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领方面，岂称长城倚。”这是因“庆历新政”失败而远走邓州的范仲淹抒发的林下之志。
“临风梳短发，萧飒晚凉新。不识市朝客，何如江海人。沉吟凭棐几，欹侧戴纱巾。浊世事无尽，东窗聊放神。”这是因反对“熙宁变法”而辞职退居洛阳的司马光散发的释怀之诗。
被坚硬的现实猛击之后，两个在不同时代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用相同的叹息表达了他们一般萧疏散淡的心境。
在北宋，相差三十岁的他们是如此相似！
政治上，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济世报国情怀，而且分别见信于赵家帝王，并都以政治领袖的姿态勇立潮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君尧舜，安定黎元，造福天下。
同时，他们身在官场，心却又都不忘学术，各自以其巨大的热情和精力，超凡的学术造诣，强大的人格魅力，感召并凝聚着他们各自所在时代的文人，使得他们都成为耀眼的学术重镇。
略微不同的是，范仲淹强烈的用世之思、不得闲暇的政治奔忙，使得其个人能量的散发在事功方面掩盖了其学术思想；而司马光由于急流勇退，从政治漩涡中及时拔身而出，院门虚掩，悠然闲栖一方，潜心于学术探研，于是最终使其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巍然矗立于学术之林。
从而，两个相似的人便各自不一样起来。
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亘古的范仲淹，永远是一副苍生在念、胸怀天下的政治家姿态。而潜心书斋、返身归诚、寻扬驳孟的司马光，则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大师身姿。
人们往往因他主编的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先入为主地将他认定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而忽略了他内涵更为丰富也更为辽阔的儒学大师的实际身份。
那就先来听听其他大师对他的专业认定——程颐说自己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光、邵雍、张载三人耳。
朱熹称赞司马光：“温公可谓知、仁、勇。他那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在《六先生画像赞》中，朱熹将他与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圈定一处，集体尊为北宋理学“六先生”。
一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其为涑水先生；死后被谥为温国公，故而又被人称为司马温公。生于公元一〇一九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公元一〇八六年，宋哲宗元祐元年。
与少年丧父，母亲改嫁，继而怀志离家，独自赍志求学在应天府书院，过着划粥割齑贫寒困苦生活的范仲淹完全不同，司马光有着一个无比幸福的童年。在这一点上，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大师，比如小他一岁的张载，还比如长他两岁的周敦颐，统统不能与之相比。
其实，单是听听这个姓氏，就可以大致推测出其显赫的家世。
不错，司马光就出生在两晋时期的天下第一大姓之家。其远祖是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司马孚后裔司马阳为北魏征东大将军，死后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的高堠里，其子孙便定居繁衍于此。此后，这支司马族人遂息居乡里，直到北宋立国之初，“以气节著乡里”的司马炫考中进士为富平县令，司马家族遂再次兴盛，司马炫就是司马光的祖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高位重，为尚书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苏轼曾充满敬意地说他：“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
作为典型的官二代，司马光生活裕如，环境优越，但他没有让这些先天的优渥条件成为阻碍自己成长的病态寄生温床，而是将之作为更有利于成长的充裕养分加以汲取。
天资聪颖的他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称司马光：“其幼时患记忆不若人，众兄弟既成诵，而游息矣，独闭门不出，俟能讽诵乃已。自言：‘用力多者收功远，乃终身不忘也。’及长，遍览古籍，博闻强志，曰：‘书不可不成诵。或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宝剑锋从磨砺出。刻苦向学，孜孜不倦，加之天资聪颖，使司马光很早就展示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异禀。《宋史·；司马光列传》称：“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更为可贵的是，少年时期他就养成了笃实守诚、不事虚妄的可贵精神品质。所以，在司马光后来困居长安期间，因为囊中羞涩，让一个老兵将自己平时所骑之马牵到市场上去卖，他特意嘱咐老兵，这马一到夏天就犯病，记得一定要先告诉买马人。
