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2008年，2009年也成为了中国的多事之年，来自民间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被”、“钓鱼”、“偷菜”、“打黑”、“不差钱”等新词诞生。中国似乎成为造语大国，而这背后依存的是错综复杂的国情。
我是平时不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无聊男人，但从了解中国国情的角度出发，观看了饱受争议的电视剧《蜗居》。此剧被那么多百姓关注，又被观众清一色描述成“好看，真实”，本来不打算看的我，后来也禁不住诱惑看完了。观看后还是蛮新鲜的，与在我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颇有相似点。郭家师妹——海萍和海藻也好，苏淳也好，小贝也好，宋思明也好，都在大城市里忙着赚钱、买房、养家，还不忘记遵从各种“潜规则”。《蜗居》应该排解了不少百姓的苦恼和郁闷，使得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共鸣才是人们在大城市里谋生的价值观念，更是使它保持稳定和秩序的思想武器。
我也阅读了由北大国关学院的廉思师兄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这是“80后”团队对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统计分析等立体型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有数据，也有故事；有感性，也有理性；有情感，也有思想。不愧是得到大牌人物共同推荐，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研究报告。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外国媒体都到小月河、唐家岭、土井村等“蚁域”去做过考察、采访了。
蜗居也好，蚁族也好，同样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词语或概念，背后深刻反映的则是以“80后”为主力军，既有学历又有知识，既有目标又有未来，既有困惑又有无奈的年轻一代在大城市“混着”的实况。经过有意无意与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以及观看《蜗居》和阅读《蚁族》的感受，我重新认识到，那些奋斗着的年轻人绝不是恶化问题的原因，比如房价或失业率上涨，而是问题恶化的承受者，比如买不起房或就不了业。这些80后无非就是祖国转型及受到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是硬发展的牺牲品，责怪他们是错误的。
“蚁族”勇敢、耐心地追求生活上的“归属感”，徘徊于城市生活的边缘，为美好的未来乐观地面对现实。蜗居则是一种信仰，哪怕每天花五个小时挤公交，居住在脏、乱、差的地方，他们非要在大城市获得自己的房子不可，为解决首付，不惜一切代价奔跑。
冷静下来就不难发现，在大城市谋生不见得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同是“北漂”的我深有体会，北京这一大城市折射的诱惑极其难以抗拒。有序的车流告诉我，总有一天能够成功；高耸的大厦告诉我，这个社会向前发展。很难离开，不为什么。我跟大部分中国青年一样，对于选择在大城市承受巨大压力和不安的生活，从不后悔，永不放弃。
日本人从未发明过类似“蜗居”或“蚁族”等词语，原因应该不是日本人智商低，而应该是社会环境不同。日本社会没有中国人形容的所谓蜗居或蚁族，但即使有，国民也不当回事，不把它问题化。虽然其程度和细节有所不同，但首都东京也有许多“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大学毕业生居住的地方实际上都是蜗居。东京有大量“1K”，即“一个房间，厨房，卫生间”的小房子，30—50平米。有一个人住的，也有与女友或老婆同居的。反正，日本年轻人住宿也很朴素，只是东京的房价也很昂贵，一般在6万至12万日元之间（4千至8千人民币）。
其实，中国80后非得蜗居，扮演蚁族的重大原因无非就是那两个因素：房子与婚姻，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中国年轻男女的思维是，只有有房子，才能结婚，不远不近，相互牵制。“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娶不了老婆，没面子。”这是中国多数男人的精神困境，虽然也有主张“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无所谓”的正常女子。
在日本，把婚姻和房子挂钩的逻辑思维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人是刚大学毕业就想到买房问题的。住着“1K”的小屋子，踏踏实实地工作10年左右，把钱攒得差不多了，有了信心之后，才打算去买房。几乎没有一个女人把男人有没有房子作为嫁人的标准。他们都认为，两个人踏实过日子，一步步攒钱，偶尔要点小小的幸福，多浪漫啊。日本人结婚时往往委婉地说一句：“你能跟着我辛苦一辈子吗？”
电视剧《蜗居》还引发我思考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人买房问题，其中也包含着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观念问题。
年底了，大家聚一聚！2009年底，我跟北大的同学们相聚，在饭桌上，“买房”成为当晚最火爆的话题。大家的年薪从5万到50万不等，在如此大的差距之下，却清一色地考虑买房问题。
在场的人中从未想过买房的似乎只有我一人。就像在前面说的，在日本，刚毕业几年的年轻人一般会先租房子，工作至少十年，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会产生买房打算。我在东京工作的80后同龄人中，没有人已经买到了房子，也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毕业后，大家毫无疑问地租房，解决温饱问题。每个人年薪也有所不同，100万、80万、50万……差距没中国那么大，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大概是2倍到3倍，80%以上的人属于中间，即中产阶级。
我突然想到，中国年轻人怎么这么快就要买房子了？这与他们的收入基础不是很匹配。而且，如果条件允许，中国人通常会尽可能选择买大房子，比如100平方米、甚至200平方米的房子，这在东京是难以想象的。在东京市中心23区内，绝大部分的房子在70到90平方米之间。
