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执行枪决的任务时，中队长给李铁兵熟悉了罪犯令人发指的案情，李铁兵满腔义愤从而克服了心理障碍。
在第一次执行大会后，针对这次执行的情况，武警中队召开了总结会，大家对李铁兵的失误进行了讨论。薛成队长要求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各抒己见。通过总结，达到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共同提高，以后尽可能减少并力争杜绝问题发生的目的。
有人说：“总的看来，这次执行任务完成得不错，九名执行枪决的对象，其中八名执行得很顺利，干脆利索，一枪毙命。只有新战士李铁兵在执行中出了点问题，导致了补枪，造成了不良影响。”
有人接过话头说：“这也难怪，人家是第一天来中队，第二天就上刑场承担执行枪决的任务，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任务，哪有不出问题的？”
有人反驳道：“第一次执刑就非要出问题吗？枪口就顶在执刑对象的背上，事先还用粉笔画了圆圈标明了位置，可还是偏离了十三公分之多，他还是新兵连实弹射击考核的冠军，实在是说不过去，真是无法理解！”
有人附和道：“就是嘛，第一次执行就非要出问题不可吗？参与执刑任务的谁都有过第一次，难道每个第一次执行死刑任务的都会出问题吗？我看呐，原因还得从自身找，从思想上找！”
这时，郝金标举手要求发言，薛成点点头道：“郝金标，你说吧！”
郝金标道：“我这人有话就藏不住，刚才听了几位老同志的发言，我觉得都有道理。我也有几句话要讲，说得不对，请首长和老同志们批评指正。执行枪决死刑犯这样的任务，看似简单，枪口顶在死刑犯的背上，一扣扳机就完了。其实并不简单，我觉得这和打靶并不一样，靶子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可是我们执行枪决的对象是一个个有鲜活生命的人。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枪打死，这是需要勇气的。”
有位老战士打断郝金标的话，反驳道：“这就奇了怪了，死刑犯有什么可怕的？他被五花大绑着跪在那里，手无寸铁，又无法反抗，更不存在以后报复的问题，怎么就没有这个勇气呢？”
郝金标道：“我这里说的是行刑的武警枪手自我心理上的勇气。虽然这些死刑犯都是些罪大恶极之人，经法律审判应受剥夺生命的严惩，但是作为武警行刑枪手，与他素不相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要去一枪打死他是要有心理勇气的。”
有人提议：“还是让李铁兵自己说说吧，他当时是怎么把枪打偏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
薛成队长道：“这个提议很好。李铁兵同志，你说一说吧！不要有任何顾虑，现在不存在要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为了探讨问题，找出原因。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就怎么说，心里想的什么你就说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你一个人的经验教训，变成我们全中队的精神财富，你明白吗？”
李铁兵想了想，心情沉重地道：“我明白。我这次执行枪决死刑犯的任务没有完成好，辜负了首长对我的信任，造成了不良影响，拖了队里的后腿，我对不起大家。别看我这个人在新兵连射击考核得了个冠军，实际上我的胆子特别小，长这么大连鸡都没有杀过一只。薛队长让我参与执行任务，我一听说要让我杀人，我就心惊肉跳，一整夜没有睡好觉。刚才很多老同志讲了，许多第一次执行枪毙死刑犯任务的，都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出问题，可是我不行，这就是我和他们在素质上的差距。在新兵连射击考核中我得了个冠军，很是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得，实践教训了我，我错了！刚才有的老同志也说了，枪口就顶在人家死刑犯的背上，事先还用粉笔画了圆圈标明了枪口顶住的位置，为什么还打偏了呢？的确很不应该！当时的情况是，我心里非常紧张，不是一般的紧张，我的手心都出汗了，双手在不停地发抖。