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位可爱的卖家。
北齐的皇甫亮因为所居住宅地势低洼，标价出卖。有意者问他出卖的原因，他实话实说：“因为宅第下雨时积水不泄，水一直流入床下。”他因此贡献出一条成语典故——皇甫无饰。
不知道皇甫亮的行为与乃父有多大关系，司马光的诚实端直却来自其父司马池的教育。
据说，司马光五六岁时有一次要吃胡桃，一位婢女用热水泡过后为其顺利去皮，在姐姐问是谁帮他去的皮时，司马光谎称是自己。司马池为此厉声训斥：“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深以为耻，将这句训诫写在纸上，一生中时时拿出翻看，以为自警。从此，毕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邵康节就深有感触地说，司马光为“脚踏实地人”。
正因为司马光的端方性格与守诚秉性，构成了他所营建的涑水之学的最基础本色：恭俭正直，谦虚守诚。
在《事亲》中，司马光自道：“迂叟事亲，无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在《回心》中，他说：“去恶而从善，舍非而从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为如制悍马、如斡磻石之难也。静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转户枢，何难之有？”
难怪，同时代的学者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充满服膺地评价涑水之学。刘漫堂在《麻城学记》中说：“温公之学，始于不妄语，而成于脚踏实地。学者明乎是，则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陈忠肃在《与龟山书》曰：“凡温公之学，主之以诚，守之以谦，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幼小树苗上的一次微不足道的轻微刮碰，会在后天的大树枝干上留下醒目的疤痕；童年时的一次悉心扶正，则会在成年后的人生显现出弥久而可贵的品质。
世上，总有太多愚蠢的父亲，在用爱的名义一步步将儿女微笑着送入骄横跋扈的池塘，然后再痛苦地看其溺毙。司马池却是聪明的。
为此，值得向司马池先生致敬。
二
宋朝没有今天的报纸、电视、电台、网络，但却一样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大众传媒，那就是坊间的图书。
见义勇为的典型，山西少年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就是通过“京、洛间画以为图”这个主流传播渠道，轰轰烈烈地在全国流传开来的。
背负着机智、勇敢等巨大而影响广泛的声誉，司马光度过了他的少年。荣誉是把双刃剑，少年成名所带来的荣耀感可以将一个儿童渐渐捧杀，也可以让一个内有所持的人为之自我警惕，并始终以淡定的目光去看待人们对自己的夸赞，从而更加笃实起来。
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是前者的典型，司马光是后者的典范。
不喜华靡，不事张扬，踏实笃定，从此成为司马光显著的性格特点。这在宋仁宗宝元元年，二十岁的他中进士甲科后表现得尤为充分。参加御赐的琼林宴时，他竟然“闻喜宴独不戴花”，最后还是在同科其他进士提醒“君赐不可违”，司马光才勉强簪花一枝，步入宴会。
琼林宴，是北宋朝廷为示宠恩，增加科举士人的荣耀感，特在宋京都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琼林苑为新科进士及第者举行的御赐宴会。它脱胎于唐朝时为举人所办的“鹿鸣宴”，后来到宋徽宗政和二年后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之时又称为“恩荣宴”。
参加者皆为新科进士，举酒贺拜，簪花而出，不仅宴会规格高，更代表着一个读书人的至高荣誉，因而备受士人欣羡，同时也让参加者感觉光荣无比。文天祥就曾有一首《御赐琼林宴恭和诗》记述琼林宴盛况：“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年甫及冠，就进士及第，琼林簪花，御街打马，这是何等的尊荣与光耀？但他却能如此淡然面对。这也许就是他在《无为赞》中所写下的：“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
有这种治心以正、保躬以静的心态，自然能平淡面对一切，从容应对一切，不管是荣耀扑面而来，还是困厄骤然罩身。
进士及第后他步入仕途。开始时，担任奉礼郎、华州判官、武成军判官等职，公元一〇四五年，二十七岁的司马光回到京城为大理寺评事，补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大理寺丞。公元一〇五一年，经枢密副使庞籍推荐，司马光升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在馆阁里校勘图书，这无疑是个非常适合他的工作。置身于皇家秘藏宝库之中，上搜下绍，左卷右简，尽情翻阅典籍，恣意钻研经史。便是在此时，他撰写出《古文孝经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雄作品考订印行。
公元一〇五三年，司马光又在庞籍推荐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在此期间，他更为专心致志地研究史学，探求往古治国之道。次年，因庞籍失相，他又随恩师辗转郓州、并州，于公元一〇五七年庞籍获罪后，引咎辞职。
