匍匐在大地的长河，奔流不息，浩浩东逝，千年如斯。
公元十八世纪的欧洲便很典型。
相对于人类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区区一百年的公元十八世纪又实在太短暂了，但你无法理解，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天才云集，大师竟现。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出现了，发现磁变电的法拉第诞生了，发明纺织机的哈格里沃斯与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也相继赶来了，他们不约而同地集体亮相在科学的舞台上，然后凭借各自的聪明才智，将这个舞台营造得五彩缤纷，璀璨夺目。
公元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很相仿。
当发端并全盛于两汉的经学，历经漫长而持续的时光淘涤，在佛学与道教的双重挤压下，气喘吁吁地走到北宋，感觉难以为继时，一群卓然不群的儒学大师集体悄然降临。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他们并世而立，彼此在生活中与学术上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朱熹用“五星聚奎”来表达他的惊讶与敬慕。黄百家也充满惊奇地说：“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
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以注解经学为研读风潮的儒学陡然一变，从此走向了穷理尽性的理学之途。这个理学谱系很严整，名单还可以开列得更为豪华：
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首启舍弃传注、直探经义的儒学研究范式革命；继之以范仲淹、欧阳修将儒家忧世情怀与现实体用相结合，激励士大夫崇尚风节，学以致用，倡导“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自由议论风气；然后是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北宋五子”，于性道微言久绝之后，直追孔孟原旨，本乎于心，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
他们彼此呼应，又独立用心，相互交构，又深自发明，最终使得理学风起云涌，蔚然大成。
晚邵雍九岁，小周敦颐三岁，又长程氏兄弟十几岁的张载，在其间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奠定地位。
将天下读书人从埋头经典、皓首群经中拽将出来，转而求诸性理，进行天地人哲学思辨，在这场学术转型革命中，“北宋五子”各有建树。邵康节以象数为基础，参以抽象义理，先验性独创元会运世史纲，周敦颐则将道家宇宙论与儒家易学相结合建立了天人一本论，二程吸纳释家本体论，通过自己妙悟神契创立了理一无论。
张载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站在自然科学和传统“易学”基础上，首创天人一气宇宙本体论。在以气为本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世界合而为一。这样，从天道观到人性论，再到伦理哲学，就巍然矗立起气一元的哲学化儒学新体系。
因了张载发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天地同我的朗阔儒者胸次，与慨然自任的普世担当情怀，从此在千载之下的读书人心中扎根，并郁郁葱葱。
二程对张载佩服不尽，他们将这位理学的重要奠基者许为孟子之后儒家第一人。程颢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程颐说：“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东方张载的“太虚即气”论与西方笛卡尔的“以太”论同出一想，是关于宇宙形态的最早科学论述。
一
张载，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祖籍大梁（开封），公元一〇二〇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出生于长安，后举家迁徙至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并在此定居，于此聚众授徒，创立关学学派，公元一〇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卒。
他出生在一个宋朝普通的中下等官宦之家。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朝曾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父亲张迪天禧年间曾就职于长安，作为张迪游宦的副产品，张载于长安呱呱坠地。
公元一〇二三年，宋仁宗天圣元年，张迪以殿中丞官职移知涪州（今重庆涪陵），咿呀学语的张载又晃着大头，无可选择地跟随父亲来到涪州，体验起榨菜与辣椒、“五经”与“六艺”双重炮制的幸福童年。
与幼年周敦颐所经受的不幸完全相似。公元一〇三四年，张迪因病死于任上。十五岁的张载与五岁的弟弟张戬陪同寡母，越巴山，奔汉中，出斜谷，意欲护送父亲灵柩归葬故乡开封。走到陕西眉县横渠镇时，因前方发生战乱，契丹人元昊率兵侵扰宋地，无法前行。
兵火断路，望乡难归，那该是宋人吴潜笔下的一筹莫展：“泛梗浮萍无定准，怕吴鳞楚雁成离阻。歌未了，恨如缕。”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父亲张迪安葬于横渠镇南大振谷迷狐岭上，全家就此搁浅于横渠。
