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义务教育费被免除之背后
2008年8月23日晚上，我在新华社演播室参加了由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大型教育政策谈论节目《问教》，主题为“城市义务教育全免费”。本节目的总策划、特约主持人、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节目的开头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北京奥运会是大喜事，但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城市义务教育将全部免费，这也是大喜事。”
2008年7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会议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
在本次特别节目当中，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者之一柳斌先生介绍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全国教育总经费只有25亿人民币，人均经费大概是3到4元。文革期间，教育事业也遭到了政治运动的阻碍，停滞不前。”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逐步推广现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1985年，中央正式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免费制度，1986年制定《义务教育法》后，不再收取学费。2006年制定新的《义务教育法》后，免收学费和书杂费。2007年，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书杂费。紧接着，从2008年9月1日起，城市的义务教育书杂费也终于被免除了。回顾中国义务教育史，一目了然，中国教育界确实是与国家、社会的变迁同行的，其过程也充满曲折和风雨。7月30日，新华社发表的社评《中国教育史的里程碑》总结到：“少年强则国家强，教育兴则民族兴。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大国的一次历史性壮举，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也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坚信，随着教育事业进一步兴旺，中华民族必将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此事与北京奥运会一样，将成为中国2008的热门话题，是毫无疑问的。
如今，全国3000万城市孩子已经开始享受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好政策，标志着中国的义务教育不分农村城市，都全面进入新的阶段了。这一政策出台之后，产生的新效果，带来的新发展，培养的新人才，都将是我们继续观察的对象。不过，“制度”和“现实”，“政策”和“结果”是两回事。一个社会如果不实施好的政策，必然达不到好的结果，但有了好的制度，也未必就有好的现实。事实告诉我们，前者与后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要反复探讨政策，不断反思现实。在这里，我高度肯定这项好政策的同时，对今后的走向提出五点想法，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首先，中央如何把这项政策全面落到实处？中国面积大、人口多，真正实施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的是各个地方的政府和官员，他们的能力、条件、意志等参差不齐，地方能否严格按照中央的意思执行政策？这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两难”。比如，本次节目的嘉宾之一、重庆市教委总会计师邓睿介绍说，重庆政府把政策实行得很有条理，几年前就把什么能收费、什么不能收费等确定得很清楚，也很透明，此次政策实施得也很快，很领先。但有些具有“乱收费”传统的地区，能否完全本着中央精神，把政策落到实地？财政状况困难、资金短缺的地区能否严格遵守规定？地方之间能否展开公平而有效的沟通？这些仍然值得怀疑。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周济在8月底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各地要按照国务院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全面、详细的实施方案，及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同时做好资金落实和政策培训等工作。各地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组织，扎实工作，将这件利教惠民的好事办好。”我们从这句话中不难发现，中央统筹地方的步骤如何艰难和紧迫。
其次，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问题能否彻底解决？这是必须把握的要点。周济指出：“要努力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工作，保障其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做好统筹规划，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对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足额拨付公用经费；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将根据各省义务教育阶段实际接收的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给予公用经费和办学条件两方面的奖励。”中央显然已意识到这一新问题。经济的发展引起的人口流动，即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正在加大孩子上学问题的复杂性。例如，根据柳斌先生的说法，北京目前有40多万打工者的子弟，其中30万人的上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由于户口问题，他们只能到城市里农民自己办的民办学校上学，而那些学校的教育资源是极端匮乏的，教师、设备、书本等都不够。另外，这还意味着，光在北京就有至少10多万孩子正在“漂流”中。可想而知，全国还有多少不得不上民办学校的孩子，还有多少连民办学校都上不起的孩子。
再次，义务教育能否免受贪污腐败现象的干扰？据说，在教师工资和教育经费领域存在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困扰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严峻问题。在有的地方，国家拨给教育部门的经费不是完全下发到了学校，而是留在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手里。中小学的校舍条件较差，教师的工资被长期拖欠，教育部门却购买豪华轿车的情况，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教育部门往往都会以各种借口向学生收取费用，以维持学校的运行。今年，虽然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都安排了专门经费来解决义务教育的问题，但是基层官员们是否能不让纳税人失望，仍然值得怀疑。
还有，“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关键还是在于农村。前一段时间，我正好有机会到贵州省的某农村地区考察义务教育普及情况。在那里，我看到了地方政府对待教育问题的态度。在一个县城或乡镇中心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学校，学校比政府的楼还漂亮、干净。教育处的干部跟我说：“再苦不能苦学生，再穷不能穷教育。”学费免了，书杂费免了。我在农村跟几所小学、中学的孩子们交流，其中很多是辍学之后复学的。他们曾经到过贵阳等城市打工，帮助父母养家，抚养兄弟姐妹，现在他们能回到学校上学了，这些人都在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可是，离开当地官员的陪同，我发现有些地方依然有很多孩子上不了学。
我在贵阳和其他农村地区，也发现了很多这种情况。我问孩子：“你为什么不上学？”回答基本归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家庭很穷，我不赚钱，家里就没法生存”；另一种是，“家里很穷，没法交学费，没法上学”。后者折射的问题是政策没有落到实处，有些家长或孩子连全免费的消息都不知道。因此我坚信，未能享受义务教育全免费这一政策的农民家庭在全国还有很多。前者折射出的问题则更为深远而复杂，那些孩子不是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起学，而是因贫困而上不起学。我在贵州省一周的考察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这样的情况。他们怎么办？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结构的问题。不改善后者，前者永远都得不到解决。
最后，民众对义务教育的看法也必须改变。中国虽然是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国家，但是在很多地方，这种重视仍然不能跟上社会的需求。比如，在乡村中学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男生比女生多的多，有的地方甚至多一倍。这显然是因为很多家庭不愿意让女生上学。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的。还有，初中里的学生明显要少于小学的学生，看来中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存在更多问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不缺人口，只缺人才”的国家来说，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办好人民的教育”的基本政策应该是核心的国家战略。只有在好的政策落到实地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培养出好人才，中国社会才能得到整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