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软弱无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原因。本来“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人情之常。我们自己不能振作自强，自然引起邻国的垂涎。最近英国《曼哲司德卫报》有一篇文章里说的最好：“中国之弱在日本人眼里是一种引诱。日本之强可以抵抗一切，只不能抵抗这里引诱。”中国的统一自强正是造成一种叫日本不能不顾虑的新势力。这是太平洋新局势里的第三种新势力。有了一个可以独立自强的统一中国，其他的种种新势力方才有个核心可以附丽集中。
这是近年的日本暴力引出来的三组新势力。加上日本，共有四组势力，渐渐的形成一种太平洋上的新均势局面。在这个新均势里，日本只是几个因子之中的一个因子，他处处不能不顾虑到其余的那些势力，所以就不成一个独霸的局面了。
最后，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些新因子是可以造成大战祸，也可以构成一个和平解决的新基础的。为祸为福，全靠政治家能不能充分明了这个新局势，能不能充分运用他。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日本的能不能有一种彻底悔祸惧祸的决心。
（5）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2)
如果日本还不明了他所造成的太平洋新形势，如果他还在迷梦里自命为支配东亚命运的唯一霸者，如果他还要逼中国走到铤而走险的路上去，——如果这些新兴的势力不能好好组织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去发展，——那么，这个新均势必定引领我们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战争，先起于中日的冲突，逐渐的把太平洋上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卷到那奇惨奇酷的大漩涡里去。没有一个太平洋国家可以希望幸免的。
但是，如果世间还有远见政治家，他们一定可以从这个新均势里看出一线和平的新曙光，看出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新础石。他们应该可以明白，这一群新兴势力正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太平洋区域的“集体安全”的和平新机构，在那新机构里，苏联，美国，英国（和他的太平洋上属国），和中国日本都应该平等的参加，共同的商榷解决太平洋与全世界的安全和平。有许多问题，彼此不能单独解决的，在那个国际新机构里，应该比较容易有寻得解决的可能。
总而言之，日本独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是过去的史实了。为日本的前途计，正如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两国的远见人士都应该睁开眼睛认清这个太平洋上的新局势，都应该想想如何运用他来图谋我们两个国家的长久的安宁进展。“盲人骑瞎马”的蛮干是必定会把我们的国家陷入不堪设想的惨痛里去的！
一九三七，四，十夜，改稿
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哥伦比亚电台广播系统给本人有这个机会来谈论“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个重要的题目，本人深深的感激。自从六天前本人到贵国来，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向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什么呢？首先我要向列位郑重说明，一切中国思想清楚的人并不期望美国卷入这个战争之中，中国没有权利冀求任何第三势力加入东方目前所进行的战争。以我本人来说，我对于美国人民广泛要求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愿望寄予极大的同情。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目前为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寄予很大的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而且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日战争之中。
所以列位对中国极大的同情和列位对于避免卷入战争之中极大的愿望是全然相符一致，并行不悖的，并不是因为列位不爱中国，而是因为列位更爱你们自己的国家，而这个想法，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希望断然且郑重地向列位表示说，中国思想清楚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把美利坚共和国拉入这个战争中的缘故。贵国人民力求保持中立和置身战争之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和合法合理的。
但是请容许我给列位一个警告。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是就是够使你们免于战祸？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就真的可以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吗？请让我告诉列位一个最近的历史事件，最近一次大战于一九一四年爆发时，本人正在贵国求学。我记得很清楚，我确信列位也记得，那就是威尔逊总统宣布中立的文告。在其中他命令美国人民保持中立，不但是行动上而且精神上都要保持中立。的确的，美国真正获致置身战争之外几乎达三年之久，虽然以种族上与文化上来说你们是同情英国的，虽然你们对法国负有历史上深切感恩之情，虽然感情上你们对比利时有亲切的同情，虽然你们全国力求置身战争之外达三年之久，而伟大的威尔逊就是因为他能够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才于一九一七年获得当选连任总统。可是后来情势转变，这位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三年之久的人也就是于一九一七年初向国会要求授权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而后来要求对德宣战的同一个人。在我于一九一七年乘船返国之前，美国已经卷入战争之中，已经与联军并肩作战，以作战来终止战争，使世界得以确保享有民主政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事把贵国人民拉入那次大战中呢？当然不会是那些宣传者为联军的目标所作的流利的恳求吧。因为那些话在最初三年中显然是失败的。当然不是银行的利益与军火商吧，因为威尔逊毫无疑问的并不是华尔街与那些会因战争获取利益者的朋友。把美国拉入战争之中的是德国在墨西哥边界挑动的事件以及公海上所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等的一连串事件所促成的。说实在话，德国黩武主义者逼使贵国加入战争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这个历史前例仅是二十年前的事，在列位的记忆里应当还是很新鲜的。其寓意是说仅靠爱和平，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一种使和平可藉以实现的建设性和明智的政策，绝对不足以安全保障一个国家使其免于卷入战争之中。
在这个拥有无线电与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中也不会有所谓孤立的国家，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战争与和平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任何战争，进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总不免渐渐的把许多其他国家卷入战争之中，不管中立也好，绥靖主义也好，都无法使你们置身度外。