这个默默无名的所在，却因此在北宋成为与洛阳齐名的学术重镇。
叶落不能归根，这是前涪州知州张迪的不幸；随手插柳绿色成荫，这又是横渠小镇的大幸。以个人之小不幸能换取一个地域的大荣光，长眠于此的张迪先生应该含笑九泉了。
张载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重要的青春期。
与同时期的读书人不同，他十五岁后的青春没有倾泻在书桌上，而是与豪客交游，腾跃在刀枪弓箭相伴的练武场上。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中说他：“先生少孤自立，志气不群，喜谈兵，因与邠人焦寅游。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
自契丹改元重熙，元昊嗣位之后，便开始持续不断地对宋朝进行侵略骚扰，而且愈演愈烈，大宋的西北之地因此不堪其扰。国难当头，张载不以个人前程为计，毅然离开自己喜爱的书桌，以从戎杀敌、建功立业为人生志向，这其实已经过早展示了他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豪阔胸次。
宝元元年，公元一〇三八年元昊建西夏国自称皇帝以后，调集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延安），到康定元年，公元一〇四〇年之时，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已悉数被西夏军洗劫。边疆簸荡，朝中震动，举国恐慌。在此情况下，宋仁宗派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
于是二十一岁的张载第一次出现在了范仲淹面前。
他到延州上书范仲淹，提出自己强边固防的九条具体军事主张：清野，回守，省戌，因民、讲实，择帅、择守、足用、警败，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并打算与焦寅一同组织民兵武装，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
在诗里他如此自况：“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烈济世情怀的范仲淹，听罢其言、观完其人之后，对张载大为激赏。
心中是对面前这个英武而豪气的青年的认同与赞赏，表达出来的却是酷冷与责让：“公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编授焉。”
看到一匹踢踏飞尘的千里马却有耕牛之想、驮驴之愿，真正的伯乐哪里能不斥责它呢？
公元一九四三年，国民中央政府在各大院校招募知识青年参军，同济大学学生报名相当踊跃，而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史语所却无一人响应。后来，著名考古学家、海归博士吴金鼎执意要从军，傅斯年得知后极力劝阻，并加以挽留，最后还是无奈地看其离开李庄。在当时的学界，没有谁比傅斯年更血性、更爱国。但他知道将一个考古学家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远不如让他在书斋里搜罗爬剔搞研究更能体现其对国家民族的价值。
范仲淹就是这样想的。
与其说范仲淹欣赏张载的策略，不如说他更欣赏张载慨然自任的儒者情怀，以及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颇具远器的学术根基。
作为曾经主持应天学府，毕生主倡兴学隆教，始终以极大的热情与儒林中人款接，并予以周济及积极举荐的当世文宗，范仲淹对教育倾注着自己无限的关切之情。
他曾培育出大儒石介，提携过大儒胡瑗，襄助过大儒孙复，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位学术大师级人物，只是繁忙的政事掩盖了其学术的光芒。自然，他会对张载有着更为清晰的学术打量，因而也有着更为殷切的远大期盼。
善教者，最重要的是善发人心。手书一编《中庸》送给张载，这其中就饱蘸着赠者的良苦用心。
范仲淹似乎很善于向他喜欢的青年赠书，以此激励对方。他赠给狄青的是《春秋》，送给孙复的也是《春秋》，此次交给张载的却是《中庸》。
在儒家经典中，《中庸》一书因其哲理思辨性和严谨体系性，成为《四书》中最难读懂且最难体会的一部书。朱熹就“四书”读书之法讲过：“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他认为，《大学》易晓，宜先看；《论语》即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为进一步鼓励年轻的张载，公元一〇四二年范仲淹在庆州筑大顺城竣工前夕，又邀请张载至庆州，撰写下《庆州大顺城记》。
两年后，当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范仲淹应约写下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遂成千古传唱的名篇。一代文宗范仲淹却将自己筑城之后以记其盛的重要文事交给名不见经传的张载，也可见其对张载的器重之甚，爱护之切。
张载当然懂得这位文化前辈的用意。
自听到范仲淹教诲，幡然醒悟的张载从此尽弃豪杰功业，从范仲淹所赠的这编《中庸》入手，专心致志于圣贤之道。“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宋史·；道学列传》）
从公元一〇四〇年到公元一〇五七年，在长达十七年的苦读冥思之中，他一直带着自己的追问畅游在儒、释、道三教的知识海洋中。先由《中庸》拾阶而上，推门入院，然后登堂入室通读儒经。在仍感觉不足之后，继而旁涉佛经道典，但累年尽究其说却无所得之后，他再次复归于儒家六经，求之于《六经》，最后形成了自己圆润无碍的理学学说。