在北京，对部分在外国投资银行、外资律师事务所等上班的白领来说，100万或200万并不是个太大的问题。但对于月薪3000元左右的一般工作者，在城市买房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那些为城市添砖加瓦，却没有资格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在城市买房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市民的一般收入水平看，现在的房价极为不合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失衡现象不能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还应从中国人被现代化的传统观念出发，加以挖掘。
年轻人走进社会，辛苦是自然的，而父母就成了最佳保姆，提供买房首付，打理家务，照顾孙子孙女，这似乎是个常态。此外，一部分有钱人抢夺市中心的大房，收入水平不高的绝大多数被边缘化，只能买到离市中心很远的小房子或破房子。政府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似乎也无法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
收入与房价之间的失衡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加严重而深远的命题是：中国人尽早追求大房子的观念与一个转型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前景极不乐观。而把房子和车与婚姻挂钩的观念更令人难以接受。在日本或欧美，哪有这么荒唐的逻辑思维？
据统计，2007年日本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是中国的两倍以上。日本人并没有因为房子而背上沉重的包袱，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房市趋于平稳，另一方面，日本人的观念也有可借鉴之处。日本人通常认为，城市化归根结底是把产品、东西、建筑等事物缩小化、轻量化。换句话说，现代化是从大、多等量化走向少、小等质化的过程。真正有钱人是买最小的数码相机、最轻的笔记本电脑、最环保的车子以及利用率最高的房子，因为那些才是真正的高级品。这一逻辑也符合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科学发展等价值取向。
相比之下，如今很多中国人依然把大、多等标准看得过重，比如，奢侈的房子、丰盛的饭局。或许，在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中国人还需要一场观念改革，从有钱、有文化、有条件的人做起，尽可能把“缩小”和“轻量”等真正现代化的习惯视为美德。
周围的中国人经常自问：“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许多人为此感到困惑。我的感觉是，这种匮乏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西方老生常谈的人权、自由、民主等“理念性价值”，而更倾向于去年同样相当流行的，我看过的第二部中国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常说的“信仰”：“我有信仰，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相信自己的选择。”
西方意义上的价值观也好，《潜伏》里的信仰性价值观也罢，都或多或少带着意识形态或宗教的色彩。就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现实社会与意识形态或宗教之间的挂钩不可避免。日本人不信宗教，但尊崇以神道为基础的某种信仰。它以让人们自律的方式忠诚于稳定与秩序，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只要服从秩序，从中能够获利。
西方则以宗教的形式让人们忠诚于稳定和秩序，为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帝告诉你要好好劳动，你就好好劳动。基督教给予了生活上的规范与人生上的价值取向。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潜规则”可循。
任何发达国家社会都酝酿着类似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让民众在自律的前提下顺从社会秩序，从中获利。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需求越大，越需要能够约束或制约老百姓盲目膨胀、破坏秩序的信仰机制。否则，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很难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定会中途受挫，甚至半途而废。
转型中的中国似乎缺乏如前所述的价值观。之所以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容易感到迷茫、浮躁，是因为他们没有能依靠的精神之托。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物质发展和精神文明之间正在导致严重的失衡。年轻人、商人、媒体人、政治家，都无法在精神上追踪经济的、物质的、现实的增长。从中国特殊体制看，拿着以往西方或日本的例子去比较，询问“中国也会遭受泡沫经济或其崩溃吗？”几乎没有意义。更应警惕的是在未经历物质泡沫下的精神泡沫及其崩溃，正在蔓延的则是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或信仰？儒家思想是重要选项。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秩序，以及人们对此的绝对服从，归根结底是吸收、加工儒家传统的结晶。日本人从小在家里、社会上实践到底什么是和为贵、天人合一，在学校里学了12年的道德课。日本模式证明，儒家传统或许能够给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带来颇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和信仰。
值得警惕的是，过分炒作儒家思想，宣传所谓“古人的经商之道”、“向孔子学习如何走捷径”此类的话题，只能造成更加严重的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变成拜金，信仰变成实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钱人”兴高采烈地宣称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但历史证明，在真正意义上发展经济、培育社会、开放政治、发扬文化的大前提绝不是大家盲目追求赚钱的拜金社会，而是大家主动律己，尊重秩序的规范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