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两会结束后的一天，我逛北京王府井书店。一进去就发现顾客们围观着印有温家宝总理的图书海报，我抱着好奇心过去凑热闹。
果然如此，新华社总编室刚刚推出了一本书叫《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新华出版社）。这本书记载着温总理于2010年2月27日、2009年2月28日、2009年12月27日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的实录。温总理对网络舆论表示说，这些天来，他一直十分关注网民提出的各种问题。
中国总理接受网络访谈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中央最高层已经把网络空间视为名副其实的舆论环境，把网民视为名副其实的公民，把上网视为名副其实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传达了中央领导给民众的信号：网民要有信心，中国会有希望。
对于像我这样的观察者来说，了解中国民情，就必须要上网，因为老百姓的想法在那里；要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心情，必须要上网，因为中国领导人要经上网了解民情、民意、民生。
我与中国对外政策有关部门的一位高官座谈，讨论最近在中美、中日之间引发热议的敏感话题，商讨日益引起大关注和大反响的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及其决策过程的影响。
我对于网络舆论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影响有浓厚兴趣，提出一个观点：从当今中国国情与视角看，西方意义上的舆论或民意基本可等同于网络舆论。对于规模已经超过4亿的网民来说，互联网无疑提供着最宽松的言论自由和话语权。
那位高官回应说，中央有关部门有个内部专用、带着密码的意见箱，最高领导人会浏览并参考的。这一内部意见箱则一般被国内思想库等学者以“举报”网民对政府内外政策意见的形式加以利用。有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往往以点盖面，刻意筛选部分言论作为举报内容。例如，“对于中国政府在东海油气田开发议题上与日方达成的原则性共识，网民们表示愤怒，说中方实际上默认了日方一直以来主张的‘中间线’，出卖了祖国领土”。
这份邮件直接被发送给内部意见箱的同时，还抄送给有关政府部门，即领导人和有关当局的官员几乎同时看到了这份具有高度敏感性和政治性的秘密邮件。
这位官员对我感叹：“这一举措对我们具体负责事务的官员来说有巨大压力，往往使得决策制定过程极为被动，毕竟被领导发现了的问题不能不面对，结果不得不迎合网络上的民意，虽然我们知道那样做有时损害国家利益，却无可奈何。”
领导人了解民情、民意、民生的渠道是有限的，往往依靠内部渠道，比如新华社内参或内部意见箱等。那么，这些内部消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导人把握现状，进行决策的判断力。上述同时发送给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网络内部举报”很有可能造成一个决策循环：领导人知情——官员有压力——政策被反映——网民很高兴——举报者得分。
我干脆造一个词语吧。网论——网络的舆论和网民的言论，正在深刻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并起着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作用，尤其在中国有关部门对我的祖国日本的政策与对策上。
我认为，日本这一极为抽象而象征性的概念就考验中国网论及其对决策影响而言是个最佳实验室。历史与现状折射出一个道理，即日本对中国来说永远是个内政。反过来讲，中国对日本来说永远也是个内政。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态度以及中国社会对日本的依赖等因素有可能决定中国政府的正当性、中国人民的成熟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二十一条要求如此，东海油气田问题如此，毒饺子事件亦如此。
日本《东京新闻》的着名中国问题专家清水美和先生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新富人”支配》一书中写道：“近年以来，中国当局持续开展强调‘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50年的侵略和侮辱’这一充满受害者意识的历史教育。一方面管制媒体对政权的批判性报道，另一方面默认民众对日本和中国台湾问题的过激言论。这一怪现象在半个自由化了的网络空间也发生着。这一矛盾性政策的弊端从胡锦涛政权成立后同时被强化到了大国、周边外交关系当中，但只有对日关系遭到国内民众的‘反日’情绪的影响而无法正常进行。这是意味深长的瓶颈。”
从我站在日本公民的立场来说，不管从历史、现在，甚至未来的角度看，“日本”这一具体而实质性的产物对这些政策、态度及依赖和正当性、成熟性及现代性是有责任的。因为它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内政，改变中国的历史。
或许，饱受争议的东海油气田问题和毒饺子事件是个典型案例。
关于东海问题，中日官方在2008年6月达成原则性共识，随后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10年4月12日，正出席核峰会的胡锦涛主席和鸠山由纪夫首相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会晤，讨论了东海问题。鸠山首相说：“两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没有进展，您能否跟有关部门打声招呼？”胡锦涛主席回应说：“我们重视并坚持协议。”
毒饺子事件，自2008年1月以来，长达两年多时间一直困扰并纠缠着中日高层和政府间的信任关系，2010年3月底突然得到暂时解决。不过，我从东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处了解到，“中方当局突然公布嫌疑人，而媒体之前没有任何过程报道。看到这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日方媒体人以及民众不得不产生质疑，即那位被弄出来的罪犯是否是替罪羊？”
在观察这些敏感问题的过程中，我始终无法摆脱一个问题意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影响对外政策的？之所以说对外，而不仅仅是对日，是因为日本因素对中国民族主义起的作用具有持续性的同时也日益相对化，即它对其他国家——美国、法国、印度、韩国甚至朝鲜等，也越来越发挥作用。谷歌风波如此，家乐福风波亦如此。