仔细看，张载走过的这一径三折的为学之路，深深吻合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三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为道愈深，见道愈明。
无论是人生，还是学问，三十八岁的张载都走到了他的人生第三境。
二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一〇五七年，张载以三十八岁的年龄受到欧阳修欣赏，与程颢、苏轼、苏辙一起考中进士。
相对于小他十岁，却又早他四年进士及第的弟弟张戬，这一切对他来说来得的确有些晚，而且应该让做哥哥的他觉得很难为情吧。
不会的。因为在真正的学人眼中，他看重的是对方的学术高度，而非官场职位；他注重的是体道全圣的自我进取程度，而不是世俗社会的职称或头衔。所以，少年即进士及第的石介会以无比虔诚的态度，向屡试不中的孙复躬身拜师；所以，年长的郴州郡守李初平会向自己年轻的下属周敦颐虚心请教。
听听张载是如何向他人说张戬的：“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吾弟，全器也。然语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忧乎！”在对弟弟的全面审量中，有肯定，也指出其不足，有表扬，还有激励。话语之中所透露的口吻，不光是一个哥哥对弟弟的认可与期待，更多的是一个前辈学人对晚近后生的期盼与鼓励。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这是张载的学术自认与人格自信。
进士及第后在京候诏待命之际，受宰相文彦博之邀，张载于开封相国寺里举办起学术讲座。讲座的场面甚是宏大，他端坐在特设的虎皮椅上侃侃开讲《周易》，一时听者云集。
听众之中就有时年二十四五岁的程颢、程颐兄弟。
脱脱在《宋史·；道学列传》中记录下这个场面：“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这是段表述不够清晰的话，后人又多以程朱为理学正朔，有意抑损张载，所以搞出不少歧义。
事实是，张载与二程探讨《周易》之后，认为二程深明《易》道，并深为佩服，于是自谦地说了一句“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然后撤椅罢讲，以示自己对学问的虔敬。同时，在与二程论性谈理之后，他又用一句充满自负的“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来点拨二程道学之要。
张载曾写过一首题为《圣心》的哲理诗，可以看作他理学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心得：“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
正是在张载的指点之下，二程于是“尽弃”此前广泛旁涉的佛道“异学”，专注于儒道，学问自此粹然无杂，“淳如也”。
脱脱在《宋史》中的错误与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的错误一样，都认为是张载因见二程，诚服于后者，于是尽弃异学，变得淳如起来。
其实，从程颢对张载的评价中就可以一眼分晓其中曲直。程颢曾评价张载的《西铭》说：“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道，远未到《西铭》意思。据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
有人问程颢张横渠此人若何，程颢的回答是：“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程颐在《答横渠书》中也说：“观吾叔之见，志正而谨严，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二程对横渠的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抑张抬程的始作俑者是吕大临。吕大临，字与叔，先为张载弟子，张载死后，他又投到二程门下，曾作《横渠先生行状》。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中说：“吕与叔作《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伊川语和靖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之，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矣！”
一句毫无来由，让被夸者都感觉肆无忌惮的曲笔，就这样以讹传讹在了史书之中。
也就是从这年开始，张载走入仕途。他先受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不久迁移任丹州云岩县令（今陕西富县云岩镇），后迁任著作佐郎。
在做地方官时，他高举“敦本、善俗为先”的为政理念，讲究民风民德教育，积极推行仁德之政。每月，他都要在县衙置办酒食，召集乡里年高德著的老人前来聚会，而且亲为劝酬，以自己的行动带动民众懂得养老尊长之义。席间，他向老人们嘘寒问暖，仔细询问民间疾苦，还向老人们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
可以看出，他的施政思想就完全来自孔子的谆谆教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牧牛儿》诗中，张载以牛喻民，浅显而深刻地抒发了自己视民如伤的仁者情怀：“牧牛儿，放牛莫放涧水西，涧水流急牛苦饥。放牛莫放青草畔，牛卧得划儿异懒。随牛莫着鞭，几年力作无荒田，雨调风顺租税了，儿但放牛相对眠。”