二十年游身宦海，从中不难看出，司马光长期在下级仕僚的位置上滞留不前。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正是以开明能干著称的宋仁宗统治时期。
宋仁宗赵祯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有为明君，他知人善任，勤俭约己，勇于纳谏。他在位的四十二年中，除火药之外的中国其他三大发明，就出现在此时。不独如此，这个时期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仁宗死后，当驾崩的讣告送到敌国辽国时，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就连大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宋使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苏轼站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陈师锡站得更远些，他往回打量北宋时说：“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就连南宋宰相秦桧也感慨道：“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明朝的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在《立斋遗文》中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祐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孔子的教导响彻耳际。置身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自己却始终游离于主流阶层之外，于司马光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
高官厚爵非他所想，他苦恼的只是位居下僚的自己，如何实现致君尧舜、报国济民的抱负。
在《初见白发慨然感怀》诗中，司马光惆怅万端地写下：“我年垂四十，安待无华欺？所悲道业寡，泊没无他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宿心空弃，年华流逝，自己却一事无成，他不能不为之怅惘沮丧。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忧国忧民的用世情怀。
位卑未敢忘忧国。公元一〇五四年，四十五岁的宋仁宗因久无子嗣，太子迟迟不得立。在并州做小小通判的司马光，听到谏官范镇向宋仁宗建议选人立嗣后，立刻写信给范镇，劝其要以死相争。而且不顾自己官职低贱，司马光竟然向宋仁宗上书三章，劝其马上选人立嗣。在《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中，他向仁宗讲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力呈不早立嗣之害。但结果是，“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终者”。
要知道，劝皇帝立他人为储君，朝中元老往往也对之三缄其口的。上这种奏章犯了好几重大忌：一、掺和帝王家事，有扰乱宫帏之嫌；二、揭领导无生育能力的短，极为伤害同样也是男人的帝王自尊心；三、皇帝正值旺年，劝其早选他人为太子，有影射帝王寿考之嫌；四、立储向来是后宫斗争焦点，此举极可能将自己置入权力角斗场上，危机四伏。
司马光没有理会这些。
他胸中沛然的是一腔儒者道气。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的原话说就是：“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
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牵涉其中，没有半点逢迎投机之意，他只是以国家长治久安的立场，冒着天大的危险，一而再地提请皇帝早日立嗣。
到公元一〇六三年司马光任同知谏院时，他再次面向皇帝坚请立嗣，而且不容分辩地说：“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由此，宋仁宗大为感动，遂下定决心立侄儿赵曙为皇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当诚惶诚恐的赵曙想谦虚一下，表示不敢接受时，又是司马光站出来，向他义正词严地讲：“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赵曙这才且惊且喜地受命。
三
进谏是需要勇气的，但纳谏更需要勇气。
双方缺一不可。相对于进谏者那张面折庭争的勇敢的嘴，纳谏人那双从善如流、有理性分辨的耳朵更显可贵。
在唐朝，魏征的嘴巴与李世民的耳朵便形成了良好的默契对应关系。但魏征的直谏，却似乎总有着某种为反衬太宗虚怀若谷而故意犯难较劲的成分，纳谏与进谏双方有演双簧的浓重痕迹。破绽就表现在，魏征绝不非议同僚，只是揪太宗可有可无的小瑕疵。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不开罪同事，赢得群众基础；二是在反证领袖的高大中获得上司满意。
魏征享有的千古直臣之名，其实是可以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司马光不这样。他的进谏没有选择，也没有前提，更没有禁忌。