当代中国以网络舆论为代名词的民族主义正在呈现出对日相对化和对内普遍化的态势。这一现状对主张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来说是个难以解决的“麻烦”，尤其在2008年到2010年这一“国家大事”密集的时期，有关部门高效治理舆论环境，加强控制媒体报道，保障稳定压倒一切和经济发展优先。
然而，有一点值得警惕。当多年被压抑的民间力量带着浓厚的“排外主义”形成集团势力，并超过官方控制能力时，由于中国外交人士和部门无法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地展开对外政策，因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客观上将受到损害，其国家形象有可能再次陷入低谷。国家形象则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国家利益。权力递减也好，民间崛起也罢，都是现代化国家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的普遍规律。我初步估计，中国将也不会是个“另类”。
2010年，我回日本的机会比较多。在日本，中国仍然是个大话题、大焦点。日本有识之士习惯于拿出国民感情的良好与恶劣来评估日中关系。许多学者当面问我：“加藤君，中国百姓对日本持有什么样的感情，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不明白的是，他们究竟是靠什么途径表达情绪的？”
这个问题提得不错。我回答说：“许多日本人认为中国百姓彻底沉默，言论被当局压制，没有表达个人意见的空间。事实上，这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快速取得网络这一新的话语权。”门户网站的论坛、互动社区、校内网、微博……互联网早就成为我了解中国舆论的必经之道，老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在那里。我对国内的前辈们反复强调，了解中国，必须上网。
有人站起来反驳：“说‘话语权’太夸张了吧。网络语言是虚拟的，网民只是发泄生活上的不满情绪而已，实际上也不需要对自己的语言负责任，决策者不会在乎的。”
在日本，不管它是真实还是虚拟，网络语言对政府的决策来说是毫无影响力和作用的。一方面，日本百姓只关注个人生活，日益淡化对政治的关注。另一方面，若对政治社会有何意见，他们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合加以表达，比如投票、游行、集会等。
我接着反问：“那为什么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领导人要上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安抚老百姓，鼓励他们要有信心呢？”不管它是真实还是虚拟，当代中国的言论改革正处于逐步开放、多样化的过渡阶段，网络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正在形成唯一的表达空间，难能可贵，政府也在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
2010年“两会”论证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两大崛起：一是民生崛起；二是网络崛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政治改革，都与这些崛起相关。这些现象本身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还不能给予价值判断，而依然处于细腻观察的阶段。
我对“中国网络民意”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并把它定义为：在当前中国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特殊发展阶段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上获得了意见渠道的新公民表达的集团化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力量。
网络民意往往是不可控的，这帮人“不怕死”，对政府足以形成崭新的社会压力，有时甚至成为“看不见的敌人”。它有以下四个特征：一、大众化。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过去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观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他们原来属于不具备话语权的弱势群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们逐步把网络视为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把它视为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二、体制外。网民已超过4亿，网络民意也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但它属于体制外，其原因归结于它的匿名制。三、情绪化。网络空间与其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平台，不如说是发泄生活情绪的途径。大众也好，体制外也好，这一广泛的群体往往属于缺乏政治权利、财富基础、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四、极端性。由于大众化、体制外、情绪化三方面原因，网络上的言论往往趋于极端化。
网络民意无疑成为海外中国观察者的新关注点。约翰·奈斯比特先生在着作《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里提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的，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这段话给我提供了线索。网络民意与政策回应的互动相当有趣，它有着内在逻辑和机制。网络民意正在促使中国决策过程变得更加开放、民主、透明。就民意对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分量而言，如今，中国与日本、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前者以庞大的网络资源为支柱，后者以选举、上街游行等程序为支柱，逐渐形成“殊途同归”的关系。
那么，对网络民意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这一命题，我们心里大概就有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