一个绮思无限的诗人，可以将他的治下经营成一首曼妙的诗；一个残暴蛮横的屠夫，可以将他的治下闹腾成怨声载道的人间地狱；一个怀仁布德的哲人，可以将他的治下打理为一派和谐共融的文质彬彬的社会。
三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一〇六九年，经御史中丞吕公著荐举，张载入朝。
张载的入朝与王安石的登台，有着同一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自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北宋王朝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冗员成堆，统治者骄奢淫逸，卖官鬻爵成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横征暴敛下带来的社会动荡也越来越强烈。宋英宗在位时就曾针对冗官、冗兵、财政匮乏等严峻的现实问题发问：“积弊甚众，何以裁救？”但因曹太后总揽朝政，后来，又得不到首相韩琦、副相欧阳修、枢密使富弼等人的改革成效，他只能将这个问题移交给儿子赵顼，即宋神宗。
宋神宗尚为太子时，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因而在公元一〇六八年甫即位，便力主改革，希望通过大刀阔斧的政治和经济等系列制度的改良，重整赵家江山，实现国家的兴盛与繁荣。
王安石于是脱颖而出。早在嘉祐四年，公元一〇五九年，他就上《言事书》，针砭政弊，并提出改革意见。当时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因代表了要求改革者的共同心声，其声望在朝野日益隆盛，盛名久传天下。后来“熙宁变法”的最强烈反对者司马光，此时都说只要启用王安石，“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因而，宋神宗一上台，即召王安石赴京。熙宁二年，公元一〇六九年二月，王安石才意气风发地来到京师，任参知政事。他以创设变法改革指导机构“三司条例司”为标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就是于此时，张载与王安石一前一后几乎同时走进汴梁，受到宋神宗召见。宋神宗见张载，其实就有叫他协助王安石改革的意思。
宋神宗问张载治国之道，张载回答：“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闻之甚悦的宋神宗欲当场委予重任：“卿宜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张载却婉言拒绝了：“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
不因最高统帅的破格重用而受宠若惊，也不为此欣喜若狂，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只有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会在宠信、重用骤然来临时，表现得如此散淡，如此沉稳，如此不为所动。
你的绣球砸中了我，但我未必就中意绣楼上的你！虽然周围的人群是如此羡慕被幸运砸中的自己，甚至在羡慕之余，还滋生出普遍而强烈的酸或恨。
张载表示要先观察一下。他要看看王安石推行的新政措施到底是些什么。如果合乎自己的仁政主张，那么就欣然应命；如果与自己的为政原则相悖，那必须将自己的才能卷而怀之，拂袖而去。
同年十二月，宋神宗任张载为崇父院校书。在此期间，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超常勇气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王安石在《后元丰行》中这样自豪地写道：“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乾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这不是虚饰。客观上来说，王安石主持下的熙宁改革，通过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打击了豪强兼并土地、偷漏税的弊端，减轻了农民的税赋负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发展了农田水利事业。到元丰年间，北宋又一度出现了经济复苏、社会繁荣的大好景象。同时期学者陆佃就说：“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
但王安石的改革却遭到了以司马光、文彦博、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反对。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中间不光包括邵雍、程颐、程颢、周敦颐等硕学鸿儒，甚至还包括“庆历新政”中的改革派韩琦、富弼等在政界呼风唤雨的三朝元老。
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怎么会招来如此众多且相当正派人物的集体抵制呢？
首先，改革触动了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其次，由于王安石的执拗个性、严厉打击排斥异己，以及用人草率失察等问题，造成了有话语权者的空前反对，嘘声一片；其三，由于改革方法简单甚至粗暴，的确存在着如司马光所指责的“与民争利”、“惹是生非”等问题，因而反对声浪铺天盖地。