在扣扳机击发的一刹那，我闭上了眼睛，结果枪就打偏了。要问我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我还真没有想什么，当时紧张得停止了一切思维活动，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在这之前我倒是有想法，我曾想过，虽然我执行枪决的对象犯了死罪，但毕竟与我素不相识，无冤无仇，而我现在要将他一枪打死，是不是有点残忍了？看到有些死刑犯被架上刑场时那副无助的、害怕的样子，实在感到有些可怜，于心不忍。我知道我这样想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之所以被判死刑就是因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他们究竟犯的什么罪我并不知道，他们凶恶到什么程度我也不了解，所以从心里恨不起来。还有一个顾虑，我们农村老家现在仍然盛行迷信思想，相信鬼神，说什么人死了有鬼呀，鬼还会报复人呀！我是高中毕业生，也知道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可是在执刑前夜，脑子里乱哄哄的，被这些问题纠缠着，一整夜没有睡好。我就想，要真是有鬼，犯人死后成了鬼要找到我报复我，那可就糟糕了。”
薛成队长道：“李铁兵的发言很好，好就好在他敢于讲真话，向组织、向大家伙儿交心。这次执行任务，虽然问题出在他的身上，根子却在我的身上，责任在我！”
这时，中队指导员刘武插话道：“我是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我应负主要责任！”
薛成继续道：“我忽视了对新同志的思想教育。执行枪决死刑犯，对我们中队来说不新鲜，可是对新入伍的同志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古今中外执行死刑的方法有很多，我们现在枪决的方法，是比较文明的，相对历史来说是一个进步。中国古代，处死人的方法极其残忍，花样百出：五马分尸、乱箭射死、乱棒打死、宣纸闷死、绫绸绞死、毒酒鸩死、浸水淹死、砍头处死……最残忍的要数凌迟处死，就是所谓的‘千刀万剐’，用刀一块一块地割肉，要割够规定的刀数才能让犯人死去，早死晚死都不行；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处死死刑犯的方法主要有断头机和绞刑架。而现在，世界上处死死刑犯的方法主要有枪毙、绞刑、电椅和注射四种。要说对犯罪震慑效果最强的还是枪毙，其次是绞刑。电椅和注射一般都在秘密的行刑室里进行，谈不上震慑作用。
我国目前大都是用枪毙的方法执行死刑，但即使是用最文明的注射执行死刑的方法，对执刑的人来说也有一个克服心理障碍的问题。所以注射执行死刑时，都是由两个人共同执行，一人用的是蒸馏水，一人用的才是能使心脏停止跳动的氯化钾，执行的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使用的针管里是蒸馏水还是氯化钾，这样就可以缓解执行人的心理压力。对于武警行刑枪手来说，产生心理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老战士参加执刑的次数多了，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李铁兵是新战士，又是第一次执行枪决任务，心理压力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忽视了这一点，对他缺乏事前的心理疏导，没有把死刑犯的案情向他通报，以至于他对执刑对象所犯罪行及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一无所知，自然对执刑对象就恨不起来，甚至会被罪犯临死的可怜相所迷惑，从而产生同情心理，感到不忍下手。这一点，我要坚决改进。
以后执刑前，会向参加执刑的战士通报执刑对象的犯罪情况，让战士从内心深处痛恨这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让战士意识到行刑是为社会除害、申张正义、弘扬法制，是履行我们作为人民卫士的天职，是大好事。要知道我们是‘神’，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是那些残害无辜人民群众的暴徒恶霸的红色死神！那些死刑犯是什么？他们是社会的公敌，正在受法律的制裁，我们不应该有任何顾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人民群众有了冤屈，受到了犯罪分子的祸害，靠谁给他们申冤报仇呀？就只能靠靠法律伸张正义，我们的政法公安机关，靠我们人民武装警察。至于鬼神呀什么的，纯粹是无稽之谈，作为唯物论者根本不应该受其影响。连很多算命先生之类的迷信职业者自己都承认，他们宣扬的那一套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军人、武警战士，是有高度思想觉悟、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新时代青年，如果相信迷信，被那些骗人的鬼话弄得人心惶惶，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1985年3月23日，南江市又一次召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公开宣判执行大会。李铁兵又一次被薛队长指定为执刑枪手。这一次，共有五名被判处死刑的犯人。