极受宋仁宗信赖的宦官麦允言死后，皇上违反礼制赐给卤簿，即按一品官的仪仗出殡。司马光上书指出：“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
权高位重的夏竦，死后被仁宗赐谥“文正”，满朝无人反对，独官职仅为同知礼院的司马光大摇其头，他向仁宗诘问：“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宋仁宗于是改谥其为“文庄”。
宋仁宗因追念章懿皇太后，即历史上“狸猫换太子”传说中的受害者李宸妃，将自己爱女兖国公主嫁给她的侄子李玮，婚后小两口却感情不好，仁宗下诏黜李玮卫州，兖国公主回大内禁中居住。司马光为此进谏：“玮既黜，主安得无罪？”仁宗听闻后，降公主沂国，待李氏恩遇不衰。
充媛董氏死，宋仁宗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又来指责：“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
不管是朝中权臣还是大内宠宦，不管是帝王宠妃还是皇帝爱女，司马光统统不管不顾，只要有悖于礼，不合法度，那我就据理力争，奋起指责。
宋英宗于公元一〇六三年即位，上台后诏集群臣集议濮王典礼。
起因是，英宗即位之前，其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已死，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认为应尊濮王为“皇考”，龙图阁待制司马光表示反对，他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于是与谏官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强烈主张崇濮王为“皇伯”。最后，曹太后从后宫降下懿旨，以“皇考”定论。
表面看来是正反两派在围绕一件不凉不酸的事情相互争议，其实，反对派是在冒犯宋英宗本人，不给现任领导面子。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因此被黜，为此司马光请求一同被贬放。
曹佾是曹太后的亲弟弟，被宋英宗擢升为相。而此时宋英宗因病不能亲政，朝政由曹太后垂帘。司马光却无所顾忌地上书指出：“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
官宦任守忠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宋仁宗准备立赵宗实（即赵曙）为皇子时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宋英宗即位后，任守忠又捏造谣言，在宋英宗与曹太后之间挑拨离间，搬弄是非。但他却深得宋英宗信任，致使其势焰熏天。面对他，司马光毫无畏惧，上书英宗直指其奸：“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而宰相韩琦、富弼则竭力庇护任守忠，无奈，宋英宗只好降任守忠为节度副使，天下人闻之称快。
公元一〇六七年，兵部员外郎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司马光再次上书直言其佞：“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故景帝待之厚。周张美私以公钱给世宗，故世宗薄之。广渊交结奔竞，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今当治其罪，而更赏之，何以厉人臣之节？”（《宋史·；王广渊列传》）一向信好王广渊的宋英宗没有听取直谏，但由此也更为器重司马光，升其为龙图阁直学士。
司马光像一个安置在大宋朝廷的敏感警报系统，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背景多复杂，牵涉的事体有多大，只要逾越了法度，超越安全警戒线，我便狂鸣不已，向整个王朝报警。
有意思的是，司马光也曾将自己比喻为一只晨鸡，在《朝鸡王乐道》诗中，他暗许自己“清晓长鸣独先众，朝者恃此能知时”，能“一声高兴耳目醒，四远群阴俱避易”。
如今，这只雄鸡的叫声已然不能叫醒梦中人了，他怎么能不为之黯然呢？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角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初到洛中书怀》）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已然透出厌倦朝廷、移情林下的情绪了。
他，的确厌烦了。
四
公元一〇六七年，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改元熙宁。
熙宁。一提到这个年号，就会让人想到中国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当然还会想到在这场变法中引吭高歌的领唱王安石。
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多年来北宋国家财政空虚、官员机构庞大、军事力量疲软等问题日益突出。
公元一〇六四年，治平元年五月，反对变法的曹太后终于撤帘还政，亲政之后的宋英宗实在想有所作为。甫亲政，他就向大臣们提出一个严肃命题：“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到治平三年九月，宋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对腐败的吏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可惜，雄心勃勃想有番作为的宋英宗于次年正月去世，他的一腔改革宏愿只能留待后人去实现。