但引发学界名流强烈抵制的最重要原因，却是思想上的争锋。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于执政之初即推行自己的“新学”，颁布《三经新义》，希望以官方的强制姿态来控制意识形态。由于“新学”被推行于改革的科举制中，“一时学者莫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
如此，王安石的“新学”从内容与实质上便与道学所倡导的舍传就经、重新回归儒学原旨，唱起对台大戏。程颢就明确指出：“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如此，便不难理解张载也站在反对阵营中了。
王安石想求得张载的支持，在一次见面中，王介甫向张衡渠说：“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张载的回答绵里藏针：“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话中有话，张载的不合作态度其实已经表达得相当鲜明。王安石于是对之反感，张载欲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他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其实，这已经表明王安石政权将张载弃之不用了。只是，张载的境况稍好一些，没有像吕公著被贬颍州，赵抃被贬杭州，程颢被贬为京西路提点刑狱。
公元一〇七〇年，张载办案完毕回朝，弟弟张戬却被贬出京。原因也是他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
张戬此时为监察御史里行，他上书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张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不笑之者？”王安石也没有因被当面冒犯而过分打压对方，只是贬其为公安县令。
“鸡鸣嘐嘐兮台怀忧，兄弟表里兮台心求。黄金门，白玉堂，置酒恺乐，荣华有光。桃伤李僵，尔如或忘。”弟创兄痛，桃伤李僵，张载用这首《鸡鸣》表达了自己此时愁苦的心境。
朋友纷纷被贬，弟弟再遭驱逐，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张载托病为由，辞官返回眉县横渠镇。临行前，他写下《别馆中诸公》诗一首向同僚告别：“九天宫殿郁岧峣，碧瓦参差逼绛霄。藜藿野心虽万里，不无忠恋向清朝。”
诗中没有一丝与同僚的依依惜别之意，只是在向执政的王荆公委婉致意，一句“藜藿野心虽万里，不无忠恋向清朝”，是在退路上撒花，反映出其复杂的自保平安的心理。
其实，张载太小看王安石了。从王安石对待司马光、苏轼等政敌的态度上看，王安石不失为一个磊落君子。
四
终于，他又回到了属于他的书斋里。
公元一〇七一年，五十二岁的张载回到阔别已久的眉县横渠。一方面，他苦研经典，妙思性理，做自己的学问研究；另一方面，创办横渠书院，聚众授徒，宣讲自己的新儒学。
一时间，向来寂静的关内小镇横渠骤然热闹起来，书声琅琅，大雅传诵，弦歌不衰。四方之士络绎于途，纷纷前来求学听讲，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苏昞、潘拯、邵清、范育、田腴、薛昌朝、刘公彦、李复等大批北宋知名学者出入其间，将这里营造得云蒸霞蔚。《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就说：“横渠（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
关学的特色在于注重“学以致用”，从事经史，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这集中表现为他们对兵法、井田制等积极用世的学习主张上。
北宋之后，关学渐归衰熄。王夫之曾指出原因：“张子斅学于关中，共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共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没有像洛学那样依靠于以富、文、司马为代表的豪族集团，这是关学日后异于洛学而衰亡的社会根源。
在横渠，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手执简，右手翻编，俯仰其中，沉浸在独自空灵的冥思妙契世界之中。
志于道，精于思，未尝须臾停息。每有所悟，虽中夜也必起床燃烛命笔疾书。为此他常常说：“吾学既得诸心，乃修其辞命。命辞无失，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
正是有此沛然于胸的道义之气，他在课堂上始终告诫弟子，为学必须以圣人为终极目标，那些知人而不知天，只求成为贤人而不求成为圣人的自障其目的做法，是秦汉以来学者的大弊，必须摈除。
所以，在教学中，他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从日常洒扫应对、孝悌和亲处着眼，号召学生克己复礼，遵循周礼。如《横渠学案》所说：“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谕，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闻人之善，喜见颜色。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尝不开其端。可语者，必叮咛以诲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因他，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张载在书院东西门墙上分别张贴《贬愚》、《订顽》，以此作为学生的座右铭。这就是后来被程颐改名，被人广泛称颂且被视为理学经典著作的《东铭》、《西铭》。