一个侵略的国家中的黩武主义者逼迫你们加入上次大战之中的愚昧行为，仍将同样的把你们拉入目前这次战争中，我们不要忘记无限制的潜艇战争把贵国卷入战争之中，这种事将会变成为无限制的空军战争把贵国拉入这次战争之中，所以不久列位将会看到一桩一桩的事件，一项一项的抗议，那时候你们爱好和平的国家会突然感到自己陷于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和一种战争的情况中。那时候列位会发现现在热切努力以求使贵国不卷入战争之中的绥靖主义机构可能会同样热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大战中再一次地以战争来终止战争，又一次的使世界得以确保享有民主政体。
这个就是我所要提出的见解，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我确实相信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人民是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来体会到这一个国家是具有充足的力量，来担负这种为维持国际和平建设性的领导地位，而不至于招致卷入国际阴谋与战争中的危险。相反地说，这种积极的国际领导地位结果将会是达成避免卷入战祸中最有效的方法。
三十二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制止日本和俄国血腥的战争而促成日俄和平，他有没有因此把一个国家卷入战争之中呢？
再提一个例子说明：十七年前，美国政府召开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带给远东十年的和平，并且遏制了海军军备竞赛十年之久。那个会议有没有因此把贵国卷入战争之中呢？
我确实相信你们这个伟大国家将要决定的是要过一种老式的完全孤立的国家生活而心满意足，或者会要鼓舞自己来担负实际和有效的国际领导地位，而变成为这个无线电与空中运输的现代世界中最强的国家。这个要贵国当机立断的时候不久将会来到的。
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
今日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有二：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突；二，日本军国主义和新世界秩序道德的限制之间的冲突。
国家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名辞，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说来，一直都不曾丢失其国家意识。这种国家意识就是建立在种族、文化、和历史统一性的坚固基础上。所以外来的文化到了中国都无法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抗衡，外族的侵略也无法在中国长久立足。
中国抗日的情绪和行动就是愤恨和抗拒日本侵略的表现。这种情绪和行动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同情。
每次抗日情绪爆发出来或者抵制日货的行动，都是由于日本早先进行一连串的侵略行为所引起的。例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引起一九一五年抵制日货的行动。日本在巴黎和会拒绝把山东半岛归还中国引起一九一九年中国全国的学生运动与再度抵制日货运动，也对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国民革命具有很大的影响。
那六年期间日本得寸进尺，贪求无厌，非达其占领等于欧陆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部，势难停止。六年间中国人民忍气吞声忍受了种种人类耐性所难以忍受的诡谋和侮辱。到了今日已忍无可忍，因而爆发了此次不宣而战的战争，爆发了这个中国为求生存而战的战争。
中国国家主义的正常发展有利于东方的和平乃毋庸鄙人赘述的事实。凡是一个又庞大又富裕而防御力薄弱的国家往往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争夺割据的场所。中国近数十年来就是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可是有远见的政治家认为中国的自由与独立为远东和平之所赖，所以才产生了在华府签定的《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独立，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并予以机会藉以充分发展一个安定与有效的政府。
可是中国一直未能达成《九国公约》所期望的，直到最近十年中国才获得统一，尽力使学校交通通讯等等现代化起来。但是我们的邻居却无法容忍中国建立起“一个安定与有效的政府”。中国需要和平，但六年中日本发动七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却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并一次又一次宣称要粉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
总而言之，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并声言要粉碎此项自强的努力。所以我说中国为生存而战并不是夸大其辞。
以上为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所关连的，却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一个新世界道德限制间的冲突。这也是罗斯福在芝加哥和国务卿赫尔在托伦多演讲的主旨，而由国联大会在十月六日采用的决议案。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因为这个理论也是所谓“没有”的国家有“权”侵略和掠夺“有”的国家论调之依据。
以历史观点看来，意、德、日三个所谓“没有”的国家，兴于一八七零年左右，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先后步人帝国主义争战的场所，利用弱肉强食的理论攫取了好多殖民地。
但是转入本世纪时，国际关系上渐形成一个新的较为合乎人道的理论。即好事侵略的俄国沙皇也主张召开海牙会议并助以建立第一个国际法庭。一九零零年美国宣布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各民主国家也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发起和平基金会等，显然国际间为求产生一个新的和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的理论。
这新的国际主义并不因为世界大战而减弱，由于大战的牺牲，大家反而更加强更热烈支持这个理论。甚至二十年前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的文告中亦提起国与国之间就须像人与人之间遵守同样的行为准则和对错误所负的责任，国际和平需要各民主国家同心协力来加以维持。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被普遍赞扬为这种国际理想主义的领袖，尤其是他的十四点原则被奉为这个世界新秩序的金科玉律。
不管人们对《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可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少在国联的建立上显表出来。国联公约上的尊重各国领土的完整，对于国际纠纷应用国际咨询、仲裁和调解来解决，并以经济制裁来对付那些违背国联公约的国家。十多年来，国联成为人类所能创造的国际和平理想的具体象征。
在这段期间几个同样理想主义的条约也签订了：例如《九国公约》、《海军裁军条约》、《洛加诺条约》，以及认为以战争解决国际纠纷为非法的“凯洛格—勃莱恩德公约”。
这种新世界秩序仅对于小而弱的国家有利是不确实的。大而强的国家照样获得利益。如果其中有何偏袒，该是强国更为有利。举例来说，法国在这几年间获得最大的安全感，英国实际上已放弃把新加坡建造为海军军港的计划，老是埋怨“五五三海军条约”限制的日本在这段期间的国际声望与地位是十分高的。