于是，大宋权力宝座上出现了赵顼，他就是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宋神宗。
赵顼尚为太子时，即已深察国家政体中存在的种种积弊，并一心奋发图强。他特别留意那些要求改革的呼声。王安石于嘉祐三年（公元一〇五八年）任度支判官时，曾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并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路。当时虽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其言辞恳切、深中肯綮的《言事书》却给赵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公元一〇六七年，宋神宗即位之后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又诏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公元一〇六八年，宋神宗再次诏王安石“越次入对”，商讨变法。公元一〇六九年，熙宁三年，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保障变法顺利实施，特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他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超凡勇气，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同年，颁布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
熙宁改革也一直在反对派激烈抵制与严厉批评声中艰难进行。反对者的阵营十分强大，这中间有在深宫仍具有话语权的太皇太后曹氏，甚至还包括“庆历新政”中的改革派韩琦、富弼等三朝元老，也包括程颢、邵康节、张载等学界名流。围绕改革，形成新旧两党。
为强化新政推行，王安石一方面对许多旧党人物进行严厉打击，如吕公著被贬知颍州，赵抃贬知杭州，程颢贬谴京西路提点刑狱，张戬贬知公安；一方面为聚集拥护力量，又极为草率地提拔任用了一批德能皆衰的政治投机者，造成了忠良早罢黜、奸小充庙堂的失衡局面。
司马光就站在“熙宁变法”的反对者行列中。
面对纷扰诡谲的政坛，久生寄居林下之心的司马光早已罢息了当年“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的悬想，他几乎是带着一副自我边缘化的心态走进神宗一朝的。
且看《宋史》中的这段记载：“神宗即位，擢光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被授予翰林学士却拒辞不就，给出的理由更是牵强：俺不会写四六骈文。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王安石此时为翰林学士，道不同不相为谋，司马光不屑与之同列。
五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朝野的刑事案件。
登州女子阿云在母亲去世守丧未结时，因外力被迫嫁给了一个叫韦阿大的人。阿云嫌韦阿大丑陋，新婚之夜谋害韦阿大，结果刀断新郎一指，阿云后来投案自首。案件上报审刑院和大理寺后，审刑院和大理寺认为应以谋杀罪处决阿云，而登州知州却认为此桩婚事本不合法，阿云无罪。争执不下中，此案上报到宋神宗那里，神宗令翰林学士王安石与知制诰司马光对案件进行裁定。
王安石认为登州方面判决合理，应该无罪释放阿云；司马光却认为审刑院判决正确，应该对阿云处以极刑。其后，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颉等人上书支持司马光，吕公著上书支持王安石。围绕这个普通的民事案件，朝廷官员之中迅速形成正反两大派，结果挺司马光的一方受到王安石制裁，知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等人被弹劾，经司马光上书，神宗代为极力辩解，这些官员才得以幸免。
这个普通不过的案子，其实已经反映出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政见的严重不合。
王安石认为，祖宗成法不可不变，天下民意汹汹又如何，只要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于强军固国，那么就都应该无所顾忌地大力推行。司马光则认为，国家不应该去与老百姓争利，国家的强大之本在于取法三代的治国理念，开源节流方才是增加财政的正确途径。
从他们二人的当面辩论也能瞅见彼此存在的严重分歧。
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说：“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王安石反驳：“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对答：“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彼此的观念之争，最终导致他们之间彻底水火不容。