二程均对《西铭》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儒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
明道先生程颢说：“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道，远未到《西铭》意思。据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
伊川先生程颐说：“《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订顽》立心，便可达天德。”
二程还将张载的《西铭》运用到自己的教书育人之中，朱熹就深有感触地说：“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他为张载像题赞时写道：“精思力践，妙契疾书。《订顽》之训，示我广居。”
一篇区区二百五十三个字的短文，何以成为中国理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献？以二程为代表的同时代大儒又为什么对它推崇备至？这里，将《订顽》或曰《西铭》全文抄录如下：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作为气本论者的张载，首先在他的学术体系里，将“乾父坤母”的本体框架定位人在宇宙中的根基；其次，以“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来说明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天地之性，从而揭示人生的意义、价值和追求，就是将宇宙秩序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然后，用“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明人与宇宙万物以及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割舍不断的亲缘关系，告诉人应该将自己视为他人的同胞，视万物为自己的朋友，以此构建人与万物彼此相爱和睦的共同体。
最后，在将家庭和谐视为社会和谐落脚点的基础之上，张载呼吁：人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完善自我德性生命，提升自己的人格。并指出只有如此，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最终使人的自身获得与“乾父坤母”的宇宙境界和“民胞物与”的天地境界合而为一。
如此，沿着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无怨无违的递进层次，人的自我修养与完善也形成一个逻辑递进链条：宇宙境界→天地境界→人性境界→道德境界。通过宣称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皆同禀一气而生，进而呼唤“立必俱立”、“爱必兼爱”的博爱。由此，他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准确表达了理学的基本宗旨和精神。
张载的博爱不同于墨子的兼爱，他更加强调爱的等级次序，将“小我”之爱置于“大我”之爱的范畴之中。同时他又认为，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为人自小其器，若能自处以天地之心为心，便是与天地同体。
这种我参天地、天地同我的本体哲学论，对北宋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气贯长虹的使命性宣言，遂成为中国士人集体的追求目标，历千载而不衰！
程颐曾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
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理，万物各自之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呈现。作为宋明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理一分殊”第一次出现在张载的理论架构里，是他道出了秦汉以来儒家学者集体心知而口皆不能言的一个潜在普遍哲理。
难怪，他能获得二程与朱熹的如此推崇。
五
二程对张载也有批评。
在《答横渠书》中，程颐就直言不讳地说：“观吾叔之见，志正而谨严，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然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
他认为张载用心太苦，无雍容温和之气。
这不是空穴来风。张载自我总结学习之法时就说过，“今人为学，如登山麓，方其迤逦之时，莫不阔步大走，及到峻峭之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他自己读《中庸》二十年不懈，读“六经”年复一遍，昼夜不息，坚持返心归诚，用思于学。张载告诫弟子：“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正是张载苦学不辍，探赜钩沉，出佛入老，博览群书，才使得他在渊博经史之余，还在天文、地理、兵法、医学等学术领域有着精深的探研。
比如，他运用“宣夜浑天合一”宇宙图式提出了太阳、月亮距离地球远近的问题。
