表达谢意的！招商银行纽约分行明天就开门纳客了，我们能够获批开业，是因为得到您很多指导和帮助，非常感谢！”
“纽约通常只接纳最优秀的银行，你们做到了。”纽曼笑了笑，指着他身旁的两个人说：“为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副监理官费希尔，他旁边的是第一助理帕特。”
“很高兴认识你们。”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一些场合见过面了。
费希尔笑着说：“现在华尔街正经历着寒冬，招商银行在纽约开业，真是个让人兴奋的消息。”
我回答：“在这个时候开业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相信，中美经济相互依存，这个基础不会改变。我们对两国双边投资和贸易的发展充满信心，因此也对定位于服务中美贸易的纽约分行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期待招商银行能为纽约注入新的活力。”纽曼的眼神充满真诚。
我对他说：“诚挚邀请您出席我们纽约分行11月19日的开业答谢酒会。这是我们这次来拜访您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想听听你们对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纽曼表示很有兴趣，说：“感谢您对纽约州银行厅的信任，感谢您的邀请。我和我的团队非常愿意参加纽约分行的开业答谢酒会，期待与您一道分享这一时刻。关于您的问题，我和我的团队时刻准备好为您提供服务和回应您的需求。如果现在有什么建议，那就是需要强调一点：要与联邦和州的监管机构有更多的坦诚对话，这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正如纽曼所提到的一样，坦诚对话是解决矛盾的办法。很多同业的朋友问起纽约分行申请成功的关键，我都告诉他们，是坦诚对话。这也是我在整个申请和开业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一点。
2008年4月，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袁莉女士采访时曾说过，在现实世界里，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达成共识的关键在于坦诚沟通。
为了美国代表处和纽约分行的获批，我与华尔街及美国政府打了四五年交道，差不多是从一家家登门拜访开始。在这个堪称“艰辛”的过程中，我们向美国政界和商界的许多人介绍中国，介绍招商银行，开始他们中有些人对中国银行业并不了解，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等原因心存偏见。
但是几年下来，秉持着坦诚对话的原则，我慢慢了解了美国金融界和政界的运作规则，还使许多监管当局的官员和金融同业的竞争对手成为了我的好朋友，纽曼便是其中之一。
我问道：“您对华尔街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他眉头微皱，想了一下说：“华尔街现在面临巨大的困境，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但坚决支持政府的决定。现在这场危机已经不再是华尔街的了，它正在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除了监管一般性商业银行之外，我们还监管社区性银行。我这里有一个可能微不足道的有利消息，这些银行中很大一部分在健康地发展。”
据我所知，目前美国拥有包括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在内的社区银行10000多家。从经营效益来看，这些中小银行的经营非常稳健，不仅各项收益指标与大银行差距有限，其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显著高于大银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他们不仅幸免于难，而且有的还能盈利。
纽曼接着说：“不论这场金融危机最终怎么度过，什么时候出现转机。但能够预见到的是，明年和未来都将出台更多的举措，联邦和州银行监管机构在未来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点点头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投行和评级机构需要重新认识和对待。”
纽曼颇有同感，说道：“投行不断包装新的产品卖给全世界，没有充分揭示这些衍生工具所蕴含的风险，投资者无法知道和了解风险的存在。评级机构受到利益驱动，违背职业操守给次贷风险产品进行不合实际的信用评级。”
“我完全赞同您的看法，金融创新太超前，以至于监管当局都不知道衍生品后面蕴含的巨大风险。金融工具背后的利益驱动因素更是无人问津。”
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不是突然出现的，本次风暴亦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滞后的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我对纽曼说：“作为纽约银行厅的监理官，现在您身上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
他面带歉意地笑笑：“正是这样，我待会还要接待一些媒体访问，他们正在门外等候。所以请原谅我不得不提前离开，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我本想就雷曼兄弟倒闭的问题和他继续探讨，听说他还有要务，只好作罢，并站起身来表示：“您在这么忙的特殊时期还抽空与我们见面，上次您为我们纽约分行颁发营业执照时还专门召开媒体发布会，我非常感谢您！”
2008年7月14日，纽约州银行厅特地为招商银行纽约分行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签字和发照仪式，还邀请了多家新闻单位采访。以新闻发布会形式颁发外国银行执照，对纽约州银行厅来说还是第一次。仪式上，纽曼亲自出面介绍了批准招商银行设立纽约分行的原因，以及此次发照的重要意义。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特殊礼遇，招商银行员工都感到自豪。
纽曼微笑着说：“并不是每一家银行都能受到这样的重视，但是招商银行这样的优秀银行应该享受最好的待遇。您能够选择在纽约州银行厅注册，对我们也非常重要，我们也深表感谢！”
我笑笑说：“我会动员其他中资银行来美国的时候，都选择纽约州银行厅作为注册机构。非常高兴您将参加我们11月19日的答谢酒会！”
“期待在那时能够见到您！”说完，纽曼就匆匆地离开了。
经济珍珠港事件
纽曼离开后，我把雷曼兄弟破产这个问题抛给旁边的副监理官费希尔：“政府对‘两房’、对AIG、对雷曼，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态度？”
他回答：“两房过去一直以来都是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因此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最后要政府信用来承担。”
“雷曼破产的破坏性后果，是政府对AIG采取不同举措的主要原因。此外，AIG还涉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成百上千个子公司，如果让它像雷曼一样，受牵连的面未免太大，方方面面将遭受难以设想的后果。”
这个回答听上去滴水不漏，但显然不是故事的全部。与费希尔等人就其他话题交换意见后，我们互相道别。
回到酒店，我倒了一杯茶，坐下来小憩。“为什么倒下的是它？”我不禁又一次回想起这场风暴的爆发点--见诸于各家媒体头条的雷曼倒闭的过程。
2008年9月15日，曾经位居华尔街“五大投行”第4位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这个有着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巨人一朝完结。
其实，在2008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期，雷曼兄弟还实现了4.89亿美元利润，算是安抚了投资者。但随着专业人士对其财务数据的质疑，雷曼的危机开始一点点显露出来。有分析师怀疑，盈利中相当部分来自于印度即将上市的企业KSK能源的未实现利润，而雷曼兄弟没有对其所持的债权抵押证券（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做足够的冲减--一季度，雷曼兄弟对65亿美元CDO的冲减仅为2亿美元。然而，这些CDO中大约有25%的评级是BB+或更低，均是垃圾级。
雷曼兄弟所做的CDO规模在所有投行中排名第五，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美林和花旗都比它多。按理说以65亿美元的规模，绝不足以把雷曼兄弟拖向破产。不幸的是，CDO后面还有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一款专门用来对冲CDO违约的产品。投行将CDO的利息收入分解成两个独立的模块，一个是资金使用成本，另一个是违约风险成本。投行需要将违约风险成本转嫁到别人身上，为此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叫违约保险金--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承担CDO违约风险，那将??不支付任何资金、不与被保险资产产生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获得一笔分期支付的违约保险金。
从由次级债到CDO再到CDS的设计可以看出，其目的就是释放低等级金融公司的风险，使它们有能力继续放债。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行为放大了金融机构的放款能力，使得市场容量爆炸式膨胀。CDS这一产品的出现更让贷款人觉得，可以拼命放贷而无须担心风险。而实际上也是如此，CDS的市场是次级按揭市场的48倍，相当于美国GDP的4倍。更为不幸的是，根据2007年惠誉的报告，雷曼是市场上10家最大的CDS对家之一。对合成CDO和CDS市场的深度参与，是雷曼倒塌的直接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