《宋史·司马光列传》中有记：“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之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公元一〇七〇年，宋神宗熙宁三年，针对青苗法在朝官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论争，反对者主要包括韩琦、司马光、吕公著、范镇、欧阳修、程颢、苏辙、苏轼、吕景、孙觉等人。韩琦上书对青苗法进行猛烈抨击，神宗似有所悟，王安石为此托病居家，并请求解除职务。宋神宗于是准备启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再次拒绝，他说得很直截了当：“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宋神宗最终还是决定推行青苗法，并再次启用王安石。反对变法者纷纷被解除朝中要职，贬往外地。司马光也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到长安知永兴军。
在长安与同年进士李尧夫赠别的诗中，他这样写道：“世路饱谙都是梦，人生可贵莫如身。会须筑室临清洛，相与携筇戴葛巾。”身虽在宦途，人也虽在长安，但头戴葛巾逍遥江湖的主意却已拿定，目的地也很明确：洛阳。
终于如愿以偿，公元一〇七一年司马光自请判西京御史台，获准。他自此退居洛阳，在牡丹丛中十五年绝口不提政坛之事。
六
洛阳，这座与汴京等量齐观的北宋西京，此时俨然成了“熙宁变法”反对者们集体疗伤的后花园。
富弼、文彦博、吕公著、程颐、范镇等人纷纷来到这里，购园植草，买地侍花，将这里营造成了一个鸟语花香的政治失意者精神疗养中心。
远在蜀地的苏辙曾做客洛阳范镇的东园，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诗行：“邻家并侯伯，朱门掩芳菲，畦花被锦锈，庭桧森旌旗，华堂洵金碧，叠观凝烟霏，仿佛象宫禁，萧条远喧卑。”一句“邻家并侯伯”已道出居住者的显赫身份。
如今，旧党领袖、文坛大家司马光也来了，再加上原本就息居于此的邵雍、程颐等人，洛阳城顿时人文炳焕，云蒸霞蔚，成了北宋的学术中心。
天高云淡，花木摇闲，“长掩柴荆避寒暑，只将花卉记冬春”，正是修养身心，颐养天年的好环境。
他买园于尊贤坊，取名“独乐园”，意在不与世同流，只求独乐乐。在这里，司马光用诗句与旧友故知频频酬答致意。
在给苏轼的诗中他写道：“容膝常有余，纵目皆不掩。山种远布张，花卉近缀点。筵宾肴核旅，燕居兵卫俨。比之在陋共，为乐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犹惨惨。”
在赠邵雍的诗中他写道：“家虽在城阙，萧瑟似山阿。远去名利窟，自称安乐窝。云归白石洞，鹤立碧松柯。得丧非吾事，何须更寤歌。”
其间，充满了远离魏阕之后的萧疏、散逸情致，但也透出内心的无限落寞与寂寥。
“料非闲处找乖客，乃是清朝避世人。”也许这句话最能道明他此时的心境。一个心怀天下、致君尧舜、以天下安危幸福为己任的人，又如何能彻底放下自己的所执所抱，真正享受逍遥无思的隐者生活？
既然不能置身庙堂为君主献计定策，那就俯身案头，用手中的笔来向帝王书写箴规吧。一部皇皇史著《资治通鉴》就此在蝇头小楷下徐徐展开。
其实，早在公元一〇六六年，治平三年，司马光因“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就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给宋英宗。宋英宗读后大为震动，为此专门下命设局续修。现在得闲了，正好专心致志继续叙写，而且可以放开来写。
这一写就又是十五年。从宋英宗治平三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完成，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共历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时间跨度上不同于其他通史惯行的做法，上自三代，下到作者所处之时。司马光别出心裁地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写起，下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叙写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选择这种时间跨度有司马光的用心所在，他认为“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所以要选取“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帝王所宜知”的内容，取材众史，广搜博取，“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写作此书虽然有个编著班子，但司马光本人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元丰七年，司马光在向宋神宗上书的《进通鉴表》中自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宋神宗读到后，认为这部作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钦定书名为《资治通鉴》。
值得注意的是，镶嵌在全书之中二百零五段司马光的个人述评——“臣光曰”。
《通鉴》中的“臣光曰”皆发于悖礼之事及乱世之秋，《历年图》中的“臣光曰”又都是在亡国之时有感而发，可以看出，司马光用二百九十四卷的浩大卷帙叙写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重新编著一部史作，而是要向帝王灌输并倡导儒家礼之纲纪，治国大端。这就又回到自孔子开始几千年儒家的根本向旨之上——内圣外王。