还比如，他在《正蒙·；参两》篇中指出宇宙天体运行图：“地纯阴，凝聚于中；天浮阳，运旋于外，此天地之常体也。恒星不动，纯系乎天，与浮阳运旋而不穷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气中，虽顺天左旋，其所系辰象随之稍迟，则反移徙而右尔。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
由于重视自然科学，关学学者常能驳斥荒诞的迷信，从而不自觉拥有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正是通过坚持不懈地探索和锐意求新，才使得张载的“太虚即气”宇宙本体论，建立在了当代自然科学与古代《周易》的双重研究基柱之上。这使得他的研究，完全迥异于同时代其他理学家所提出的宇宙本体理论。
从这点上看，程颐希望张表叔“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有些以艳为媸的意思了。
但张载不在乎这些，他甚至连反驳都没有。也许，那句“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就是针对此说的吧。
他在为自己书斋所题的《集义斋》中，写下了这样平和却又自负的句子：“小斋新创得新名，大笔标题字势轻。养勇所期戾孟子，动心那肯诧齐卿。川流有本源源听，月入容光处处明。此道几人能仿佛，浪言徒遣俗儒惊。”
他的道学没有让人惊讶，但他的试验田却让所有的人为之咂舌。
早在汴梁，他就建议宋神宗效法三代，提出在全国推行周时的井田制，认为这是消除贫富的根本之法。他在《横渠理窟》中说：“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盖人无敢据土者。又须使民悦从，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顷者，不过封与五十里之国，则已过其所有。其他随土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但这一政治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的机会。
如今，五十四岁的张载在仰思俯读、著书育人之余，终于可以搞起向往中的井田制了。
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
很像托尔斯泰。出身贵族，拥有大片私人土地与庄园的托翁，却深为民众贫苦无依揪心，也为自己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难过，于是，他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供大家无偿耕种，希望以自我革新的方式推翻笼罩着整个俄国的农奴制。
并不富裕的张载自掏腰包，在扶风午井（今陕西扶凤县午井乡）、长安子午（今长安子午镇）等地买下部分田地，划出子午正方位，然后分给无地者耕种，而且，他还疏通东西二渠，希望通过此举“验之一乡”，来证明井田制的合理有效性。
在今天的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留着部分遗迹，这一带还广为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心怀黎元，苍生在抱，只有拥有这样一颗大心的人才会如此去做。而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无论张载还是托尔斯泰都注定无能为力，但其精卫填海式的个人努力，却让千载之下的人们每读之则心头一热。
从熙宁三年归乡至今，整整七年的时间里，他边土地改革试验，边设帐教书育人，同时思不辍，笔不停，坚持著书立说，相继完成了《经学理窟》、《正蒙》等重要理学著述。
于一个步入人生暮年的文化老人而言，这种生活无疑是舒畅而惬意的。他在写给邵康节的诗中说：“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
道心沛胸，理想在肩，有渭水之上的春风为俦，虽然无侣并游，也不会寂寞的。这种怡然自得的心境充分表现在他另一首《老大》的七绝里：“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终日面岧峣，六年无限诗书乐，一种难忘是本朝。”
然而，人虽老大，功名之念已经尽亡，但儒者的济世之思却一刻也没有消停。公元一〇七七年，秦凤路守帅吕大防上书神宗：“载之始终，善发明圣人之遗旨，其论政治略可复古。宜还其旧职，以备咨访。”于是朝廷召张载回京任职。
此时，罹患肺病、缠绵床榻的张载闻召后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辞，庶几有遇焉。”他希望借此机会实现自己“法三代”的政治理想，推动“井田制”在全国普及，于是，他携病入京。
然而，在知太常礼院的职务之上，张载因坚持推行古礼，再次与执政者意见不合，陷入孤立，加之此时病重，他旋即以疾告归。
真好。在邵雍生命的最后时分，张载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洛阳。
躺着的，是一位处于生命弥留之际的大师，病床前问候的也是一位生命垂危的大师，两位都即将远行的儒学宗师，此时用只有彼此才能懂得的幽默语言做人生诀别。
七月，邵康节驾鹤归西。十二月，携病西归的张载走到临潼与世长辞。两人挽手而去。
张载死于途中后，囊笥萧然，一文不名。门人弟子李复等人从长安奔哭而来，集体挥泪殓师归乡。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一生躬行礼教，好学修身，坚持学新心、养新德、起新知的理学重要开创者张载，将他的生命终止在行走的路上，这是否也在隐喻着他开创的新儒学远没有抵达终点，正等待来者相继，“新叶起新知”呢？
你看，在理学的大道上，二程正从洛阳启程，大步流星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