李铁兵执刑的对象是一名诈骗强奸惯犯，此人名叫黎金尧，长得又黑又瘦，头发灰中夹白，实际年龄只有三十六岁，看上去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头了。这小子是个痨病鬼，患肺结核已经十多年，长期患病，加上迷恋女色荒淫过度，促使他过早地衰老了。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有着一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他就是靠着这张嘴，冒充大领导的儿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冒充现役军官、警官，行骗江南五省二十多个地市。共诈骗钱财二十八万多元，骗奸、强奸少女少妇十七名。其中一名少女被他强奸后羞愤之极，留下一纸控告信后上吊自杀身亡。
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在召开执行大会的前一天，中队指导员刘武召集执刑枪手，进行了战前动员。刘指导员说，这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领导指派我们执行这一仼务，是对我们的信任和考验。这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们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授权，对他们执行死刑。上级要求全体参战人员，要以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义无反顾地完成好这一次执行任务，确保万无一失。
这次，郝金标和郑志仁也都接到执刑的任务。与当初李铁兵的紧张害怕的情绪相比，郝金标显得十分兴奋，郑志仁则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刘指导员作完战前动员，薛队长接着通报了五名死刑犯的案情，对李铁兵的执刑对象黎金尧的案情，介绍得尤为详细。
薛成特地从南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借来了黎金尧的有关案卷，将黎金尧的案情给李铁兵作了概要介绍后，让李铁兵自己阅卷，了解黎金尧犯罪的详细情况。案卷中既有审讯笔录，也有旁证材料。
看了案卷材料，李铁兵觉得黎金尧的骗术其实并不是很高明。他只不过善于抓住人们的心理，擅长迎合人们的心理罢了。他知道人们在想什么，要追求什么，据此制造假象，所以往往是频频作案，屡屡得手。当时，许多农村中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靠双手在田地里刨食吃的农民，都想让自己的子女能跃出农门，进城当上工人或者吃皇粮的干部，不但能够光宗耀祖门庭生辉，而且自己老来有靠，将来进城过一个舒适的晚年。黎金尧就抓住了他们的这种心理，他知道偏远农村消息闭塞，见识狭隘，比起城镇居民要好骗得多。他在城里的劳动局要了一张招工表，然后自己复印了一叠，到个体雕刻印章的摊子上，花钱雕刻了一枚“南江市劳动局招工办公室”的公章、一枚“同意录取”的签章、一枚所谓局长“孙家友”的私章，盖在“招工表”上相应的空白处。准备好这些行骗的道具以后，黎金尧便动身前往农村。
他把行骗作案的第一站，选在南江市西北山区的枫林乡。在动身之前，先以市劳动局局长的名义打了个电话到了枫林乡，接电话的是枫林乡政府办公室的郑秘书。黎金尧声称，市劳动局有位叫邱洪林的科长（这是黎金尧行骗作案时用的化名之一）根据市计委下达的指标，到他们乡村招收一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要乡村全力协助配合。（那时候电讯远不像后来这么发达方便，城乡之间还是人工接线的交换机，电话机也是手摇的磁石电话机，城里打一个电话到偏远乡村，往往要经过层层人工转接，所以对方如果要核实打电话人的身份真伪，是很不方便的。）
郑秘书接到电话后，首先想的不是核实对方身份的真伪，而是如何为自己的亲属子女搞几个招工指标。加上黎金尧到了后，拿出的“招工表”上公章私章一应俱全，所以他压根儿就不曾对黎金尧的身份产生过怀疑。郑秘书向到下面村里检查工作的朱乡长电话汇报后，便安排乡政府的伙房杀鸡买鱼割肉，办宴席招待黎金尧。朱乡长特地赶回乡政府亲自接待，随后又安排了郑秘书大力协助“招工”。
在郑秘书的出面协助下，黎金尧以收取报名费、政审费和体检费的名义，顺利骗取了一万四千四百元现金。当天下午就以特别招干为名，带着一名长相漂亮名叫叶晓华的十九岁女青年离开了枫林乡。
进了南江城，黎金尧把叶晓华安置在一家小旅社住下，然后使尽浑身解数，花言巧语骗取了叶晓华的信任，将她摧残蹂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早上叶晓华还在睡梦之中时，黎金尧就悄悄起床，丢下叶晓华，一个人搭上了南江至杭州的特快旅客列车，到外地吃喝玩乐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