张须在《通鉴学》中说得尤为精当：“《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这实际是在说，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与孔子修《春秋》出于相同的卫道袪邪目的。
作为一个儒学大师，他的学术贡献又远远不止一部《资治通鉴》。
据苏东坡《司马温公行状》中说，司马光撰著及编写的著作还计有：《考异》、《历年图》、《通历》、《稽古录》、《本朝百官公卿表》、《翰林词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系辞》、《注老子道德论》、《集注太玄经》、《大学中庸义》、《杨子》、《文中子传》、《河水谘目》、《书仪》、《家范》、《续诗话》、《游山行记》、《医问》、《潜虚》等，一生著述达二十种，五百余卷。
《宋元学案·；涑水学案》用了一句极为简单的话总结他的学术成就：“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
在司马光的学术体系中，崇奉并继承扬雄的二元论，对《法言》、《太玄》甚为认同，而对孟子则多有指责，对韩愈抑扬尊孟也极为不满。他认为：“性者，天与之也。”（《疑孟》）“成不可更，性也……性，天命也。”（《太玄注·；玄冲》）因而天命和人性应该联系在一起看。“仁义，天德也。天不独施之于人，凡物之有性识者咸有之，顾所赋有厚薄也。”（《猫虪传》）故而人应各定其分，勿做非分之念。
他的天道观中虽然有“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等类似张载的论调，但又非纯粹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他认为：“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
在这个理论基石上，他将人的得与失都归之于天，细分为理、性、命：“世之高论者竞为幽僻之语以欺人，使人跂悬而不可及，愦瞀而不能知，则尽而舍之，其实奚远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理性命》）
在“理”的认知上，他认为“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迂书·；无怪》）。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这个观点与“二程”一致。但对“格物”的理解又不同于“二程”的“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将格物与穷理画等号。
司马光认为：“格，犹扦也，御也，能扦御外物也。”原因是“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也，物趋之也”。故而，他从人自身出发强调要躬己以诚。无论为学还是做人，都应讲“诚”。
他说：“鞠躬便辟，不足为恭。长号流涕，不足为哀。敝衣粝食，不足为俭。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则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迂书·；三欺》）
是的，在一个面具化的社会里，谁能说甜言蜜语就是爱的内心剖白？谁又能说泪眼汪汪就是哀切至深？
司马光就是一个外不欺人、内不欺己的真君子。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行止有礼。这些优秀的个人道德品格，也使他具有了强烈的人格感召力。
脱脱打破用墨常规，在《宋史》里用六千多字的浩大篇幅来为司马光作传，正是服膺于司马光的高蹈人格力量。
司马光以判西京御史台的微职，居于洛阳十五年，但他“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闾里百姓有兄弟之间欲起腻，有妯娌要翻脸，他们会先思忖一下，“君实得无知之乎？”因担心司马光知道而和好如初。
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当老妻病死之后，他甚至卖田以葬。但却大方地自掏腰包，为邵雍先生购置“安乐窝”。
司马光常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这种作风甚至影响了他家的园丁。
洛阳风俗，在春天里私家花园要向民众开放，敞园接纳游客之日，园丁会得到游客随意所赠的一些“茶汤钱”，按时俗此钱园丁要与主人平分。司马光的“独乐园”在开放中，园丁吕直得到“茶汤钱”一千，司马光让吕直将这些钱全部拿走，吕直却再三要留给主人，司马光怒后，吕直才拿钱走人。十几天后，吕直却用这钱在园中盖了一个井亭，问他原因，吕直说：“独相公不爱钱欤？”
司马光的巨大声名甚至传到了遥远的辽国。吕公著就讲过：“昨使契丹，彼接伴问副使狄谘曰：‘司马中丞今为何官？’谘曰：‘为翰林兼侍读。’其人曰：‘不为中丞邪？闻是人甚忠亮。’”
宋哲宗时的大文人王辟之在他的《渑水燕谈录》中回忆：“司马文正公以高才令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余年，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余以为虽出于野人妄传，亦其情之所素欲也。”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从洛阳来到汴京赴阙吊唁。卫士望见他，皆以手加额，敬礼示意。司马光所到之处，百姓遮道聚观，呼声夹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就是这样一位为民爱戴之人，在宋徽宗时，独擅政权的蔡京却亲撰《奸党碑》，将司马光列入碑中，以传臭万年。
