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户籍新政”这一重要民生话题在中国舆论界讨论得如火如荼。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居住证转户籍需要满足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７年；参加上海保险满７年；依法纳税；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无违反国家及上海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等条件以及在上海作出重大贡献并获得相应奖励；在上海远郊地区教育、卫生等岗位工作满５年等优先条件。
我对新政有三点看法：从手段上看，这个办法一点都不新，采取的是过去的购房落户的老一套，至少没有跳出最近同样变热的蓝印户口；从动机上看，它出于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基于体制改革、解放思想；从受众上看，是面向一部分精英分子的垄断品，而不是为绝大多数献出血汗的老百姓服务的公共品。它不会吸引广大老百姓的关注和配合，它也不可能摆脱先富论和城乡二元化的改革困境。《办法》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有局限性的。总之，此轮户籍改革并没有真正到位。
作为一个出生在日本农村，而且搬过许多次家的人，我对中国的户籍制度难以产生亲切之情。每一个日本人都理所当然地有户籍，更严格地说原籍，大部分人的原籍和当前的所在地是不一样的，但这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每当我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母亲到所在地政府的窗口去申请全家的“住民登录”，一家五口人就自然成为这里的居民，随后就自然享受所在地提供的教育权、医疗权等。当然，日本每一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生活环境是有差距的，但这与户籍制度本质上无关。许多年轻人离开出生地，走进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名义上、实际上都成为所在地居民。日本人本身不具备什么城市人、农村人、本地人、外地人等意识，因为户口对日本人来说不是身份，更不是自我认同。
反正，户口对日本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形式，对于国民的现实生活不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日本人对户口是陌生的。坦率说，我也是来到中国以后才真正开始思考户口这一问题。因为中国人与户口的关系呈现出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若没有户口，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户口在我看来制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两个极端：既保证了三十年以来GDP增长率，也给未来走向增加了政治成本。
我相信，除了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并具有当地户口的既得利益者外，绝大部分中国人对现存的户籍制度是不满意的。在老百姓眼里，它既不公平，也缺乏人性化。在知识分子眼里，它既是停滞不前的，也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改革的阻力一目了然。对于城市来说，户口制度的存在有利于“地方第一”主义，既有利于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保持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同时更加高效地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农村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取消户籍制度后农村陷入破产。谈到农村，事实上，在土地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户口方面也很难动手。在我看来，取消户口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相结合是农村改革的必经之路。
政府为什么保留或维护目前的户籍制度呢？我们要知道，政府的做法永远都不会是“不成立”的。它对政府来说自然有其道理，但制度的真正合理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满足国民幸福指数的客观需要，是否成为了这一指数的客观障碍。
从经济的角度讲，户口制度是中国为了实现工业化采取的，为了工业的发展而消耗农村的制度遗留。现在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进入科学、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时代，政府再也不能利用户口剥削农民了。从政治的角度讲，农业户口意味着极少的发展机会，保留农业户口则意味着受社会的歧视。从教育的角度讲，户口在高考中作用极大，不同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在升学方面的待遇完全不同。
总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还需很长一段时间，前景不容乐观。不过，与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来华后的感受相结合进行思考，它最后要达到的境界是：户口不等于身份，身份不等于自我认同。到那时，城市居民、农民工等身份和认同将彻底从社会中退出，无论是北京朝阳区出身还是贵州毕节出身，你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中国公民。
同一时期，在中国民生范围内广泛被讨论的焦点，是五一黄金周休假问题。
毋庸置疑，所有人都喜欢休假。在平时繁忙有序的上学或工作中，能够放假，给自己放松的时间，是很快乐的事情。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常说“休息是为了更好的战斗”，这恐怕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认识。
我们日本人把休假理解为两种，一种是休日，指的是所谓周末，劳动法规定每一个国民在一周内至少休一天假。另一种是祝日，指的是所谓节日。根据《关于国民祝日的法律》规定，适逢祝日，国民是有权利和义务休假的。我们通常带着喜悦的心情，把它称为“国民的祝日”。自从2007年以来，它一共有15天。这数字在发达国家里面最多，有人曾经提出过，这一事实与日本人的“工作狂”之国民性背道而驰。
我来到中国已有七年，发现中国与日本的休假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关于相同点，两国政府都对休假进行了明文规定，明确休假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当局所制定的法律被执行的过程中，通常带着执行上的调整和政策上的变迁。
关于不同点，日本的假期一般都是短假，除了最重要的元旦前后的长假（12月29日之1月3日）之外，其他基本都是一天。“国民的祝日”却有很多种，包括建国纪念日、天皇诞生日、宪法纪念日、儿童日、成人日、绿色日、体育日、文化日等。种类多和休假短是日本祝日的特征。相比之下，中国休假的特征是种类少和休假长（“节日”和“休假”不同）。
中日假期的差异，是由历史和国情的差异决定的。每一个国家对“国民的祝日”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的需求以及背景的变化随之调整的。笔者认为，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有关休假的讨论也不例外。
3月25日，广东省政府召开“五一”黄金周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五一”放假全套方案：5月1日至7日放假，其中1日为国家法定节日，2日、3日为周末，4日、5日与9日、10日对调，6日、7日为带薪年假。
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回应说，“各地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单位可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和职工本人意愿，灵活安排”。
3月27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27日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规定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国办关于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要求，不再进行调休。
看到这条消息后，我有几点感触。
首先，我对于这三天内在广东省政府与国务院之间，即中央与地方之间展开的“交涉”感到惊讶。其他地方政府也在考虑当地居民的劳动生活、旅游业发展、扩大内需、经济刺激等情况下，积极参与这场交涉。更令人欣慰的是，交涉的中间还有媒体和公众，即舆论的参与。那几天，我也听到政府官员、专家、媒体以及普通老百姓密切关注“要不要恢复五一黄金周”的不同声音。中央与地方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精英与草根之间，大家讨论得热烈而广泛，积极而活跃。这一议题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了，将持续地开展下去。
其次，今天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休假？政府提出与以往不同的法规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冷静回想，虽然日本国民与以往相同，与中国人相同，仍然喜爱休假，没有休假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对于休假的立场似乎已经“定型”了。至少肯定的是，休假不太可能引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也不太可能引起民间广泛而积极的参与。日本人对休假的态度，已经有所淡漠，觉得“就这样吧”。
之所以当代中国人这么密切地关注休假，并对此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因为国家正在改革中，社会正在转型中，人民正在崛起中。休假也许是牵涉到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最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它既是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义务，也是公众必须维护的权利。
无论是制定休假，取消休假还是恢复休假，它是需要过程的。它既不该自上而下，也不该自下而上，是应该官民互动的。舆论的碰撞总是有好处的，从长期和大局看，更是利大于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