一个叫安民的长安石匠被派来刻字，他拒绝道：“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安民哭泣着说：“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连一个普通石匠都如此深深敬仰！
生前享德名于世，死后存英名于世，才是真的永垂不朽。
七。
公元一〇七六年，因受到宋神宗抵制及小人吕惠卿攻击，精神受到重大打击的王安石辞相，从此息居江宁。
司马光则于公元一〇八四年完成《资治通鉴》，升为资政殿学士后，仍闲居洛阳。公元一〇八五年三月，宋神宗死去，九岁的宋哲宗登基，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下诏召司马光入朝，被启用为宰相。
生命的终点渐渐靠近，已几近油尽灯灭的他，竭尽生命的最后时光与全部精力只做一件事：推倒新政，革除新法。
有人劝他应该防后患，司马光慨然说：“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这里再回到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反思两个问题：为什么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阶层普遍反对新法？又为什么司马光在民间有着那么高的拥呼之声？
必须要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极好，为的是革除旧弊，富国强兵。但其指导思想却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用与民争利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在坚持“民为邦本”儒家思想的司马光眼里，就属于倒行逆施，不可能不起而反对。
这种反对，是司马光对历史走向的深刻研究，以及对现实脉动的精确把握之后作出的深刻判断。推行新法的初衷哪怕再好，但只要建立在与民争利的平台之上，而不是律约官场，那么就会给本已贪婪的官吏制造更多盘剥百姓的机会，变法就会扰民，从而引起自下至上的反感，最终动摇国家的根基。
事实是，比如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吏因之带来了更大的腐败空间，他们借机提高贷款利息，加重农民负担，遭到各地百姓强烈反对。
还比如保甲法在推行时，百姓为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和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发生了很多断臂、毁体的自残事件。
针对王安石提拔重用了一批投机分子，司马光曾当面警告王安石：“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必成雠敌。他日将悔之。”最后，这也不幸被言中。
因而，司马光对新法的反对与抵制，绝非史界泛泛者云，是因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自己的利益被触动，而是出于儒家最核心的民本思想，以及清醒的历史与现实打量。
所以，司马光的反对最坚决，也最彻底。王安石自己就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态度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司马君实。
不应该忽视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共同之处。两人都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都希望改革弊政，实现国富民安。他们的分歧，只是共同目标下的具体方法不同的争论。司马光说过：“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原因是“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而在具体的私人关系上，他们始终彼此尊敬，相互仰望。
我坚决反对你的行为，但我坚决尊敬你的为人！
司马光则尤为令人感佩。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五月，王安石在江宁病故。噩耗传来，司马光深为悲憾，他特写信给执政的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与吕晦叔第二简》）正是在司马光的强烈建议下，一向反对变法的高太后才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同年九月，享年六十八岁的司马光也离开人世，一对老友兼政敌结伴而去。
这个送葬场面古今罕见：“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自司马光死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官员被送别时，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感人场面。连死，大师都可以营造为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